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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海贝勒:“代表”概念的回顾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更新时间:2019-06-06 00:28:45
作者: 托马斯·海贝勒  
Dryzek)提到了基层的参与式预算、村民选举、公众听证会、政策咨询会和村民大会,将其视为中国典型的协商过程。(52)这里的问题是,这些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代表”有关,或者说展示了赋权的特征。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通过三个代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体现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利益及其现代化发展,因而也是其发展状况的具体体现。这种代表涵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代表或体现中国人民及其利益;二是从象征层面代表或体现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未来的发展(也就是发展理念)。这种理论主张正好是希尔斯(Edward Shile)和其他研究者所提到的“制度魅力”(institutional charisma)(53)。虽然像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有魅力的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着持久的影响,但是,制度的魅力与单独的个人无关,而与中国共产党这个特定组织有关。就制度的魅力而言,重要的不是该组织中是否存在着各种派系和不同的利益团体,也不是人口中的所有人还是大部分人、抑或是只有部分人支持该组织。相反,问题在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是否拥有“巨大的”且有效的权力,它是否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这些人对该党的使命坚信不疑。在这里,代表与权力、权威和意义所处的场所紧密相关,也就是与符号化的权力代表密切相关。

   在中国,互联网产生了新的代表类型和集体行动,“互联网技术发挥了加强联系的作用,促使人们在网络上寻求各种新奇的或者内在形成的、新的共同体(‘集体机构’)和行动者”(54)。通过在互联网上发表博客这一方式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同时在科学层面被归类为“链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这种行动建立在利用科学技术传播个人经历的个体参与的基础上,它作为建立新型人际网络的平台而发挥着作用。这些人际网络有时被称为“利益电子共同体”(E-communities of interest),指的是通过处于不同地点的人们的共同利益而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网上聊天网络是“具有灵活性的组织”,它们提供了“网上集会的场所”,协调“线下活动”,并形成“人际信任”。(55)于是,新的代表类型出现了。

   不过,即使是政府也试图在努力通过加大力度回应公民的要求来证明它们代表的是人民。陈济冬等人已经指出,中国1/3的县级政府会对公民在网络上提出的要求、批评和建议作出回应。

  

   四、关于代表的中国话语

  

   中国关于政治代表的讨论涵括了大概十几个主题。我们将选择性地介绍一些与政治代表的中国话语有关的文献,以便阐明这一讨论中的关键论点。

   (一)西方的和中国的代表类型:赋权性话语

   冉昊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了代表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他区分了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与民主的代表(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前者指的是具有制度安排的民主环境中的代表,而后者被理解为是多种民主制度,它与群体的代表的选举有关。根据他的观点,民主的代表的“形式”(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村民选举、参与式预算等)可以被归类为也能存在于非西方式民主背景下(如中国)的“民主的”制度。((56))

   王绍光提出存在两种类型的民主:“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和“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后者是西方式的,其特征是存在正式的选举,从而使得精英政治家能够成为大众利益的代表。而前者是中国类型的民主,指的是一种负责的、可及的、自主的治理形式,它服务于人民,并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核心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类型优越于“西方的”民主类型。在王绍光看来,中国的领导层通过“群众路线”(在中国,它相当于参与)来解决人民的要求。因此,中国的代表型民主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西方类型的民主:(1)中国人民偏好于实质性民主而不是程序民主,这意味着中国的代表在人民当中展现出更高的合法性;(2)代表型民主比代议型民主更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3)中国的代表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要求,而西方的代表代表的只是人民的主观意愿。(57)

   景跃进发现中国存在两种代表概念:(1)由(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政党所体现的自上而下的代表;(2)民主的代表。他指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种类型的代表的政治地位要高于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因此,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政治组织是由党控制的。现在,由于中国面临着对民主的、自下而上的代表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两种代表之间的张力可能会增大。因而景跃进指出,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而言,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协调这两种类型的代表(自上而下的党的代表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的代表)(58)。

   汪晖关注了全球性的“代表危机”,将这一危机视为全球性的政党危机。在汪晖看来,一种“后政党的”政治制度比任何传统的“政党政治”更适合于当今的中国。“后政党政治”在这里指的是,虽然政党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具有的那种代表性以及回应性的政治逻辑。我们必须通过“群众路线”培育起一种新的代表性。(59)

   (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话语:改善治理和代表

   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杨雪冬指出,分析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从当前中国的制度需要适合于当前制度的结构和机制这一视角出发,任何从“西方”视角展开的分析都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他将中国的治理体系归类为一种还在发展的“混合体系”,也就是传统的、现代的和外来的经验的混合。在他看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还在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是在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语境下进行的。(60)

