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伟琦: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9-06-04 23:48:38
作者: 刘伟琦  

   【摘要】 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解读为环境资源质量。处置型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而非行为犯,是实害犯而非危险犯,司法解释将其解释为危险犯和行为犯并不合理。非法处置有害物质存在有害物质等量化、减量化和无害化三种形态,司法机关忽视对其进行实质甄别与判断,存在将某些尚未污染环境资源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处置行为认定为犯罪的风险,应当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做限缩性解释。非法处置是指违规处理和利用有害物质,造成环境资源质量下降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是指造成环境资源质量严重下降。凡是非法处置行为没有导致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或者没有造成环境资源质量严重下降的,都应当排除其犯罪构成符合性。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应当遵循同类解释规则,使非法处置行为的入罪范围限定在与非法排放、倾倒具有“等价性”和“相当性”的范围;对环境资源质量的污染程度应做具体的认定。

   【中文关键词】 环境资源质量;非法处置;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据此,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都是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相对于以“非法排放、倾倒”的行为方式构成的污染环境罪而言,以“非法处置”的行为方式构成该罪时,便成立处置型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处置行为与排放、倾倒相同数量的有害物质的行为相比,二者是否污染环境以及污染环境的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有必要从法教义学方面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做细致的解读。而以下问题尤其值得讨论:

   首先,如何理解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1]“对某个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就必然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的宽窄不同”。[2]既然保护的法益影响犯罪构成及构成要素的解释与认定,那么如何认识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将影响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解释与认定。

   其次,如何理解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即处置型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若将其理解为行为犯,则非法处置行为的实施就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既遂;若将其理解为结果犯,则非法处置行为须造成法定的结果才成立污染环境罪既遂。若将其理解为危险犯,则造成法益危险状态就可以作为处罚的根据;若将其理解为实害犯,则非法处置行为须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才成立处置型污染环境罪。此外,如何理解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也影响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进而影响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认定。

   再次,实践中的非法处置行为包括违规处理与二次利用有害物质两种形式,受处理能力以及采用工艺水平的影响,不同的处置行为,其有害物质无害化处理程度以及利用率并不相同,从而导致出现如下局面:处置相同数量的有害物质,却存在有害物质等量化、减量化和无害化3种形态,三者是否污染环境以及污染的程度并不相同。然而,司法实务部门往往忽视对非法处置行为的3种形态做实质甄别与判断,存在将形式上符合司法解释但实质上尚未污染环境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处置行为认定为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风险。为了规避此种风险,应当如何对非法处置行为的含义以及其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做目的性限缩?

   最后,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应当采取哪些认定规则?由于我国刑法对非法处置、排放、倾倒有害物质的行为规定了相同的入罪标准和法定刑,因此就意味着入罪的非法处置行为应当与排放、倾倒行为具有相同的法益侵害性和相当的危害程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处置与排放、倾倒相同数量的有害物质并非具有相同的法益侵害性,其危害程度也并非“相当”。为了确保入罪的非法处置行为与排放、倾倒行为具有相同的法益侵害性和相当的危害程度,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就需要采取符合其特征的认定规则。

  

   二、保护法益

  

   (一)现有理论述评

   关于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以及其他环境犯罪所保护的法益,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根据解释的立场不同,大体上可归为“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纯粹的环境中心主义法益论”以及“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

   1.“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

   该理论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将人的“利益或需要”作为识别环境犯罪法益的“唯一基础或标准”,[3]其核心观点是,“环境因素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刑法保护价值,只有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相联系时才有保护的必要”。[4]该理论是日本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颁布之前,该理论也是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持该理论者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6]

   该理论符合人类长期的历史实践,但时至今日,该理论存在以下明显的缺陷:(1)该理论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根据《修八》的规定,只要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污染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即使没有侵犯生命、身体与财产法益,也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2)该理论忽视环境法益对人类的价值,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由于该理论将人的“利益或需要”作为识别环境犯罪法益的“唯一基础或标准”,因此,若行为没有侵犯人本身的利益,则即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不能对其给予刑事制裁。[7]

   2.“纯粹的环境中心主义法益论”

