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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历史中的隐情

更新时间:2019-05-23 19:11:31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凡事都扯上雅典什么的,与毛主席讽刺的那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分子差不多。据我看,如今搞古典学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钻故纸堆,并不掺和现实政治,另一类喜欢借古典说今天的事儿,含沙射影。这哪里是做学问,是在搞政治嘛。《风车》与古希腊有什么关系啊,在我看,这部剧作有个根本缺点,这就是无视那个时代完全缺乏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未必吧,万老师。”一位北大生说,“美国有个著名的女古典学家叫纳斯鲍姆,研究雅典戏剧很有名。她的书经常掺和现实政治,还动用古典学功夫为同性恋辩护,在美国惹过官司。去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罗马史专家比尔德(Mary Beard)出版了一部《古罗马史》,英美主流报刊评价说,这部书代表了当今‘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写法’,‘向我们揭示,古罗马人与许多个世纪后与权力、公民权、帝国和身份这些问题斗争的人息息相关’,‘令人振奋。’我赶紧在网上下单,买来一看了才知道,原来作者是个‘自豪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古典学家的职责是重述历史,以便‘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她的古罗马史不会在乎古传罗马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和他们身上的德性,因为她仅关心各色常人的权利,在她眼里,‘伟人未必伟大’。万老师,您能说她不是在用古典学为如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发言的这位北大生是个女生,嗓音清脆悦耳,听起来有义正辞严的韵味儿。小万一声不吭,脸色有些难看。北大的学生见名人见多了,谁都不怕。我听见她继续说,“实证史学按自己的心性重构《风车》的题材不是古史传说,而是当代人的历史故事,这的确像古希腊的雅典戏剧。但我不同意人大同学的说法,因为《风车》更接近欧里庇得斯而非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它展现了‘文革’时期北京小巷中普通男女的具体焦虑,尤其是普通男女的伦理品质差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在那个时代固然得不到保障,但有德性的个人伦理品质得到保障了吗?我们不能说,权利和自由等于有德性的伦理品质。”

  

含混的1966


   “说得好!”一位男生拍了两下巴掌,看似喝彩,其实是示意在座各位他要发言。

  

   他先自我介绍,“我来自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刚上博士二年级。”他停了一会儿,看似不经意地徐徐环视在座,仿佛要各位掂量一下他的专业分量。然后他继续说,“女权主义者重写古罗马史,就是要为普通人的权利和自由寻找历史位置,没有什么不对。我同意万老师的看法,在‘革委会’年代,普通人没有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我不同意万老师说《风车》不关心这样的问题。

  

   “人大的同学说,《风车》是一部中国式的当代历史剧,有道理。女理发员何爽与小提琴手康胜利的恋情是人之常情,如今根本不算回事儿,但在那个年代,却会因有人告密被‘革委会’捉拿。如果要说这部剧作的戏剧推动力在于某个隐情,那么,在我看来,这历史的隐情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在那个年代得不到保障,由此才引出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今天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故事。我注意到,这部剧作的故事时间集中在两个时段,首先是1966到1967年,情节的高潮是何爽因康胜利不敢在‘革委会’人员面前坦承真情而自杀。然后是1975到1976年,情节主线是何爽的外甥梁尘锲而不舍地追查谁是告密者,以告慰何爽的亡灵。我认为,这是一个隐喻:追查告密者就是追查这段特殊历史的隐情。”

  

   “未必!”北大女生不客气地打断政法男生,声色有些凌厉。“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如今也围着‘个人权利’和‘自由’打转。但我要说,无论什么专业,要是仅仅关心‘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让这门学科专业变得很奇怪,也会让我们的脑子变得非常简单。何爽爱上康胜利,不是因为他这个男人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因为他热爱音乐。要是有个女生追求你,你问她喜欢什么,她说自己喜欢‘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个‘自豪的女权主义者’,我想你未必会爱上她,除非她正派、漂亮、性情爽朗、善解人意,或者有其他能让你喜欢上她的伦理品质。

  

   “你会说:没错啊,何爽爱上康胜利是因为他热爱音乐,问题在于,她的这种爱的权利和自由在那个年代没有得到保障。我要说,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剧作家让我们看到,何爽还是少女时曾跟康胜利学过小提琴,那时可能就喜欢上了自己的小提琴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两人失去了联系。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形太普遍,因为国家还处于被外敌围困的状态,人民的生活没法完全由自己做主。

  

   “何爽再次遇到康胜利时,他已经结婚,但夫妻关系明显处于冷战状态。康胜利答应何爽,他会离婚,然后娶她。没想到,康胜利的老婆找单位出面限制了他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今我们会以为,这是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事情,其实未必。即便没有单位,也有可以行使类似权力的父母。随后,康胜利的老婆得了不治之症,他告诉何爽,恐怕无需等待太久,没想到他老婆又神奇地活过来了。我觉得,在剧作家笔下,这个细节有些喜剧味道。

  

   “但与随后的情节连起来看,情形就不同了。舒义海向‘革委会’告密康胜利和何爽幽会后,‘革委会’人员设伏捉拿两人的那天晚上,康胜利本来是要去告诉何爽,他妻子从不治之症中活过来了,他与何爽的关系不得不到此为止,否则单位不再让他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康胜利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看得比什么都重,起码比何爽看重的爱情更重。

