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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卡波奇等:关键节点研究: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理论、叙事和反事实分析

更新时间:2019-05-27 22:45:28
作者: 乔瓦尼·卡波奇   R.丹尼尔·凯莱曼  
这一过程会限制未来的选择。正因如此,关键节点构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与制度安排的“正常的”历史发展有着质的不同。最后,我们的定义为解决已有文献中存在的、与分析单元、时间跨度、微小偏差和权力不对称有关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二)分析单元的确定

   当面对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是否构成一个关键节点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把研究固定在一个分析单元之内。二元化发展模型——即关键节点与制度的稳定和复制阶段相互交替——已经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被使用,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到基于“间断平衡”模型的生物进化分析,再到物理学的多个分支学科,还包括以上讨论的政治学中各种不同的分析单元。具体来讲,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分析单元通常是某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行为者的决定在平衡阶段是受到约束的,在变化阶段则被赋予更大的自由度。这样的制度可以是一个单一的组织(如,一个政党、一个工会或一个企业),或组织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如,一个政党体系或政府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或公共政策,或整个政治体制。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构成某种制度的关键节点的历史时刻可能并不会构成另一种制度的关键节点。有时,学者们会将政治上、社会上或者经济上发生重大剧变的相对短暂的时期确定为一般意义上的关键节点。然而,即使是整个政治体系面临“不确定时期”(unsettled times),许多制度可能仍然不受影响。正如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k)指出的那样,“即使在出现历史间断点的过程中,通常也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同样,在“确定时期”(settled times),某些特别的制度也可能会面临关键节点。即使很多制度都是相互联系的,但一个制度的关键节点的出现并不构成其他相关制度的关键节点。例如,一个时段被确定为一个国家的政党体系的关键节点,但它可能并不是其国家整体的制度类型或利益协调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事实上,如果你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同意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的观点——“以历史的或制度的观点来看,政治是制度安排中持久的不协调和摩擦所构成的”,那么这并不会令人惊讶。正如安德鲁·科列尔(Andrew Cortell)和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在讨论制度变迁时强调的那样,不同的外部冲击可能会对一些决策领域产生影响,而对别的领域则不会产生影响。虽然发生在某一分析层次上的相关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分析层次,但从分析角度讲,如下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即将这些分析层次区分开来并且明确指出所讲的关键节点是相对于哪个具体的分析单位的发展而言的。

   (三)时间跨度和制度变迁的替代模型

   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者不是将关键节点看作稍纵即逝的事件,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事实上可能会持续多年的短暂时期。如果一个关键节点不是一个离散事件,而是在一个相对压缩的时期内相关事件的累积,那么在哪个时间点将其称为渐进的进化而非快速变化是更加准确的说法?关于制度变迁的渐进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低估了关键节点和间断平衡的影响)认为,选择点的出现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选择的积累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首先,我们认为,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一定比它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所持续的时间要相对短暂。把整整10年时间视为一个世纪后所看到的某个结果的关键节点是合理的。但是,将一个历时10年的时期视为仅仅一年后所看到的结果的关键节点显然就是不合理的。其次,关键节点的真正持续时间对行为者自由行动的可能性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其行动的结果比在正常时期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节点持续的时间越长,行为者的政治决定被重新出现的结构性制约因素限制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皮尔森对社会科学中有关时间跨度的阐述所作的分类有助于厘清使用那些涉及关键节点的解释在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以及在什么时候是不合适的。正如皮尔森解释的那样,社会科学中的阐释所涉及的原因要么是短时间跨度的,要么是长时间跨度的,并且提出这些原因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要么有着短时间跨度,要么有着长时间跨度的各种结果。

   如下文更详细的讨论所示,关键节点的持续时间应该比它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相对更短。因此,如果因果解释依赖于一个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的原因,那么关键节点框架就很有可能不适用于该解释。在涉及长期的累积性原因的解释中,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这些累积的原因最终冲破了这一临界值并导致了快速的变化,但这个临界点不是关键节点。事实可能是,在接近临界点时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会阻碍变化的发生。然而,涉及累积性原因的因果解释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某个特定结果的可能性会稳步增加,因此,这一结果不会出现在行为者的决策对结果的影响力格外大的压缩时刻(关键节点)。相反,关键节点框架更适用于涉及短期原因的因果解释。在关键节点引发路径依赖过程的情况中,我们会观察到,(在关键节点期间)在短期原因出现后会发生一种皮尔森所说的该原因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时间分离”(temporal separation)。

   (四)变化和反例(微小偏差)

   许多学者依据关键节点所引发的结果(也就是引发的变化)来给其下定义。即使这种定义试图将关键节点与变化等同起来,但这个观点并不等同于强调结构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偶然性,而这两点是关键节点的核心特征。偶然性意味着广泛的变化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高,但也不排除制度实现再平衡的可能性。如果某个制度进入其关键节点(此时,存在着多个选项),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恢复到关键节点之前的情形。因此,变化并不是关键节点的一个必要因素。如果变化是可能的和合理的,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最终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被拒绝,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这些情形作为“不关键的节点”(non-critical juncture)而将其抛弃。

