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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水:论话语的合作性转向及其治理价值的凸显

更新时间:2019-05-29 23:44:47
作者: 谢新水  

   内容提要:古希腊以来,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从未隔断,但就这些探索对社会治理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言,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界对话语治理价值的认识发生了转向,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等学者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话语结合的广泛性、话语竞争的普遍性、话语控制的垄断性及其对国际关系和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巴赫金、格莱斯、马丁·诺瓦克等学者又转向了对话语合作性的探索,慢慢打开了探索话语合作性的大门。话语的合作性转向不但是推动合作行动、合作治理、合作社会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推动全球治理形成的首要因素。

   关 键 词:话语  社会性  竞争性  合作性  合作的社会  合作治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一直相伴随。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集体行动中,语言沟通同样不可或缺。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就开始探索话语①的社会性,但就其对话语的治理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言,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工业社会以来,理论界对话语竞争性的认识快速发展,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全面揭示和暴露了话语竞争性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合作的时代”正迎面走来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和认识话语的合作性,并基于话语的合作特性去建构社会治理中的合作行动,合作社会的形成和治理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梳理了理论界探索话语的社会性、竞争性和合作性的历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话语的合作性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的治理价值。

  

   一、话语的社会性及其治理指涉

  

   人类首先认识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探索和认识语言的功能。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便将语言作为认识事物的工具,柏拉图的哲学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解释和揭示真理。作为一种辩证讨论方法和教学方式的“苏格拉底对话”,对“理想国”进行了系统建构,体现了话语的治理价值指向。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语言在诗中的应用,《诗学》是他系统探索艺术语言的成果,但他的《政治学》一书却没有提到话语的治理价值。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觉察到了一种现象:言语通过对世界的对象进行命名而创造了万物,因此他指出了人类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奥古斯丁图像”,即学术界所说的“实指定义”。奥古斯丁将人、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推进了人类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认识。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把语言视为共同体共享的符号、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与人类认识的起源,并希望找到一种通用语言并将其世界化,但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也说明,莱布尼茨意识到了话语在世界共同体治理中的作用。

   到了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哲学的探讨成为同义语,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很多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诠释学和结构主义哲学都走上了语言哲学的道路②。简单而言,语义学和语用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后者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做出的贡献更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L.Austin)、塞尔(Searle)的研究成果对话语的社会性的揭示最为深刻。

   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的契约性。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能在社会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③。这一观点表明: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语言通过一种契约性方式在社会沟通中展示其社会性,契约性体现的就是语言的治理功能,即语言整合了社会。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活动,是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和结果,是整个文明的基础,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论”,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放在日常生活当中④。尽管与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语言,必然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和语言社会治理功能的显露而逐渐凸显其治理价值;但是,探索话语社会性的理论,只有触及到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得以揭示。从这一方面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是指说出了有意义的语句,探讨话语和事实是否相符;话语施事行为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了句子,表明了话语和事的关系;话语施效行为是指说出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是指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一定影响⑤。奥斯汀的理论将话语与意义、事实和行为效果连接在一起,指明了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价值,说明他的理论已深入触及到了话语权,其理论的社会性指向十分明显,特别是话语施效理论的提出,对话语的社会治理意义的揭示有很好的价值。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他的理论“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单一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纯粹语言或逻辑分析而已”⑥。

   塞尔对奥斯汀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他将话语的社会性作为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他认为,即使是语言本义这种明显的交流也需要社会因素的帮助,而不是纯语言所能独自完成的⑦。他将语言的意向性与人的心灵、思想和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并将这一概念吸纳到其言语行为意义理论之中,进一步研究了心灵是如何对声音和符号赋予意向性,从而赋予其以意义并同实在相关联的⑧。他的意向性概念的重要特点是“使每一个语言不再是纸上的符号或声音,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并与对象有了确定的关系”⑨。如果话语脱离了纸面成为社会性符号,那么,它必然要进入社会并在社会中起作用,进而显示和实现其社会性中隐含的社会整合功能。进一步说来,由于人的意向性,话语不只停留在判断和陈述层面,不仅仅停留在情感表述层面,而是命令、服从的表示,是断定、质问、肯定或者否定……尽管,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服从包含和承载的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义务”⑩。可见,语言的意向性概念引导话语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并有指向社会治理的意义。

