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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

更新时间:2019-05-31 12:23:43
作者: 陈旭光  

   内容提要:2017年,作为年度重大文化现象的电影《战狼2》无论在票房上还是口碑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成功的背后,我们需要进行冷静、客观的深度分析和总结,探寻各种偶然必然因素,以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文章在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的背景下,论述了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新主流电影大片”的由来、构成、类型、美学、文化、不足及未来发展等重要问题,并着重以电影《战狼2》与《建军大业》等晚近新片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关 键 词:电影艺术  国产电影  《战狼2》  《建军大业》  新主流电影大片  类型  文化  国家形象  film art  domestic film  “Wolf Warriors II”  “The Founding of An Army”  new mainstream blockbuster movie  genre  culture  national image

  

   2017年“暑期档”,一部《战狼2》在中国电影市场久久低迷之后几乎是横空出世,创造了一个估计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超越的新奇迹。

   且看下面一些骄人的统计记录:

   上映4个小时票房过亿,25小时过3亿,46小时过5亿,85小时电影票房突破10亿(超过周星驰《美人鱼》上映92小时破10亿的速度);8月6日单日票房4.2亿,成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春节档外单日票房破3亿的国产电影,仅次于《速度与激情8》4.8亿单日票房最高纪录;上映13天破原由《美人鱼》奠定的34亿;单片票房到9月2日已经接近55亿元,单片观影人次突破1.4亿;超越《奇异博士》票房(6.77亿美元票房,折合人民币为44.22亿元),成功进入全球电影史票房排行前100名,这也是亚洲电影首次入席,并且是前100名里唯一一部非好莱坞电影;成为全球单一市场单片票房第三名(排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与《阿凡达》之后)。

   然而,在几乎“全民观影狂欢”,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高涨的背后,我们尤其需要冷静、客观的分析。而且,我们也听到了国内不同的反思的声音,也听到了海外的非议,这些反思和非议也许不尽公正,也许带有偏见,但我们还是应该兼听则明,避免偏信则暗,也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同时不容乐观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影片在海外、在美国的不佳票房。

   如果由我来给《战狼2》做一个客观平和的总体评价的话,我将这样指认:《战狼2》是一部以战争(军事)片、动作片为主打类型的超级“英雄”电影,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主题、当下国家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诉求、爱国主义热情与中国梦的表达欲望相结合,寓言式、隐喻化地呈现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走向,凝聚了国家社会的文化认同,是新主流电影大片中的一脉亚类型(前有《战狼》《湄公河行动》《中国推销员》等,不同于《建国大业》系列,也异于《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等)发展无可争辩的新高度。但《战狼》在某些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价值观表达上仍有一些缺憾和不足。如主人公冷锋的情感元素薄弱,妻子被杀、子弹的交代都不够清晰,这导致了冷锋的形象不够立体。另外,对立面、动机、滥杀无辜的动力等,都交代不够清楚,雇佣军敌方来路不明,动机不清晰,坏得几乎没有来由,而从国家形象建构和国际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战狼》在处理中国与他国尤其是非洲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权力话语地位和文化关系等问题上也还存在偏差。

  

   一、新主流电影大片:背景、由来与阐释的三个维度

  

   新主流大片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最早是评论家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2000年:新主流电影的真正起点》等文章①中提出这个概念。他在文中写道:“新主流电影理论并不是那种体系严密的理论,它实际上只是一群年轻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现状和发现中国电影生机而发出的良好愿望。它的提出不是为了发动中国电影的一场风格革命或者是某种意义的国际化运动。”“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电影,以电影节为转移的影片,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种合适演变途径。”“新主流电影”这个术语提出之后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回应,虽然马宁倡导的新主流电影主要指200万至3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但该文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上出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包容的立场,并对不可逆的全球化发展态势,中国电影面临的国际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自此之后学术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使用,“新主流”这一术语逐渐获得认可,这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趋势和不断宽容的文化语境。但从小成本的“新主流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大片”这样的“升级换代”却是在《湄公河行动》以11.8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小热一把后再次受到学界的严重关注并正式得到进一步的认可的②。因此,归根到底,“新主流大片”本身作为一个概念之所以能得到呼应、共鸣,除了因为不断多元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有了相应的创作上的支撑。无疑,名实相符,能指与所指一致,才能真正确立这样一种新的话语。

   1.新主流电影:对电影“三分法”的跨越

   在中国电影界,长期以来都有一个著名的,虽差强人意不太科学严谨,但又颇为实用、心照不宣的电影“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

   但在整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政治格局、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影响下,在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三分法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差强人意。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发生了一个互相向对方靠拢、互相融合的态势,这就是我曾经概括、归纳过的中国电影的某种流向,即“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商业电影的主流化”“艺术电影的商业化”。[1]

   约自新世纪“大片时代”以来,在香港电影进入中国大陆、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态势下,这三类电影之间发生了互相同化、互相顺应的关系:

   一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具体表现为对主旋律电影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包装,包括明星的参演,如《建国大业》那样的明星扎堆,让观众“数星星”的大片。