   遵循皮尔森“回头看”的建议,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制度变迁的根源追溯到了一种“路径”(path)的起源。我们当然不是不同意这种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被单独使用,那么这种方法会忽略掉一些关键节点可能会带来制度的再平衡这一事实。此外,忽视历史中的微小偏差实际上会使学者错过那些与他们试图解释的结果有关的、重要而有趣的反例:换句话说,这将会把选择性偏差带进他们的比较分析中,从而得出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并且有可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另外一些比较分析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例如,在乔凡尼·卡波西亚(Giovanni Cappoccia)分析的几个案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欧洲民主国家的统治精英所作出的关键决策对避免民主政治的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将分析都限制在体制崩溃的情况中相比,卡波西亚将其分析扩展到导致体制崩溃的危机和导致民主再平衡的危机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识别关键行为者、事件、决策和它们之间联系的方法。他也避免了选择性偏差,从而得出了关于政治危机中关键决策的重要性的可靠结论。

   (五)权力不对称和关键行为者

   比较政治学中大多数关于路径依赖的文献都从制度经济学中获得了启发。例如,科列尔夫妇和马霍尼把他们的研究看作分析制度发展的更普遍方法的一个案例,并且明确把他们的研究与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研究联系起来。然而,制度经济学中对路径依赖的典型描述没有诉诸政治学和社会学中通常所使用的有关制度发展的二元化概念框架。相反,他们提及了如下情况,即“一系列小事件”开启了一个以收益递增为特征的过程。例如,W.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解释道:

   假定在一个岛上,所有的汽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引进的。司机可以在靠右行驶与靠左行驶之间进行选择。选择任意一边行驶都可能带来收益递增:随着选择某一边行驶的司机所占比重增加,选择这一边行驶获得的收益就会快速上升。偶然性思想揭示出,我们会看到最初会有多大比重的司机选择靠左或靠右行驶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如果选择某一边的司机所占比重偶然地获得了足够的领先优势,那么其他司机也会“选择”这一边,以致最终所有的汽车都会选择在道路的同一边行驶……实际结果可能是由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小事件”决定的——司机的反应、在路上跑的狗、交通灯设置的时间或位置。

   虽然这段话是以生动的语言来描述“锁定”(lock-in)和“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或路径依赖)的性质,但显而易见,对这种不可逆过程的“起源”时刻的概念化与历史制度主义中通常使用的关键节点是不同的。“变动性阶段”(phase of fluidity)(例如,在靠道路哪边行驶这一点不确定的时候)被概念化为行为者作出的一系列微观选择——这些选择主要因为随机的原因最终指向了某个方向,然后导致“系统进入一个圈闭区域”。

   政治分析中关键节点的典型含义不可能对应于该模型。理论上,我们当然可以将政治变化概念化为一系列随机的、指向某个方向的小事件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会掩盖政治的一个关键方面:权力。与从制度经济学中引进的其他概念一样,关键节点这一概念也需要加以改造以适用于政治学。政治学对关键节点及其同义词的分析通常关注的不是随机的小事件,而是由有影响力的行为者——政治领袖、政策制定者、官僚、法官——作出的决定,并且考察他们在制度发生变动的阶段如何将结果导向一种新的平衡。所以,正如西伦所述:“当条件的变化使他们在权力的政治平衡中处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时,群体和个人不仅仅是旁观者,更是具有策略的行为者,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能够在背景条件转换所提供的‘机遇期’采取行动。”事实上,即使在有关行车方向的案例中,通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际上是政治精英的决策,而非司机所作出的一系列微观决定带来的结果。甚至,关于欧洲行车方向历史的粗略调查显示,标准的确立往往与司机的决定关系不大,更多是与政治决策有关。举例来说,在法国,关于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应该靠路的哪边行驶的问题经过了几年的变动和不确定后,1794年巴黎官方制定了靠右行驶的规则。后来,拿破仑的征战将法国这一新的靠右行驶的标准传播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德国、波兰、俄国以及葡萄牙与意大利的许多地方。

  

   四、研究方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有关关键节点的分析视为对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制定的分析。因此,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应当以一种系统的、严谨的方式来重构决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要确定哪些决策是最具影响力的,以及对行为者来说什么选择是有效的和可行的,并阐明这些决策对其他重要决策的影响及其联系。有多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完成上述这些任务:“过程追踪”,“系统化的过程分析”,“分析性叙事”,以及一般而言的各种形式的结构化的、理论引导的叙事。关键节点分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偶然性的分析:在关键节点阶段,由于放松了对行为的“通常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约束,所以决策是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情况下作出的。对偶然性的考虑要求研究者分析“在原本可能发生什么的背景下实际发生了什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以一种预见性视角来补充我们的事后视角(这对确定变化时刻是有用的),这不仅使我们能够重构实际决策带来了什么结果,而且能够重构其他可行的选择原本可能导致的合理结果。这一做法就把我们带入了反事实分析的领域。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两个方法论工具:反事实分析和理论引导的叙事。

   (一)反事实分析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拒绝接受基于反事实的分析,将其视为“虚拟历史”。然而,近年来反事实分析在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中重新获得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一些研究突出了结构完善的反事实分析在评估特定因素对历史结果的因果性影响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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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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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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