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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

——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6 10:58:09
作者: 渠敬东 (进入专栏)  
一个社会周期,常常伴随着竞争、冲突、调协和同化四个阶段而展开,其中,竞争最为根本且普遍。林耀华借用齐美尔的说法,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常因情势的变迁,伴有无意识的、难捉摸的和未预料的情况发生,短兵相触,危机难以避免;可随着时过境迁,也往往会调协成就,达以和解,由此形成的新秩序渐渐深入人们的习惯风俗,传递后代,便又形成新的均衡态势。

  

   《金翼》就是循着这样的节奏和过程来写的,可以说它是受了派克、库利等人的影响,但作者借由亲历的经验书写的毕竟是中国人的故事。社会之为社会,是因为以“文”化人,人在其中。社会研究失了人,便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躯壳,没了生命及精神。林耀华说,他是用生命传记法(life biography)来研究社会的,即通过生活中人的生命历程来承载社会的生命历程。具体来说,是用黄张两家姻亲的生活流变,来呈现一个社会的生命周期。他在“英文版前言”中说:“在谈到帝国、家庭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在另一处,他也曾说:“研究个人生命,同时也就是研究家族社会。个人生命的变迁,自出生至老死,恰好绕成一个圆圈,在这圆圈之内,每个人生命必需依赖他人而生活,上连下继,循环递嬗,由个人圆圈积成家族生活的大圆圈”。社会中的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在生命传记的意义上是一体的关系,不是概念上的逐级递进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祖先或神明的关系,也非各自分立,而是化育在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之流中,连同各种偶然和机缘,彼此交错,共存一处,呈现为社会的样貌。

  

   从社会中见人,就要有特别的叙事方式。一方面,要完整描述个人的生命周期,“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及他与众人关系的变迁”,将个人传记中的生命历程,如“出生、三旦、满月、周岁、断乳、入学、冠笋、婚嫁、寿长、死丧、葬祭等等”关键节点和重要转变逐一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正因为个人总是在事件化的过程里,需要用反常的形式来激活存于其身心之中的社会内容,因而“最好能够如影片般活跃地描写”,像小说家或戏剧家那样, “染着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的颜色”。社会中的各个主体,都不是死寂的陈设,而是“心身功能所凑成的有机历程”,因而传记法不是解剖术,不是用死人的躯体来解析活人的生命,就像库利那样,“以其洞察行为之深,在形式上虽为非戏剧的,而实质上却是戏剧的”。

  

   中国人讲一个社会的生命历程,没有亲身体验,不能娓娓道来,便不会有气息和血色。“未知生,焉知死”,燕京学派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乃是由西方来的新科学向自身社会生命体验的内向转化:不理解自己的此生,就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和来世。“生生之为易”,中国人的生命存于连绵不绝的世代相继之中;现世而非彼岸,天伦而非异域,才是“生生之学”的起点。因此之故,这样的学问也是从“内省”和“内观”入手的,必带入一种“投入感”:对于生活中那些命运捉弄、悲喜交加的故事,谁会不挂心动情呢? 即便是一个所谓客观的观察者,也会生出“将心比心”的同情来。林耀华说:“我们日常所认识一个人的行为,莫不从视觉听觉以及在背后心理历程中的想像,拢合起来而成就的。假如没有这种想像,我们绝对不能够注意那个人,脑子里也失掉他的影迹”。

  

   不过,研究者也必要有所自律,正因为逼近真实是他的职责所在,他须得根据扎实的田野工作反复琢磨,依照民族志的严格要求行事,一方面,“如非用活泼的文笔来描叙生活,则不能使读者感到兴趣”;另一方面,则“不要希望做出光辉灿烂的文词,以致分散作者或读者的注意力于庄严的真理之外”。《金翼》所讲的编年史,刻画的虽是平常人的生活,却也将这种“平常”放在了编年史的传统笔法中。腊斯克的感觉是对的,林耀华对于平常人的生活世界的书写,常常不温不火,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辗转动荡的经历,而在于社会生命的奥秘并不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微而显”,“志而晦”,行文不见起义,故事言简意赅,不讲大道理却能够见微知著,是作者追求的境界,却也是平常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使然。民族志本来要求如实的记述,可作者的叙事却藏着是非曲直,黄张两家之兴衰沉浮,既是自然的社会轮转,也有褒贬于其中,隐而不露,宛若平常人能够体会到的“命运”一般。

  

   “相由心生”,中国人讲“真相”,不是在模仿论意义上的。《金翼》用的“白描法”,不事雕饰,不加渲染,不重形似而求神似,仅用朴素简练的墨线来勾勒人物和场景。也像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长卷,空间随着时间而展开,时放时收,如一幅幅连环画,每段故事的开始,都是上段故事的收尾,彼此接连呼应,时而平缓、时而舒展、时而高潮、时而辗转……观者只有在一臂之间领略其中的故事,却永远被置于无限的时间中,等待下一个场景的临现。“生生不息”,亦“逝者如斯”,人世间的兴盛与沉败,无非是前后相继的两幅图景而已;“天道有常”,所谓“四时更变化,天道有亏盈”,难道不意味着人的社会生命也如同这长卷的收与放那样,无论怎样地升降与更替,仍是世代相续、无始无终?

