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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更新时间:2019-05-28 09:31:39
作者: 徐衍  
对存在的本质发出追问;其次是对技术(techne)施加于人类生活的统摄加以批判;最终则通过提出“四方域”(Geviert)这个概念,试图重新建构起人类生活的意义。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一书中,不但详细地分析了这些主题如何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互相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一个纯粹被技术所支配的文化如何阻碍、甚至摧毁了对真理的索求,而这一索求本身是离不开人类对事物的神圣感和人类之于宇宙的有限性的。[35]

  

   具体而言,这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新开端,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因为在巴门尼德看来,事物之间所有的差异、对立和否定都可以被消解,从而可以达到一种纯然的、毫无偏见的肯定性状态。这一肯定性,让所有的事物,亦即所有存在,都可以被思想所把握。[36]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形而上学经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笛卡尔哲学,最终到达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番改造,其思路的重心逐渐从“存在”本身转向了思考活动本身。更确切地说,它转向了思考的主体和那个能动的自我。并且,这一路向到尼采那里达到了巅峰。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来看,他认为“存在”在后者那里成了无意义的东西,而且经过后者设想中主体的重塑,最终被改造成了“通向权力的意志(Der Willezur Macht)”。因此,作为“通向权力的意志”的生命,在其自我指涉和漫无目的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提升的运动中,将仅仅只有暂时性和工具性的意义——却没能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

  

   质言之,在这个尼采式的、超现代的、虚无的技术统治时代,意义和价值都成了暂时性的主体建构,成了统治和控制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宣告说西方形而上学达到了其顶峰。曾经以理论生活为目的、以沉思为方法的古典哲学[37]如今已风光不再,因为它的形而上根基已被彻底瓦解了。因此,它将逐渐被实证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后两者将成为积极对自然和社会加以控制和规划的途径。[38]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人类身处这样一个超现代性的时代,要想有真正意义上革新的哲思,就唯有从重新思考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假设开始——通过重新找回西方思想的“原初开端”,通往“另一个开端”。[39]进入思想晚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哲学事业就是在为迎接这另一个开端做着准备。不过,海德格尔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开端体系化过。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哲学论稿》(1936-1938),仅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开端的可能性进行论述,并时不时地同形而上学在古希腊的开端作对比。

  

   海德格尔期许的另一个开端,意味着哲学会向超验性、不可企及性以及非在场性敞开。而原本,超验性、不可企及性和在场性,都是人类在探索生命之意义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的、试图理解事物的追问方式;只不过,这些理解方式随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被逐步抛弃了,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在演变的过程中,其传统关注的对象蜕变成了纯粹理性能力本身,而对纯粹理性能力的关注,势必会导向人类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全盘控制和操纵——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被“座架(Ge-stell)”所统摄的意思。[40]“要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就需要拒斥形而上学遗产和‘技术性’的诱惑。”[41]按照海德格尔的要求,另一个开端的哲思之旨趣应该被置于情境化的时空维度中,而且这些维度本身并不以实体的方式在场,而是导向以及建构每一个单个的情境或者事件,指明意义的方向。这个情境化了的背景结构,正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的“四方域”(Geviert)——大地、天空、神、人——这个出了名的艰涩术语所指涉的具体含义。根据杜金的解读,借助这个四方域的框架,有意义之物通过指向终极目标和目的(神),以及有限的、历史的人类居所(人)之极限域,获得了属人的意义。有了“神-人”这一轴后,又可以打开一个智性的、可见的和表象的空间(天空),这其中知觉可以感知到的物质性(大地)便可以被有意义地表达出来,并被情境化。[42]可见,另一个开端不同于古代希腊形而上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以被“理念”所构建出来的实体,抑或以事先被理性所构建起来的“存在”来切近存在本身。相反,它将“存在”视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处于动态中的“意义构建”之事件,这个事件不断地构筑和情境化有意义的在场:作为“自在发生”(Ereignis)而存在。自在发生,亦即Ereignis,便是后期海德格尔“事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

  

