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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

更新时间:2019-05-31 15:36:34
作者: 周黎安  
不同的研究进路也使得我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如果两者之间可以进行建设性对话,想必能够引发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探索新理论。

  

   下面我将围绕黄宗智的两条研究主线展开对话,首先概述其主要的研究发现,然后陈述我的解读与引申,之后再进一步讨论由对话引出的新问题和新思考。

  

三、中国法律史和基层治理


   (一)黄宗智的研究

  

   黄宗智关于中国法律史和基层治理的研究贯穿了一条主线,那就是中国司法判决与民间调解互动、混搭的司法实践。关于清代司法实践的研究是基于四川巴县、河北宝坻县、台湾分水府和淡水县翔实的民事诉讼档案(黄宗智,2001[2007])。聚焦于民事诉讼是因为在朝廷看来,婚姻、财产、家庭、债务等方面的纠纷与刑事案件相比属于无关紧要的“细事”。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史学)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司法审判更多是一种基于道德教谕的调停过程,如果这些论断是对的,在官方认为不太重要的民事诉讼案例里应该会更强烈地体现西方和日本学者所期待的特征,因而能够更好地检验西方理论对于中国司法传统认知的适当性。黄宗智从清代翔实的民事诉讼档案中发现,当民事纠纷诉诸法庭时,县官首先是尽可能在法庭之外引导社区或宗族调解,如果调解失败,当事人将诉讼提交至法庭审理,县官则会严格按照清代的法律进行判决,而非扮演调停的角色。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贯彻的是“实用道德主义”,最集中地体现在明清法律当中“律”与“例”的区分之中。“律”是官方关于道德以及行政-刑事原则的规范性表述,而与时俱进、内涵丰富的“例”则包含了操作性和变通性的审判条例。将“律”与“例”并列于清律之中是为了让原则性表述对具体实践产生指引和约束,但有时“例”与“律”的要旨相差甚远,反映了官方法律表达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背离与张力。这里没有西方司法理论所包含的国家权威与个人权利的对立关系,国家权威与个人权利被放在社会和谐的框架里加以界定和调节(黄宗智,2001[2007]:6)。

  

   黄宗智关于清代司法判决与民间调解关系的进一步探究引发了“第三领域”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黄宗智,2001[2007]:91-111)。“第三领域”是介于西方理论所强调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半官半民解决纠纷的一种混搭式实践。当民事纠纷发生,告到官府的时候,县官的初步反应是鼓励庭外民间调解,启动县官主导下的民间调解过程。如果和解彻底无望,则正式进入法庭审理。在具体调解过程中,县官会表达意见或做出暗示,引导社区或宗族寻求和解,而乡保作为衙门认可,同时又是村庄社区首事提名的人选发挥着上传下达、沟通官民双方意见的重要作用,当然有时也无法避免乡保作为中间人上下其手、滥用权力的情形。

  

   介于官方正式判决与民间非正式调解之间的“第三领域”,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将正式和非正式的司法体制包含在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中,“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黄宗智,2007:167)。在清代三县的628件民事纠纷案例中,有三分之二是通过这种半官半民的庭外调解结案的。西方国家解决民事纠纷一般通过诉讼和司法判决,如果以此视角看待中国的司法过程,则只会关注到县官正式法庭审理的案件。按照上述分析,这其实只构成中国司法体系的冰山一角,民间的纠纷调解和半官半民的“第三领域”被置之度外,显然构成对中国司法实践的极大误解。

  

   “第三领域”不仅限于司法领域,也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与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相对照(黄宗智,1999)。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处于国家与社会结合部的士绅在公共领域,如治水、修路、救济、办学、调解争端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罗威廉的研究,在近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商人群体也开始介入城市的管理,新型商会与地方行政机构密切合作,在维持城市公益事业、治安、调解商业争端、反映商人群体利益诉求方面作用日益凸显(Rowe, 1984)。国家与社会的交互领域也存在于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村集体、村干部就不属于国家序列(如全民所有制、国家干部),也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和成员,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

  