   二是商业电影主流化,比如像以前的香港电影,它们本身原来多是纯商业的诉求,喜剧、搞笑、市井市民文化、“怪力乱神”的野史怪谈等,但在瞄准内地市场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向内地靠拢,开始宣扬爱国、革命、国家、民族等“正能量”“主旋律”的理念。在香港这样的“文化飞地”上成长起来的香港电影人聪明机智而务实,也颇为与时俱进,像香港导演的《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中国合伙人》等影片,口碑与票房都取得了某种双赢的效果。

   三是“艺术电影主流化”,比如《黄金时代》这样的艺术电影,以它的传记电影的拍摄方法,对着摄影机镜头的历史真实人物的说话“真是电影”等方式,本来很可能只会拍成一部小众的艺术片,以萧红为传主的传记片,但是导演许鞍华试图对其进行一种商业化的包装和运营,投资不小,明星云集,宣传发行模式上更是几乎按照商业大片的方式来进行。而结果却是,艺术品格的坚守与商业的过高期许之间形成了裂隙,过高的投资终于遭致票房的惨败。而像《白日焰火》《罗曼蒂克消亡史》等电影,更是削平了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界限,成为了一种既具有个人风格性,同时又追求商业性,并在票房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尤其是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的某种“特产”发生了很多变化,毫无疑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化就无法适应中国电影产业大发展的态势。以《建国大业》等为例,此类电影开始尊重市场、受众,通过商业化策略,包括大投资、明星策略、戏剧化冲突、大营销等,弥补了主旋律电影一向缺失的“市场”之翼。而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票房的上升与传播面的扩展也促进了主旋律电影所承担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实施,这是作为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主流电影的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赢。

   因此,在世纪之初,“新主流大片”概念被提出并得到相当的认同,达成的某种共识实际上表征了“三分法”的界限逐渐模糊、逐渐被抹平的事实。

   当下,传统三分法视野下的三种电影如今早已形成非常普遍的互动关系,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从当年的“主旋律电影”到马宁主张的以中小成本电影为主的“新主流电影”,再到我们今日重提的“新主流电影大片”,这是学术研究界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创作的变化而变化的必然趋势。

   2.新主流电影大片是在主旋律电影文化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

   电影与其他艺术一样,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属于特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呈现与文化软实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下文化态势、格局、诉求等的影像呈现。正如克拉考尔所认为的,电影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他主张“电影,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而这基于两个最基本的理由:第一,电影不是个人的产品;第二,电影必须适应大量的观众的愿望。“无疑,美国观众接受好莱坞塞给他们的东西,但,从长远观点看,决定好莱坞生产性质的,是观众的愿望。”[2]3-4

   应该说,在一个文化宽松、尊重受众和市场接受的时代,当下电影对多种社会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机整合,达成了最大的文化“统一战线”。这实际上也是主流电影的另一种阐释,因为只有包容多种文化而不是偏执于某几种狭隘的文化,才能真正形成主流文化。因此,新主流电影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或底线下对当下中国多种文化资源最大限度的宽容和有效整合。这就包括地域或横向维度上的中国香港电影文化、中国台湾电影文化、好莱坞电影文化、欧洲电影文化,也包括其他维度上的传统文化、中国特有的“红色革命题材”的“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等,我曾经描述过中国电影的“大众文化化”趋向即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均向大众文化靠拢,这是从“大众文化”这一视角来透视中国电影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大众文化化”的内涵也包括主旋律电影向“主流化”靠拢,也就是一种主流化的变化趋势。这也就是说,原先的比较偏于单一的主旋律电影容纳了商业性因素,向市场靠拢,走向大众文化,这是在价值观念上比较开放也比较包容的结果。[3]

   新主流大片之所以能在“主流”和“新”的层面上实现突破,是受益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好时机。我们目前的文化战略要求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精神以艺术的形式重新发扬光大,而新主流大片有可能面向最大量、最主流的受众,有机会成为一种“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电影,在政治表现上很主流、在价值观表达和宣扬上也非常投合普通观众。

新主流电影大片以各种文化作为它的资源,比如《湄公河行动》可以说是向好莱坞学习的红色题材电影、主旋律风格电影。类似于《湄公河行动》这样的红色题材电影,若是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绝对是个比较纯粹的主旋律电影,无法像现在这样拍,因为在以前的主旋律电影叙事里有许多限制,比如党性的原则、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性要求等,从而忽略了电影的故事性、戏剧性,也不敢过于渲染动作打斗血腥场面,也不敢树立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等;20世纪90年代还有不少几乎不食人间烟火、苦行僧式的“英模电影”。这些电影很主旋律,但是观众不爱看,这些形象让他们觉得像是神而不是人,没法感到亲切。但是现在,创作者可以超越、可以以机智的手法跨越这种叙事限制,比如冯小刚拍《集结号》,就巧妙地歌颂了对无名的个人牺牲者的尊重,对军令、军纪背后的“国家”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有限度、“不逾矩”的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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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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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艺术百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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