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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海贝勒:“代表”概念的回顾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更新时间:2019-06-06 00:28:45
作者: 托马斯·海贝勒  
代表的权利主张是指“有权作为代表或知道什么代表着某个人或某事物的利益”(32),不管是以公开的方式还是默许的方式。不过,这种权利主张通常必然会得到特定受众的认可(或否决)。(33)按照同样的思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谈到了“代表的魔力”,受众看起来是通过这种魔力使得代表得以存在,实际情况却相反,代表通过使某群体被人所看到并公开为其发表意见而使得该群体得以存在。(34)

   布德(David Budde)认为,政治代表有两个基本前提条件:(1)存在一种确保特定行为者能够发挥代表作用的代表功能;(2)存在一个被特定受众认可为代表的行为者。(35)但是该术语也蕴含着代表的合法性问题。布德区分了两种合法性:(1)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意义上的合理程序带来的合法性;(2)前文有关符号化代表的部分所描述的符号化力量构成的合法性。后者主要建立在无意识规则、价值和权利主张这样的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史汀生(James A.Stimson)等人都谈到了“动态代表”,指的是“代表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偏好导致政策行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在此意义上,代表是动态的,因为该观念在其本质上是在时间中构建起来的”(36)。

   在“西方”,我们发现了代表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在明确的代理—委托关系中代理人(委托授权)意义上的代表;作为被代表者的化身的代表;(使被代表者)以可见形式存在的代表,例如,选举制度中的代表使少数派被人所看到。在此意义上,史汀生在如下两者之间进行了有用的区分,一方是符号化的代表(“模式和形象”),另一方是“司法—政治代表”。

   韦伯反过来区分了传统社会中的“获得型代表”(appropriated representation)(宗族头领、部落首领、传统村庄的领头人,等等)、“财产型代表”(estate type representation)与“委派型代表”(instructed representation)(受制于指令性授权的、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37)这一区分意味着,除了将其归属于“民主的”或“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的代表与代表的责任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例如,钱贝尔(Patrick Chabel)和达罗茨(Jean-Pascal Daloz)指明,在保护人与受保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庇护关系的社会中,代表承担的政治责任和获得的信任与党派和意识形态承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中的代表不同。在前一种社会中,代表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人化的,而在后一种社会中,代表更多是非个人化的。(38)

   皮特金提出了“为……行动”(acting for)与“象征……”(standing for)之间的二元化区分,它与政治代表中的二分法有关,即一种是为了或者依照选民的利益行动,另一种是个人或群体的化身。(39)不过,最后她集中关注的是民主背景下的行动以及对被代表者的回应。

   当代的许多学者不满意于这种经典的规范性研究方法,从而引入了新的政治代表模式和方式。例如,鲁埃恩(Didier Ruedin)在如下代表类型之间作出了区分:二元代表、集体代表、直接代表和个人代表。(40)雷菲尔德认为,我们不应局限于受托人(trustee)与委托代表(delegate)之间的区分,而要集中分析(代表的)目标、作出判断的依据和代表的回应性。(41)

   我们认为,在考察非民主背景下的代表概念时,在自下而上的代表与自上而下的代表之间作出区分以及在动员型代表与自发型代表之间、隐性代表与显性代表之间作出区分都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同意梅奥、雷菲尔德、史汀生和其他人的如下观点,即关于“代表”这一术语,不存在任何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例、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唯一的概念、理论和定义。(42)一方面,这一点与该术语涵括了各种完全不同的因素这一事实有关。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使得我们有必要去探究是否存在某个国家特有的、政治性的代表概念。

  

   三、中国语境中的代表

  

   就中国而言,其社会、政治和制度发展过程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涉及各种不同的行为者。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该制度运转的内部动态机制、逻辑和功能。

   在中国,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代表形式: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部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选举、1980年以来县级及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商联的选举,等等)、间接选举(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部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以及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立法机关。此外,选举有助于对地方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就像墨宁(Melanie Manion)指出的,在中国,代表们较少将自身看作是经选举产生的、自动代表其选民的“伯克式的受托人”或者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采取行动的“列宁主义政党的代理人”。他们个人有时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解决其选民的实际问题,在基层,情况尤其是如此。(43)不过,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要参与立法程序、监督地方政府并强化其在提出意见和建议方面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制度化进程,增加了政策的可预测性并提高了政治效率。在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层面,代表个人有时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解决其选民的实际问题,亦即他们是作为选举后的代表(post-electoral representative)采取行动的。墨宁强调指出,撇开选举来说,“选举后代表”问题现在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除了政党—国家体制建立的正式机构中选举产生的代表,也存在着非正式的代表类型。通过改造福井治弘(Haruhiro Fukui)的非正式政治的定义,我们将非正式政治代表定义为“存在于合法政府、制度、官僚机构和类似机制之外的、被人们心照不宣地予以接受但没有被确切说明的代表”(44)。非正式代表的规则不是由政党—国家体制建立的,而是追求公共目标的“非法”手段。与政党—国家体制所进行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对照,非正式的代表类型与社会的自我组织或社会群体的集体行动密切相关。从所发挥的功能来看,正式的代表类型主要服务于权力的行使,相反,非正式的代表类型主要服务于影响政策的制定。在中国,还存在各种不同的非正式代表类型,例如村庄里的宗族和家族、同乡会、社交网络、小圈子、上访者,等等。