  

二、扩展的社会生命


   林耀华的白描法,既是对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历程之绵延性的时间暗示,也是有别于归纳和演绎之常规研究方法的学术探索。“科学有叙述,和戏剧一般,不能羼入浮泛而繁杂事物,用审慎的笔法描写之。”只是这样的科学,与以往基于观察、测量和统计的形相主义不同,而是着重于用心来体验,靠“心灵交通或精神接触”而来的学问,通过直觉、同情和内省, “才能认识社会的真相,才能抓着生命的价值”。借白描法来绘制编年史,就是要削去那些用来烘托和粉饰社会生活的成分,用最精练且精致的笔触,勾画出最能表现社会生命之律动的线索,虽着墨不多,却余味无穷,让人与人之间互动、互构的生活机理,都能够转化成为内心里的印迹。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命轨迹中,让每个有心之人,都能感受和意识到自己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个体:“思想是社会性的,社会是在心灵之中。”

  

   《金翼》开篇,就用这样的笔法,讲出黄东林这位故事的主人公,于时空中的关系构成。首先,是家系的历史维度:东林的祖父是个地道的农民,育有三子,东林的父亲排行老大,却在东林四岁那年早逝,母亲则从未改嫁,抚养两男两女,三代同堂过活;东林十四岁时,祖父过世。不过,这一身世非仅是人类学上的亲属表,还是家族文化的基因延续。东林父亲死得早,从小便同爷爷相依相伴;爷爷勤劳,脾气强,常领着他访亲会友,也常给他讲神话和民间故事听,有时候会领着同族人与外人争斗。血脉的传承自然带着性格的痕迹,东林从祖父那里得到了最早也是最自然的教育,既学了处世之道,也知道了不少此地的历史传说,甚至“精明、机敏又有些严厉”的品性渐渐成了他的脸相和样貌。“祖父的死使他哀伤一年有余”,而这样的哀伤却真正使他长大成人,家道的中落,则给了他寻找新世界的动力。

  

   人的命运也与地理空间有着密切关联。“蛮村”坐落于金鸡山麓,山间林地下方有条通商大道,向西是湖口镇码头,顺流而下可达海滨城市福州;向东通往古田,再由此延至内陆。从此看出,由东林家乡延展开的地理分布,便注定了东林离乡的生命轨迹:一是由河流伸向海洋,一是由内地折返家乡。

  

   就像鲁滨逊出海去寻找新世界一样,从东林“开始同那些在商道上开茶馆和歇脚的人混在一起”的那一刻始,就随着河流的方向开展他的生命了。他先是与芬洲合股,在湖口镇开了店铺,做起酒馆的买卖,而后借着闽江航运的机会,在湖口与福州之间来回贩卖稻米和咸鱼,后来又添上了药材的生意……再后来的故事里,随着芬洲的落败和离世,东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采用了红股制,还一度垄断了食盐的买卖,成了商会会长。

  

   东林的生活轨迹,是随地理上的扩展而带来的交往圈子的扩大过程。农民种地,多的是与农民交道,而生意范围的扩张,却要搭建起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最早的店铺营生,需要雇佣记账和学徒;第一次去福州结识的两位朋友,把他引荐给了鱼店老板,才有了贩卖的生意;东林在福州住了一年,不仅往来钱庄,长了见识,又结交船主和搬运夫,才有了买卖与交通互为依赖的生意保障。再后来,合股制形成的股东集体,以及联合会带来的公共事务上的社会圈子,都使得一个人的社会构造像动态的网点结构那样层层扩散开去,随着他的业务经营而不断发生串联,构成了资源、信息和机会流动的通道,以他为中心往来聚散。

  

   然而,一个人的地理学生命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脱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东林的命运起伏,除了闽江流域所提供的生计线路,也取决于从内陆而来的外部影响。起先是山里来的土匪,绑架了小哥;后来是古田的地方驻军来村里;再后则是战争,闽江上游直至古田县区都处于军事战备阶段中,东林全家转入深山;最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共两党于此地周旋;直到20世纪40年代,日军屡占福州,金翼之家的人们再度背井离乡……

  

   林耀华说:“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中国乡间的普通百姓,大概不是基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来理解自己的,韦伯讲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筹划,行为科学中的理性选择,也不是他们构建社会生活的出发点。他们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在逐次发生和扩展的人际关系里,才会渐渐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身世和遭遇,从“不同的圈子”和“多种的联系”中来把握自己。

  

   龚自珍作《农宗》说:“农之始,仁孝弟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宗为之也。”若明确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必先要考察他的家系与宗亲,所谓“明人伦”者,首先是从“至亲”的角度生发的。《金翼》开篇伊始即说明东林在“一体之亲”中的结构关系,便是要明确他一生的生命历程都将会在这样的人伦秩序之基本格局里发生。他对于自身的定义,就是靠这样的至亲关系及其延展出来的社会关联来确定的,无需一种抽象个体的假定。本质而言,人的存在是一种“格局存在”,这种格局是差序的,依照父子和夫妻关系的双系两轴来规定,其中,父子兄弟之伦最为基本。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历史维度,即依照家族谱系而确立的人伦关系,便是人的本身的优先规定,是其他社会关联的先行前提。

  

   不过,仅用五服制结构来说明人之社会定位,还显得过于抽象,不能等同于他的社会历程之分析。一个人的生命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对乡民来说,若无其他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那么地理上的空间位置及外延的可能性,也就决定了他的生活扩展的可能性。东林的情况便如此,流向海洋的水路就是他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他横向交往的异质性社会网络得以拓展的通道。然而,这种地理分布不仅具有资源流动的意义,也同样会带来外部历史的入侵:在东林的生命历程中,“兴”缘于此,“衰”也缘于此,一个人为家族事业的奋斗与外部政治情势的摆布并行交错,几起几落,才是具体社会关联最真实的写照。

  

林耀华说:“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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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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