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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福民:以审判为中心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更新时间:2019-05-29 01:01:12
作者: 褚福民  
也是审判有效制约侦查、公诉的主要工具。[5]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将司法审判的标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具体来说,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当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从而“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6]尽管对于将司法审判的标准适用于刑事诉讼全程的观点,学界提出了强烈质疑,但是通过确立庭审的中心地位,倒逼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参照执行司法审判证据规则的思路,符合官方开展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且与“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最终目标相一致。而且,对于刑事证据法所具有的“规范庭审过程,并借此控制审判前的侦查和审查公诉活动”的功能,[7]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就为该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依据。

   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逻辑,刑事侦查活动、审查公诉活动应当参照执行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具体来说,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基础的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侦查和审查公诉中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的活动,应当以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为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在证据审查和运用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证人、鉴定人等依法出庭作证,法官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方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认定。

   (二)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以上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的体现。那么,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如何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在证据规则方面的要求?从《监察法》的规定来看,有些条文体现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笔者认为,《监察法》第33条第2款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的概括性规定。该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相关权威机关在对该条文的解读中明确:“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要经得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审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如果证据不扎实、不合法,‘煮错了饭,炒错了菜’,轻则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影响惩治腐败的效率,重则会被司法机关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有严格、细致的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要与其相衔接、相一致。”[8]可见,该款规定是监察机关在证据方面遵守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的集中体现。

   然而,对于监察机关调查活动中遵守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该款规定还有一些问题尚待明确和讨论。

   第一,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是否适用于监察机关的所有活动?从上述条文的表述来看,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都应当遵守司法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有研究者提出,即使某一调查程序针对的是职务违法案件,应由监察委员会自行处置,不受刑事诉讼制度约束,但在调查之初乃至调查过程中,监察人员却无法完全认定案件的性质。实践中由违法调查转为犯罪调查的案件亦不可胜计,甚至可以说大多数职务犯罪皆由违纪调查所发现,在此现状下,监察调查程序就必须自始至终以刑事诉讼规范为严格界限。[9]

   但是,改革后的监察活动包括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三部分内容。其中,刑事调查活动需要纳入刑事诉讼的范畴,受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的制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党纪调查的结果是对被调查人的党纪处分,最严厉的无非是开除党籍;政纪调查的结果则是对被调查人的政务处分,最严厉的政务处分不过是开除公职。相对于那种动辄剥夺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刑事处罚而言,这些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给被调查人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既然如此,对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就应设置较为宽松的程序限制,而对刑事调查则应确立较为严格的程序规范,对那些接受刑事调查的人也应提供更为完备的程序保障。[10]

   因此,要求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统一遵守司法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存在适用范围过宽的问题。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角度来说,其约束的只是刑事诉讼范围内的活动,在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只有涉及刑事调查的部分才是以审判为中心约束的对象;该范围之外的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活动,不应受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的制约,遵守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也就没有正当性基础了。

   第二,如何理解“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权威机关对《监察法》的解读中指出,“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有严格、细致的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要与其相衔接、相一致。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五章和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证据的种类、收集证据的程序、各类证据审查和认定的具体要求等”。[11]从表述来看,该解释的要求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具有一致性。

   从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来说,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标准往往会转化为侦查阶段的取证规范。也就是说,审判阶段所规定的证据审查要求和标准,侦查阶段应当有对应的取证要求;当侦查机关未遵守取证要求时,侦查所得证据在审判阶段可能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侦查章的取证规范紧密相连,大部分证据排除皆为侦查人员违反取证程序之后果o[12]

   按照该逻辑分析,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应当遵守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同时应当遵守与刑事侦查活动相似的证据规则;只有具备与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相对应的取证规则,监察机关调查活动所得证据才可能真正达到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否则,只是概括性地要求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遵守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而对调查活动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则,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怎么可能达到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呢?

   然而,目前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不执行《刑事诉讼法》,不适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取证的规范,只需要执行《监察法》。虽然《监察法》第四章、第五章中规定了具体调查措施,以及相应的程序性规范,但是由于其条文的体量并不足以构建细致入微的调查制度与取证程序,相较于刑事诉讼法这种专门的程序法而言,《监察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尚显粗疏,在实际的调查活动中可能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13]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执行《监察法》,同时要符合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然而,《监察法》中关于调查活动的规范无法达到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概括性要求,但是由于调查活动的具体规则无法保障司法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的实现,必然导致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在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难以落实。反思该问题的症结,其实仍然在于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将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混为一谈。在刑事调查不具有独立性的情况下,难以将刑事调查活动定位为侦查活动,难以将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活动纳入刑事诉讼的范畴,也难以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来看,《监察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所得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是监察机关所得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问题,涉及证据裁判原则所要求的证据能力规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体现。《监察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规定从证据能力的角度解决了监察机关调查活动所得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问题。然而,从证据法基本理论来说,一项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应当主要审查其合法性,即取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才具有证据能力。如前所述,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只执行《监察法》;而与《刑事诉讼法》相比,《监察法》中关于调查活动的规范很不完善。那么,监察机关仅依据《监察法》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为何能够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呢?《监察法》中的上述规定显然与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不符。

   再如,证人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关键要求,也是刑事审判中的重要证据规则。从此角度来说,监察机关办理案件涉及的证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出庭作证;与此同时,在涉及取证合法性问题的调查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监察人员也应当出庭作证。[14]然而,《监察法》对该问题并无规定。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行过程中,有些地方检察机关提出,“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监察委员会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原则上监察委的调查人员,不出席法庭作证,仅提供书面说明材料,只有在涉及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时,由监察委员会调查人员出庭作证”。[15]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要求的重要一环,监察体制改革中应当予以正面规定。

  

   三、刑事诉讼职能问题

  

   (一)诉讼职能层面的以审判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除了有证据规则层面的要求外,还有诉讼职能层面的要求。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对当前侦查、起诉、审判功能现状的反思,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是要摆正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以实现法院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审判作为侦查、起诉审查把关者以及案件最终决定者的功能。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的是诉讼职能之间的关系定位,诉讼职能调整的目的一是要打破侦查、起诉和审判各自独立的局面,实现审判职能对审前程序的控制,并建立起合理的诉讼构造,二是要确保审判职能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从诉讼职能的角度解读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对刑事诉讼中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的定位以及各自的制度设计均有影响。[16]

   第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诉职能的承担主体包括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于侦查机关来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体现为加强审判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司法控制,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性影响。审判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司法控制,是指对于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和审前羁押措施,应当由审判机关进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而减少、阻断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的预断性影响,是指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并不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和优先的证明力,对于法官裁判结论的形成不具有预断性影响。为了防止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产生预断,一个重要措施是原则上禁止侦查案卷笔录在审判阶段的使用,否定控诉方所做的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侦查人员情况说明等书面材料的证据能力。[17]

   对于公诉机关的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有效实现审判职能对审前程序的控制,应当改革逮捕措施的决定权限,将检察机关承担的批准和决定强制侦查措施的职能和审前司法救济职能交由法院行使。二是需要对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进行改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不仅履行控诉职能,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控方可以监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检察机关拥有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导致法官基于审判职能所具有的权威性被削弱,成为影响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制约因素。其中,检察机关拥有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侦查权,被视为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检察机关集公诉、侦查于一身,将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第二,对于辩护职能来说,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实现控辩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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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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