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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钦 赖雪仪:西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多重两难困境

更新时间:2019-05-27 22:39:37
作者: 史志钦   赖雪仪  
政党对党员的意义又被削减。第三,随着普选制度的普及与深化,加上大众媒体深入参与到政府及选举监督中,当代西方各国的政府、政党越来越受制于舆论。为迎合民意,政党领导层不再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变相放弃了其引领社会作出正确政治决策的功能。第四,在欧盟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国家,更甚的情况是国家的部分主权已转移到区域统合层次,政党即使取得执政权,可以实行的政策也已大打折扣,尤其是对市场的控制。

   一旦最根本的生存遭到挑战,政党就会手忙脚乱地应付而不慎陷入迷失。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政党,也难有能力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掌握政党发展方向的政党领导人在多项问题叠加以及各方讯息繁杂的情况下,努力地尝试改革。但现实的情况表明,政党的改革需要面对多重两难困境的选择。

  

   三、西欧国家政党面对的多项两难困境

  

   西欧民主制度发展至今,政党的功能也在不断进化,学术界对其定义亦随之改变。克劳斯·冯·贝姆(Klaus von Beyme)提出政党的四个主要功能是:确定目标、社会利益整合及表达、动员及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精英征募和政府组建。⑨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列出的政党功能更多,包括提名候选人、动员人民参与选举、设置议题、代表各种社会群体、利益整合、组成和维持政府、让公民参与到政治中等。⑩这些功能与界定纵然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西欧政党在履行这些功能及维持生存之间都面临着两难困境,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代表各种社会群体、议题设置及确保政府负责等几个方面。

   (一)代表各种社会群体的功能与追求选票的两难困境

   如前所述,西欧很多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都遭遇支持率大跌、党员流失的情况,加之选民的波动性增大,严重威胁这些政党的存亡。伴随着一些国家在选举制度中设立3%-5%的最低门槛,政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以目前如火如荼的法国总统选战为例,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总统及国会大选皆为左、右派主流大党的对垒,即左翼的法国社会党与右翼的由戴高乐创立并多次改组后的法国共和党。但如今,在选战中领先并确定可以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候选人均非这两个主流大党的代表,而是出自新中间政党的埃马努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极端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在刚完成下议院选举的荷兰,虽然分裂的议会政治是常态,政府已经历了多届的多党联合执政,但此次大选中传统大党工党(PvdA)遭遇惨败,由上届的38席降至9席。相反,原来处于边缘的反移民、反欧盟政党自由党(PVV)则赢得150席中的20席,成为第二大党。在即将举行大选的德国同样如此,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下跌至34%左右,是自2012年6月以来的最低。

   在西班牙,过去30多年里一直由两大主流大党西班牙人民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交替执政。2015年12月与2016年6月,西班牙连续举行了两次选举,但无一政党能够获得议会多数,直到2016年10月底才勉强组建一届脆弱政府,出现了长达10个多月的无政府局面。传统大党人民党由2011年大选中的186席跌到2015年的123席(议会共350席),虽然它在2016年6月的选举中得票状况有所好转,但赢得的137席仍不足以建立多数政府。另一传统大党工人社会党与2011年大选相比丢失20个议席,剩下85个议席,相比其2008年成为执政党时获得的169席更为难堪。

   作为处于竞争性民主制之下的政党,失去选票就是流失血液,任其发展恶化终将走向灭亡。为了扩大票源,不少政党改名、改组,甚至重建或与其他政党联合。一方面,传统政党出现了清晰的中间化趋势。左翼政党,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都趋于中间化,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如多国社会党及工党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改革。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茫然,加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国家的传统左派是遭受打击的重灾区。另一方面,右翼政党也在向中间靠拢。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共和党等,对原有传统的保守立场进行调整,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议题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主张。在一些主权债务压力较大的国家,右翼政党被迫加重税收。

   有学者指出,西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纲领一向明确,按政治光谱从左到右分类,各政党的身份突出,但这些特点却越来越模糊,很多政党意识形态“暧昧不明”。(11)这些政党向中间靠拢的目的就是获得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不仅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中间化,有些极端政党亦然。最明显的例子是自2011年开始去妖魔化、去激进化的法国国民阵线。党魁勒庞在2017年2月正式公布其全套的竞选政纲时,声称该党已超越左、右界限,以“法国至上”为口号并代表所有法国人。在希腊,以反紧缩措施赢得2015年两次大选而入主政府的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亦采取退休金制度及个人收入税征收制度改革等紧缩措施。除了积极争取执政权,极端政党在受邀请参组联合政府时也要冒着失去自己独特主张及意识形态的风险。

   政党中间化及各种分化组合后,西欧国家已很少有纯粹的左右翼政党格局,不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或荷兰、奥地利等中小国家,情况大体如此。例如,意大利在各传统大党的分化重组后,形成了以力量党为中右翼、以左民党—民主党为中左翼的新的政党格局。

   与此同时,传统左右派政党又在竭力效仿激进极端政党的某些主张。由于金融及经济危机、恐怖主义、难民潮失控等原因,极端政党在多国迅速兴起,如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新佛莱芒联盟、丹麦人民党、芬兰“真芬兰人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及金色黎明、意大利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荷兰自由党、西班牙“我们能”党等。这些原本被主流政党所忽视的边缘政治力量,几年间不但吸引到大量支持者,而且不少还在重要选举中抢走了原属中左及中右政党的选票。也就是说,面对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政党的夹击,主流政党为赢得选举、巩固或夺回执政地位,开始内化和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的主张及政策。