   语言哲学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有一个漫长且不间断的过程,目前,我国学者亦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这一理论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之上……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11)这一研究成果对既往的理论进行了提升,指出了话语的意义建构与共同体交往和治理的关系。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理论界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有所淡化。毫无疑问,如果理论界对话语社会性的认识越充分,那么这种认识为探索话语的其他特性打下的基础就越雄厚。当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语言哲学如果仅仅停留或者拘泥在话语社会性的探索层面,也很难充分揭示话语的治理价值,毕竟这一探索没有将探索话语的治理价值作为重点。

  

   二、话语的竞争性、控制与有组织地撒谎

  

   话语具有竞争性,这从日常生活中的辩论和争吵中可以看出来,而在治理层面,话语的竞争性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更多的是政治意义的,体现的是权力、控制和话语权垄断。

   如果要追索源头,在西方,对话语竞争性的研究始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修辞学。“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演说、公共话语的建构手段、方法以及话语的信息结构和风格。”(12)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塞罗指出:“公共演讲的任务是讨论那些可供公民使用的法律和习俗已经规定的事情,并尽可能确保听众的赞同。有三种案例是演讲者必须处理的:展示性的、议事性的、司法性的。”(13)当然,对于古希腊而言,是否有公共演说和公共话语需要仔细斟酌,但总体上修辞学视野中的话语主要是为演讲和论辩而设,其目标是为了提高希腊城邦公民在参与共同体生活中的竞争性。

   在现代政治领域,政治话语尽管被西方民主中一人一票的投票规则和程序所掩饰,实质上,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是权力的隐性载体,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和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是工业社会竞争特征的充分体现。由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和人的心智模式都内含了明显的竞争性思维,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问题、执政党话语权问题、弱势群体话语权问题、网络传媒话语权问题,都采用竞争视角来研究话语(14)。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关注话语的竞争性,主要是因为政治生活的竞争性,其次是因为经济生活的竞争性。

   工业社会的竞争性文化深度渗透到了社会运行逻辑之中。从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话语竞争性越来越深刻的揭示可以看出,话语的竞争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已经被普遍应用,而且,话语竞争性在社会治理中的负面价值也非常巨大。

   福柯(Foucault)对资本主义社会话语与权力的一体关系、话语物化的普遍性和话语权的精神统治进行了深刻揭示。他将话语放在社会环境中来分析,认为社会是话语产生的母体,并认识到了话语和权力的一体性,认为“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5),是与之共生的工具。进一步而言,话语既然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和权力的载体,话语与权力就很难分割,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16),所以,“主流话语往往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话语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统治权,话语权从来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一方”(17)。这说明了话语与权力是一体性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所有者将话语物化为排斥、压制、打击和斗争的工具,话语也是制造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软工具;福柯还将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知识和文化都视为话语的物化形式体系,并将权力视为这一物化体系中的因变量。这样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说福柯是在社会和权力的一般意义上探讨话语的竞争性,那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将话语权放在国家框架内讨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话语控制方面的垄断性,也就是说,话语已经成为了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他认为,话语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体性”的,话语问题是真正的现实政治问题,也就是权力斗争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竞争性已达到了很高的垄断程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科技对话语传播的控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话语的重要方式,其后果是,“它的公共力量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18),正是通过对话语传播的垄断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被清洗成为单向度的文化,因此语言也成为了单向度的语言(19)。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都为了各自的目的参与话语控制。这一参与过程有其共同特点,那就是“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20)。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对话语的垄断成为了对社会最全面的控制,话语权也成为扭曲社会发展的工具,某种意义上,单向度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话语垄断性控制的结果。

作为生成语法理论的创建者,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认为人具有语言的生成机制,语言是每个人都自由拥有的技能,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21),因此,他很看重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话语权。与福柯和马尔库塞相比,他对资本主义话语权的批评程度更加激烈,视角更宽广。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政府、利益集团对话语的控制,认为美国的主要媒体都服务于国家机构和私人利益集团,并通过新闻过滤器控制并垄断话语,左右公共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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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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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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