三、杜金的激进保守主义:右翼海德格尔主义


   亚历山大·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指出,尽管海德格尔和激进保守主义有着内在的亲缘性,也曾和纳粹有染,但奇怪的是,海氏思想在政治哲学中的影响,无论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都主要集中在左翼知识界。比如,海德格尔最著名的德裔弟子,就包括了新左派的偶像和理论大师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即便在德语地区以外的地方,海德格尔遗产的最初继承者也主要是诸如萨特(Jean-Paul Satre)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其后,20世纪60年代,另一波的“海德格尔热”又是法国哲人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掀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三波“左翼海德格尔主义”的理论旗手仍是以拉丁语国家的理论家为代表,其中以法国的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和意大利的瓦蒂莫(Gianni Vattimo)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最为出名。总之,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似乎从未从海德格尔那里借鉴过太多的理论资源。事实上,只有在亚历山大·杜金这里,真正的“右翼海德格尔主义”,这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激进保守主义,才得以浮现。杜金曾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将海德格尔隐秘的政治哲学请上舞台。”[43]从杜金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视角看,正是“另一个开端”的思想,作为海德格尔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凸显出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认为,杜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比起许多对海氏思想的左翼路径切入更深入,其在很多方面也比后者更加贴近海德格尔的真实意图和愿景。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海德格尔思想日记,也就是俗称“黑色笔记本”(Schwarze Hefte)的陆续出版,欧美学界已经开始重新看待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尤其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了。《黑色笔记本》甫一问世,欧美学界的反应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和他对纳粹不该有的肯定性立场上。欧美学者们捕风捉影般地试图在黑色笔记本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证明海德格尔不仅仇视犹太人,更是打心眼里赞许纳粹的行径。不过,随着笔记本一部部被公开并整理出版,对此的研究也陆续在欧美学界取得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发现,《黑色笔记本》实际上并未清晰无误地表明海德格尔积极地响应了纳粹的号召,更不能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黑色笔记本》的整理人之一佩特·特拉夫尼(Peter Trawny)撰写的两本论著:《自由落败:海德格尔的无政府》(2015)和《海德格尔和犹太世界阴谋的迷思》(2016)。两本书处理的主题虽然不同,但都引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海德格尔真正的政治哲学思想应该被归类为右翼,而非左翼。[44]假如说海德格尔属于右翼,那么这就可以证明杜金对海氏思想的理解,亦即认为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代表了一股激进保守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特拉夫尼的研究表明:起初海德格尔对影响20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乃至于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所谓“世界的犹太化”等观念,都是出于海氏对现代计算理性和技术操控的担忧而产生的。但这些想法到了后期慢慢升级为一种对西方现代性之终结的忧思,其最终的结果便是引发海氏的思想转型:思索另一个开端的可能性。并且,随着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纳粹渐行渐远,他对纳粹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的海德格尔开始认识到,纳粹自身就是“现代性之终结”的激进、甚至是极端的表现。至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海德格尔则认为,这是其现代主体主义思想的必然后果,这种现代主体主义的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一种漠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间区别的极端生命/生物政治。因此,纳粹就是不加约束的现代性的一个表征。[45]海德格尔在写于战后的一则笔记中提到说,假如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成功了,那么他们下一步给欧洲带来的就会是虚无主义了。这就是说,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讲,欧洲就将迎来一个彻底的、被无边无际的操控所主宰的时代,欧洲人就将变成一个完全同质化的、生物化的整体。[46]

  

   所谓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其和左翼海德格尔主义间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两者对海德格尔用来表示“存在”的那个词Seyn的不同理解之中。[47]杜金在《马丁·海德格尔:另一个开端的哲学》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9页到第142页)对此作了解释。可见这一区分对理解右翼海德格尔主义的重要性所在。对左翼海德格尔主义而言,Seyn这个“存在”,指的是造成本体(ontic)和本体论(ontological)间差异的构成性事件;而右翼海德格尔主义则认为它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基础本体论的场域。具体来说,左翼认为,既然所有的根基都是本体论的,而且所有的本体论都是可以摧毁的,那么所有根基就都是可以连根拔除的了。所以,左翼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根基存在,有的只是多样性和偶然性。而在右翼看来,西方哲学的“初次”开端(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代)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自身,因此导致了对存在(Seyn)的遗忘;而海德格尔意欲开启的第二个开端,必须克服透过“存在者”(das Seiende)思考存在(Seyn)本身的做法,必须要让存在(Seyn)解蔽,显示自身。因此,右翼海德格尔主义面向的就是那“另一个开端”——正如杜金《开端》一书的书名所示的那样。如本文第二部分谈到的那样,杜金亦认为,正是海德格尔经由“四方域”这组概念所阐发的事件本体论思想开启了“另一个开端”,因而真正的海德格尔是属于右翼的。杜金基于海德格尔的“四方域”,提出了自己的诠释,认为:

  

   [四方域]正是存在(Seyn)本身。它在“自在发生”中被现实化,将纷争引入到了一切事物之中,在世界的极化力量中,呈现出了张力。而这些极化力量正是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性力量。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as Seyn)就是战争。因为同时囊括了“是”,[事件本身]和“否”,[虚无。比如说存在中的无dasNitchten im Seyn]。在无/虚无/毁灭和作为存在的存在间的分隔,剥夺了[后者]发生的可能性,也就等于剥夺了作为复数的存在(beings)发生的可能性,而它们诞于战争,亦诞向战争。对海德格尔而言,此种分析和赫拉克利特将战争视为万物之父的主张是吻合的。[48]

  

虽说如此,但杜金对“四方域”也进行了一些改造。[49]这样,海德格尔的“四方域”就可以被用来帮助我们对“神-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因而,从基础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就没有必要非常迫切地为世俗政治而斗争,也没有必要迫切地需要转向神权政治。而且,“四方域”的含义远远超越了“新的开端”的基础本体论结构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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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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