   再以法国为例,由于极右翼政党对移民政策的严苛态度使其轻易赢得部分选票,传统政党不分左右都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右倾化。中右翼共和党的弗朗索瓦·菲永(Fillon)公开表示伊斯兰教是法国的一项问题,主张法国要维护其民族单一,而不是要成为多元文化的国家,誓言捍卫法国的历史和基督教根基。菲永主张对法国境内的穆斯林进行控制,禁止其用阿拉伯语讲道,并支持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结合伊斯兰罩袍和泳衣的布基尼(Burkini)。在欧盟的另一个核心大国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默克尔为争取2017年连任,一改之前在移民问题上接纳、包容、开放的态度,在党代会上表示德国应禁止罩袍,德国法律优于伊斯兰法。

   众所周知,鲜明的理念及政策取向是政党的灵魂,而许多政党为了延续生命被迫淡化原有的身份及意识形态。这恰好触及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核心功能。(12)当政党自己都搞不清楚要代表“谁”这个基本问题时,就会造成在选战时谁都想代表,最终却谁都代表不了。政党失去整合及表达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负面的结果是这些政党组成的政府也不再反映真实的人民需要,感召力和凝聚力自然下降。这也是从群众党转型到全方位型政党的过程中的两难困境,追求吸引新支持者以最大化选票的同时,会丧失身份及传统支持者;(13)而传统的意识形态似乎也因不合时宜导致支持率下跌。

   虽然大部分的西欧政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明显趋于中间化,但转型成为卡特尔政党并不是解决困难的出路。传统政党趋同导致选民无所适从,他们只好投向具有单一议题或极端意识形态的新政党及社会运动。自2004年以来的三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西欧成员国的执政党遭到惨败,支持率一路上涨的并非主要的在野党,而是那些主打反欧盟、反体制旗号的新兴政党。

   当欧洲政党的差别日趋缩小时,社会的分裂却在日益扩大。随着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欧盟国家一直崇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利益诉求上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包容性也渐渐下降。当遇上经济不景气、安全威胁等难关时,社会矛盾和裂缝就更加突出,欧洲多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草根与精英之间、原住民和移民之间以及左倾激进化与右倾极端化之间的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政党已经很难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政策诉求,在回应碎片化的社会需求时甚至陷入自我分裂的境地。

   (二)议题设置功能与追求选战胜利的两难困境

   政党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利益代表与整合,而且应该适时地引领民众发现最迫切的社会、经济等问题,乃至高瞻远瞩地设置未来议程。在竞争性选举中,政党将各种具有争议的选举议题呈现在选民面前,并提出论点及支持论据来帮助民众进行判断,进而拟定社会的集体目标,以最终形成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

   议题所有权理论(Issue-ownership Theory)视政党为议题设定者,认为政党会选择性地强调对自己有利的问题,以增加选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14)就传统而言,话语的主导权很重要,政党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择讨论议题,战略性地强调一些自己有优势的政策问题,同时淡化对其他政党有利的议题。但由于大众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严肃的议题设置和政策讨论正让位于竞选过程中的舞台表演与政治拍卖。政党及其领袖为吸引眼球,情愿放弃长期深入的议题论点,而迎合选民的喜好来设定发言内容。多数政党着力揣摩选民的喜好及需求,抛弃了自己组织议题及教育人民参与政治的功能。

   研究这种现象的一些学者提出了“顺势”或“乘势”理论(Riding the Wave Theory)。他们认为,政党的议题选择是根据选民的好恶而制定的。(15)克瓦林纳等人把这种政治市场化现象描述为,公民正在从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变成政治的旁观者。(16)竞选活动通过媒体进行,公民是观众,政客就是表演中的演员,而不是在解决国家问题,政治不但被市场化更被娱乐化。

   与此同时,由于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对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及竞选方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政党的传统议程设置能力受到媒体的严重制约,因为媒体自身已成为许多问题的设置者。由此造成的两难困境是,原本依靠议题设置来争取民众并确保选战胜利的政党却放弃了这一功能,转而求助于舞台式的表演风格来讨好选民。政党议题设置功能的丧失,不只是放弃了竞选过程的手段,更是放弃了其作为代议政制中一个重要角色的责任。

   除了大众舆论,很多西欧主流政党在设置议题时,也明显受到极端势力及民粹主义政客的影响。在持续多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困扰下,欧洲可谓是雪上加霜,难民危机与恐怖袭击交织发生,令人措手不及。民众对执政者越来越不满,感觉政党被精英集团操纵而罔顾大众利益;鼓吹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拥护不同极端思想的边缘政党趁机打破政治禁忌,提出反移民、反伊斯兰等口号,适时地把握住制造社会议题的机会。面对失业率上升、恐怖袭击威胁、社会治安恶化的严峻形势,欧洲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民众丧失安全感,传统政党没有及时正面回应,极端政党乘虚而入。如2015年11月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在12月举行的法国首轮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在全国12个大区中的六个大区领先,在不少大区得票率超过40%,创下该党历史最好成绩。

由于政治精英没有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受害最深的底层民众容易被民粹主义政党所吸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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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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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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