   此外,我们也有责任对如下问题作出解释:为什么威权主义语境中的代表能够产生政治输出(political output)并在被代表者中间展现其合法性。合法性(即人们相信,在既有环境中,某一制度是最适合既有社会的制度(45))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判断,即使在威权主义语境中也是如此。雷菲尔德因此指出,代表的唯一前提条件是某事物能够被代表并且代表该事物的事物不受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

   我们会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威权主义政权培育起了与民主政体中的某些制度类似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就像前文所提及的,各种威权主义政体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此外,就像赖特(Joseph Wright)告诉我们的,一党制政权更加依赖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因而认为必须建立起抑制其权力的立法机关,以便保护投资者及其产权不受任何类型的剥夺所侵害,从而刺激更多的投资。(46)不过,这一观点看起来不足以解释威权主义政权中立法机关的存在。在中国,立法机关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容纳有关,目的是减少执政党与新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并代表那些被执政党所忽视的观点和利益,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善治理并保障稳定、合法性、国家的团结一致以及政权的创新性发展。(47)

   在中国,尤其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获得授权的公开会议上,与会代表要代表整个国家、整个体制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代表的是党政体制和/或各级立法机关;他们会向其选民(即“群众”)汇报立法机关各次会议的决议并解释各项公共政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大代表将自己视为代表着特定的单位或地区,而不是选民。

   我们认为,在中国,代表涵括以下要素:(1)它由特定政治实体(可以是政党—国家体制、企业或其他协会、非正式的俱乐部、上访者群体、宗族、地下教会的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等等)授权;(2)利益、观念、传统、宗教以及各群体都可以被代表;(3)代表的行为会对被代表的群体或利益产生特定的影响。我们自己在中国所做的访谈表明,企业家在履行其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时,意图代表其个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观点也符合其他大部分企业家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代表们甚至能够在特定群体中推进身份的建构和群体的建构,从而“构成了选民”。

   但是,如何在中国的情境中理解政治代表观念?我们认为代表的特征具有双重性,既包括自下而上的类型,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类型。“自下而上”指的是与正式或非正式的选举有关的问题,例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村干部、社会团体、业主委员会以及在某种范围内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的领导。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指的是党政机关作出的提名、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主要领导等。除了自下而上的代表和自上而下的代表,还存在被“群众”默许接受的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或者共同体内部的特定观点和意见(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但捍卫人们利益的人物,例如,上访行动、非政府组织、群众组织、媒体(包括互联网)、社会运动、宗族、宗祠中的人物),或者他们至少主张代表着这些利益或观点。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理解是政治代表主张他们是按照某些人(群体)或某事物(例如观念、国家、传统、利益等)采取行动的。通常,代表们各自的权力主张应该得到特定受众的认可。这些权力主张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公开的或默许的。被代表的受众可以是一个组织(群众组织、利益群体、协会、上访团体、宗族成员、村民、社区居民、媒体等),但也可以是一种观念或思想。

   按照韦伯的分类,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在中国是否也存在他所提出的三种代表类型:“获得型”(传统性的,例如宗族、村庄共同体、宗祠、秘密组织、同乡会等)、“财产型”(例如非党员代表、私人企业家组织的代表或者政协会议中的名人)和“委派型”(例如人大代表)。(48)

   在中国,委托人/受托人这样的二分法及其变体在分析方面并没有多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将代表的文化维度纳入分析之中。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根据中国儒家传统,君子因其道德水平高而被视为最佳代表人选。在理论上,任何有意愿提升自己的、有德行的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因此,最佳的代表是如下意义上的“受托人”,他们既具备卓越的才智和完美的德行,又坚持不懈、大公无私地为公益奔走呼号。因此,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代表问题是高度个人化的,其制度化程度较低。

   在中国,代表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认为,代表是什么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代表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代表所做出的真实可见的贡献,其抽象形式则没那么重要。哈瑟勒尔(Michael Hatherell)将这称为“代表的全部曲目”(representative repertoire)(49)。不过,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特定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些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者提及中国存在“协商民主”,也就是一种定义为“为公共目标而在各种公共的、非盈利性的、私人性的部门内部以及各部门之间分享权力和自由裁量权的”(50)协作式治理。人们有时认为,即使存在一种“协商民主”,但在中国“政治协商的领域并不广泛”(51)。例如,唐蓓蓓和德雷泽克(John 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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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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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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