   该理论坚持以生态为中心的立场,强调“应将伦理平等的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8]持该理论者在此思想基础上,将环境犯罪理解为危害生态系统自身的犯罪,认为其保护的法益是“自然环境”[9]或者说是生态学上的环境及其他环境利益。[10]在持该理论者看来,环境法益应当成为环境犯罪的独立法益,司法解释应当“紧密围绕环境法益展开合目的性解释”。[11]

   在持该理论者的视阈下,即使没有人身与财产法益的侵犯,只要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侵犯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以环境犯罪论处,因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是,该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该理论强调将“伦理平等的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实际上是主张对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同样要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平等”,[12]即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与人类具有平等的权利义务(生态要素平等主义)。这无异于“将生态界其他成员与人等视同观,认为他们存在和人的存在等价”。[13]如果严格贯彻此种观点,那么当人类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行为侵犯其他生物的平等权利时,就应当加以禁止。如此一来,人类修建水利大坝、开采各种矿石、在大山深处修建道路桥梁等大型工程必然会不同程度地破坏一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因而上述行为都应当禁止。但是,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其次,既然持该理论者认为人类的利益不能优越于环境利益,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禁止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污染环境。然而,当今社会离不开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废水、废气及废渣,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在工业生产不可或缺以及工业污染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为了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各国通过颁布污染许可的标准,使工业生产的污染处在一个“可接受风险水平”。[14]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实际上是国家确定的生产污染的“可接受风险水平”的评价标准。这说明我国环境保护法并不禁止所有的环境污染,只是“禁止人类对环境的过度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15]因此,该理论与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并不相符。

   3.“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

   持该理论者认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命、身体机能与财产等相关的利益,二是与此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保持。”[16]德国学者一般也认为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像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17]该理论实际上是将环境法益、传统的人类法益并列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法益。只不过,该理论对环境法益有所限制,即“只有当环境作为人的基本的生活基础而发挥机能时,才值得刑法保护”。[18]该理论是德国刑法学界占主要地位的理论。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实际上是前两种理论的折中,因而可以将该理论称为“折中理论”。“折中理论”克服了前两种理论的缺陷,在我国逐渐获得较多学者的支持,[19]大有成为主流理论之势,但该理论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

   一方面,“折中理论”将生态环境法益和生命、身体、健康等传统的人类法益解读为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根据《修八》的规定,即使污染环境的行为没有侵犯生命、身体、健康等传统的人类法益,只要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也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既然如此,生命、身体、健康等传统的人类法益就不是设立该罪保护的法益。

   另一方面,“折中理论”并没有给抽象的环境法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使得运用法益理论指引犯罪构成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益理论限制司法权的功能陷入困境。虽然持“折中理论”者将环境法益限制解释为“具有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基础的机能的环境”,[20]但是“环境”一词过于抽象,并且时至今日,学界对何谓环境法益尚未形成共识,其“在内涵、外延、主体以及性质上尚存模糊与争议”。[21]其实,即使将环境法益作上述限定性解释,也无法消除其带来的争议。例如,家庭环境、居住小区的卫生环境、绿化环境、安宁环境等是否属于“具有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基础的机能的环境”?对此疑问,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如果以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法益指引环境犯罪的解释与认定,那么难免使该罪的司法适用陷入混乱。

   (二)人本的环境资源质量法益之提倡

   笔者认为,在解读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时,应当根据我国环境刑法与环境法的实然规定、法的人本立场以及有利于发挥法益的解释论机能对其进行合理的界定。

第一,结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应当将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解读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质量。在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以违反环境保护法规为前提,即污染环境罪是行政犯,[22]因此,对该罪侵犯法益的解读不能脱离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此条规定包含以下信息:法条所列举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均是环境资源;我国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某些天然的和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环境资源,其判断标准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此外,如前所述,我国环境保护法并不禁止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其禁止的是对环境资源质量的污染和破坏,所保护的也正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资源质量。所以,环境保护法实际保护的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质量。那么,设立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也应当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质量(以下简称环境资源质量,本文使用的环境资源质量也特指上述含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58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