   袁兆霆考察了“代表性”的特征和人大代表的特点,提出了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的建议:(1)代表应该依照对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占比分析经选举产生;(2)应该更频繁地实行直接选举;(3)应该重视人大代表的专业化;(4)应该为代表建立起收集和分享信息的特定平台。(61)

   (三)由中国共产党体现的代表:主导性话语

   黄小钫提出,代表是现代政党的核心功能。在中国,只存在一党制,能够追求人民的长远利益,因而保证了其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过,就像在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和运动的出现,其代表功能弱化、问责机制缺乏的问题。因此,黄小钫建议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其与代表着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咨询,最终成为在各种彼此竞争的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平衡的力量。(62)

   我们所选取的这些文献表明,在中国关于代表概念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在多种话语叙述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议题与作为特定代表类型的“群众路线”概念有关,党通过群众路线收集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再将它们转变为具体的政策。

   (四)代表与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思想是由毛泽东在1920年代提出来的。当今它依然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石。该术语是由毛泽东创造的,它一方面被党视为与制定和实施政策有关的理论,另一方面被视为与党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有关的理论。1943年,毛泽东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如下概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63)

   依据这一观点,党的任务的具体范围是通过与“群众”的互动来决定的。将群众的观点识别出来,以意识形态上正确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然后将它们转变为政策。然后,反过来将这些政策解释给“群众”听,直到他们自觉地支持这些政策,并在党的领导下将政策转化为行动。

   政策的正确与否在“群众”的实际工作中来检验。此后,必须再次收集群众的意见并将其转变为新的政策。在此意义上,群众路线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贡献。在毛泽东看来,以群众的需要和意见为导向就会避免出现党员干部脱离普通群众的情况。

   这种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指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产生自下而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密切联系群众,党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任务和政策。这些任务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需要和实际经验来制定,以便使党的政策更加接近群众。依据毛泽东的观点,只有在群众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党的政策是一致时,他们才会支持这些政策。

   景跃进在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建立于1990年代)所体现的村民代表中发现了最新版本的“群众路线”。在这种新的“群众路线”政策中,他看到了对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重要推进。(64)

   在王绍光看来,“群众路线”是一种“中国式的”决策模式,它提供了一种与群众的参与密切相关的公共代表渠道。党的干部反过来有责任维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代表。

   “群众路线”观念符号化地代表着党试图遏制党员干部队伍中的道德败坏,并为解决这一问题创建合适的措施和机制。此外,这要求政府官员的行为廉洁清正、远离官僚主义,这将通过与“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斗争来实现,“四风问题”就是中文中所说的“腐败”,它们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是个人思想行为“不正”导致的结果。

  

   五、代表与参与:初步澄清

  

   代表与参与是彼此分歧的概念。1997年,普洛特克(David Plotke)指出:“代表的反面不是参与。代表的反面是排斥。参与的反面是弃权。”(65)代表与代表某人或某事采取行动的权利主张有关,与此相反,政治参与指的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社会)事务的参与,旨在通过影响政府行为来解决集体问题。里博(Jesse C.Ribot)正确地指出:“如果代表没有在地方层面被问责,那么各种参与途径所宣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66)另一方面,代表也需要权力,否则他们的作用就会沦为闹剧。

   在维巴(Sidney Verba)和利(Norman J.Nie)有关政治参与的经典定义中,政治参与指的是那些由个体公民所展开的、或多或少直接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举和/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目标的行为。(67)在《政策分析的艺术和技巧》一文中,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证明,通过公民进行的政策实施也是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一部分参与涵括进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参与这一概念。(68)

   在中国,某些明显的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对政治输出有影响的参与类型。这些现象涉及如下问题:吸纳(在建议和决策过程中将大量党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整合进来)、谈判(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或者这些阶层内部进行谈判的传统,旨在达成最大程度的一致)、集体行动(非组织化的集体行为的具体形式,这些行为效率极高,因而会对政治产生影响)以及关系(社会关系网,甚至是腐败关系网)。

   因此,中国现存的各种参与形式必然会采取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形式或手段来影响政治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的目的与其说是实现社会的解放,不如说是为了解决那些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问题,同时要特别将(地方)共同体中的现有社会关系考虑在内。

出于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我们将提出一种政治参与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也就是群体成员在解决任何影响社会或其成员的共同的公共事务时所进行的合作。这一最低限度的定义可以被应用于有着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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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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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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