   中国极具特色的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司法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发展为法庭调解制度(黄宗智,2014b)。区别于明清县官在法庭之外的调解,也区别于西方国家基于对抗性原则的诉讼制度,共产党发展了一种利用法庭调解民事纠纷的法律制度。这种以调解为中心的民事纠纷处理集中体现在离婚法的实践当中。对于有争议的单方面离婚请求案件,法官不是在法庭上直接判决,而是在庭外深入实地调查真相,与原告、被告双方谈话、沟通,甚至引入当事人的单位领导或有影响的人士做说服工作,尽可能促成双方“和解”。1980年的《婚姻法》正式将“夫妻感情”界定为婚姻关系的基础,感情破裂成为解除婚约的前提条件。这极具中国特色的离婚法实践,既承认婚姻自由的理念(同时也否定了旧式不平等婚姻,符合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女性平等的诉求),又保留了法官(法院)进行调解的空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建构。这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兴起的“马锡五审判模式”有着相似之处。马锡五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高级法官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过程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求解决纠纷的和解之道,以防止冲突的再次发生。黄宗智认为,这种民事法律制度应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当然和中国历史上重视调解的司法传统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三领域”的概念引申出黄宗智提出的另一个分析概念:“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2008)。如同司法领域传统中国广泛依赖半官半民的非正式调解制度,中国的传统基层治理也是广泛利用非正式的准官员和简约治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一方面是皇帝专制权力的绝对性,所有官员均由皇帝任命,中央朝廷的权力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官僚政府依靠正式化的公文系统、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清代利用准官员和非正式制度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在基层治理上高度简约。只要民间治理有序,没有重大社会冲突,县官并不干预,默认士绅的乡村治理,除了钱粮上缴和地方治安之外,更多的社会事务是委托准官员(如乡保)和士绅办理。到了民国时期,为了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家政权机构延伸到县以下,设立“区”一级政府。在自然村一级村长作为准官员身份管理村庄,与清代的乡保相比,民国的村长管辖范围更小了,只限于自然村,但职责扩大了,直接介入征税过程,但“简约治理”的模式仍然延续下来了:只要村民不告到政府,村长能够维持征税的指标,他就可以自行其是,政府不会加以干预。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延伸到乡镇一级,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村干部进行了强有力的动员和控制,但同样的,村干部不属于国家干部编制,村干部对村事务拥有很大的管理权。毛泽东时代以“民办公助”的方式大规模普及农村基础教育,就是“简约治理”的一种表现。所以,新中国之后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全能主义”和“科层化”(或官僚化)的扩张,但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层面,非官僚化、非正式化仍然顽强地在起作用。

  

   (二)我的诠释与引伸

  

   拜读黄宗智关于法律史的著述对我而言是一种震撼性的阅读体验。他基于实际发生的诉讼档案,既关注中国官方的法律表达、儒家理想,又深挖其司法实践的具体过程、特征与内涵,对照两者发现“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真是妙味无穷(黄宗智,2007:3)。西方法律理论所重视的正式法律体系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非正式正义体系才是理解中国司法制度及其演化的关键。这是真正击破西方视角、看透中国法治传统的颠覆性视角。经过黄宗智的条分缕析,从明清、民国到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的司法传统源远流长——如同一条“生生不息”的暗河——被挖掘、呈现出来,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形态和内容,既有继承延续,也有创新突破。

  

   理解中国的所有奥秘都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这些不被西方理论关注的“过渡地带”正是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及“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的着力点。官府主导的调停、社区主导的和解以及两者的交搭,这是西方语境里所不容纳的核心特征。我在过去相继提出了“行政发包制”(周黎安,2008[2017],2014,2016;周黎安、王娟,2012)、“官场 + 市场”理论(周黎安,2008[2017], 2018),与黄宗智所揭示的“第三领域”和“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有着共同的关切、高度的对偶性,同时又具有相当的互补性。下面我试图从自己的理论视角诠释和引伸黄宗智理论的丰富内涵。

  

   我们从不同视角切入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更侧重在基层治理,从司法审判的实践与“第三领域”,再延伸到准官员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中揭示出高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和正式官僚化与乡村层面的“非官僚化”“非正式化”“简约化”治理的对照与结合,或者用黄宗智的术语,两者是一种“混搭”的关系。而我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层级治理中发现了在上下级的权威关系中包含着重要的“发包”关系,如目标责任制的层层分解,下级政府作为承包方的自由裁量权,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下级政府作为承包方“自筹经费”的重要义务。“发包关系”更接近于市场上的平等的协商谈判关系,这与正式官僚体制里的上下级等级权力关系既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奇妙地结合(混搭)在一起。相比上下级行政关系的正式性而言,政府内部的“发包关系”更是一种基于长期重复博弈关系的隐含合约、半正式化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式规则和程序的约束相对较弱②。寓半正式化的发包关系于正式的行政科层制之中,从韦伯的科层制理想类型看显然属于一种“悖论性”现象,我称之为“集权-分权”悖论(周黎安,2008[2017])。从“行政发包制”的视角看,“集权的简约治理”所强调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科层化与非科层化的结合,不仅发生在基层官僚机构与乡村的结合部,其实也发生在正式官僚体制内部,因此可以向上延伸和推广。只是在内涵上不再突出作为下级承包方的准官员身份,而是聚焦在职责任务界定、绩效考核和预算包干等方面的“简约治理”特征(如目标责任制、“河长制”)。

  

   从“集权的简约治理”所揭示的基层治理和司法实践的视角看,“行政发包制”落实在基层政府与乡村这个结合部上,就可以更进一步界定为“相机治理”(青木昌彦,2001)③:在明清时期,行政发包关系可以表现为只要不发生社会冲突或民事纠纷,基层政府一般不介入村级组织的事务,村长基本上可以自行其是;当出现民事纠纷时,县官优先启动或借助民间调解机制,让社区和宗族具体处理。只有当调解机制失效之后再采用正式的司法判决程序。到了民国时期,村长承担征税的职责,除此之外仍然延续传统的“简约治理”;新中国成立后,村长承担了征税及其他的行政职责,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享有“简约治理”的空间。

  

“相机治理”确实揭示了“行政发包制”的一个重要维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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