  

   “康胜利在‘革委会’人员面前否认自己曾经答应娶何爽,导致何爽当即用头撞击院里的老槐树而死。我们若把这事怪罪到单位头上,看问题恐怕就过于简单了。差不多20年后,梁尘当着康胜利的面说他很‘懦弱’,爱何爽爱得没勇气。的确,这位小提琴手天性懦弱。一个人热爱音乐之类美好的东西,不等于他自己有美好的性情。正如好些教授热爱学术,不等于他的性情也有学养。

  

   “何爽的性情如她的名字一样爽直,我说的是‘爽直’,即不仅清爽而且为人正直,即两种伦理德性的混合。但她有理智德性上的欠缺,她误以为一个人热爱音乐等于这个人有好的伦理品质。所以啊我觉得,何爽用头撞击老槐树而死是为了自己:我怎么会爱上这种人啊!

  

   “因此我认为,剧作家不是关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关心个人的伦理品质。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我感兴趣的是,剧作家在回看这段历史时,他关注什么。他毕竟是过来人,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某个事件的发生有极为复杂的原因,很难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第二,人的性情品质在特殊时势中的经历。何爽老爹去世前告诫何爽,她的‘性子’得改改,否则早晚吃大亏。我们能够说,何爽的性情在今天不会吃亏?

  

   “但这部剧作最初的戏剧推动力不仅是舒义海的告密”,政法大学的那位男生不服气地打断北大女生说,“还有半斤假羊肉票事件,以及小梁尘喜欢戏剧,而他父亲是专业军人,对儿子施行‘专制’式管教。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记号: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个人爱好受到严格管控……”

  

   “没错,但我们若仅仅关注这些时代记号,未必能够更好地认识那个年代的底色”,北大女生也不客气地打断政法男生的话。她接着说,“舒义海是整部剧作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与他的个人伦理品质形成鲜明对比。他最缺乏‘义’,整部剧作中唯有这个人物是十足的小人。这样的人在‘革委会’年代的表现,很难说是特殊年代造就出的特殊的恶。毋宁说,在不同的时代,自然的劣性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自由民主的今天,舒义海这种小人就没有了吗?我们至多可以说,在特殊的政治状态中,自然的劣性更容易找到表达机会。

  

   “剧作家没有去展现1966年至1967年的那些标志性时代记号,比如‘打砸抢’‘抄家’‘游街批斗’,或有人因被迫害而跳楼,等等等等。何爽直爽地自杀,涵括了让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刻骨铭心的无奇不有的荒谬和恶劣。毕竟,何爽死在‘文革’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剧作家没有去再现那些标志性的时代记号,不等于无视那个年代的荒谬和恶劣的政治现象,毋宁说,他更关心那个让人费解的年代给人们的性情伦理造成的影响。

  

   “这部剧作有38集,第一个时段在第11集就结束了。随后27集的故事从八年之后开始,也就是1975至1976年这个时段。剧作家让我们看到,梁尘已经长大成人,为了实现自己在小姨坟前的承诺,他锲而不舍地追查谁是告密者。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剧作的真正主题是追究‘文革’之罪。我觉得未必如此。对大多数上一辈人来说,‘文革’这一历史心结恐怕再怎么也无法化解,但剧作家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梁尘自己遭遇的爱情经历更为错综复杂,而这与追查谁是告密者既有关又无关。”

  

难忘的1978


   “有道理,”北师大的同学说。“但我觉得北大同学的说法有些过度解释。我们出生在1990年之后,没谁经历过那个年代,不会有什么‘文革情结’。有一次,学校大礼堂放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红卫兵在广场跳‘忠字舞’的热闹场面,仅仅十来秒钟,看电影的同学非常兴奋,好像为自己错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而深感遗憾。

  

   “过来人如何记叙自己的经历,讲述怎样的故事,对我们这代人乃至再下一代肯定有影响。我的专业是教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文艺作品中的‘文革叙述’。两年前热映的《归来》,很多过来人看得两眼泪汪汪,我们年轻人有的也掉泪。但如果这就是过来人希望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忆,那么,编导通过历史记叙要熏陶我们养成什么样的伦理品质呢?

  

   “与《风车》相比,《归来》这部作品的伦理品质太过单薄。那个年代在今天看来明显荒谬,但《风车》让我们看到,在那样的年代也有好些动人故事,有些人的伦理品质好得来让人甚至会觉得今不如昔。《风车》有好些小故事或辅助情节,每个故事都复杂,这尤其让我印象深刻。《风车》的剧作家是否刻意要告诉我们:过去的历史很复杂,隐情很多。

  

   “比如说,在1967年的动乱时期,小院收留了被遣散的净土庵尼姑慧兰,随后有了板车夫马福顺与慧兰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品质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人感动,而剧作家又恰恰让这个故事与隐瞒告密者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干净与不干净交织在一起。

  

“慧兰曾偶然得知告密真相,但长期揣在心底,谁都没说。到了1975年,即‘文革’走向尾声之际,慧兰终于把真相告诉老马,希望他揭露,老马却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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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学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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