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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化的三重维度

更新时间:2019-05-21 23:50:23
作者: 杨雪冬  
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5)

  

   从时间尺度来说,可以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放在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以及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也可以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放在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中,分别截取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历史,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苏东国家改革以来的历史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评价。有学者就主张,应该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从1949年至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其中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史,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还应该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7)通过不同的历史尺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位置,辨别其带来的影响。

  

   从时间宽度来说,可以从世界的时间、中国的时间、地方的时间以及个人的时间等层次来观察和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显然,改革开放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体产生了共同而又不同的影响,既推动了既有关系的调整,也产生了新的关系,造成了利益和认知的差异。各个主体会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判断出发,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变化,由此使得许多的争论和冲突都牵涉到历史观。历史观的差异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共识达成困难的原因之一。

  

   关于时间坐标,还应该注意到后现代观念日益扩散的影响。后现代观念主张消解中心、权威和历史,与强调权威的传统观念、主张进步的现代观念形成紧张关系。这对强调历史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当代中国政治提出了深刻的观念挑战,也会与政治冷漠合流,弱化公共参与。

  

   第二,时间观念与政治变化的方式。改革开放更新了中国社会的时间观念。一方面,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充分显示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内心激发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增强了融入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时间的可衡量化和衡量的精确化,培养了整个社会的“守时”风气。“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在全国流行就充分说明了这点,这也是中国快速的、高质量的工业化的重要观念基础,使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遵守劳动纪律的集体主义风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追求效率的个人习惯在经济生活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尽管赶超西方的观念可以追溯到1840年以来中国开启的赶超现代化进程中,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制度支撑,但是只有1978年开始放权让利和市场经济改革后,当每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得到确认,这种“只争朝夕”的赶超观念才真正被全社会遵循,并以各种方式转化为自我的行动。在这种赶超时间观的驱动下,决策者设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并用以引导具体政策的制订,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使得中国的制度运行有着清晰的时间表,更显得有规划性。与此同时,每个社会主体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憧憬政治改革,从而使后者成为一个过度泛化的公共话题,拉大了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参与和制度建设的紧张关系,使得政治变化总是“滞后于”或者偏离社会的预期。

  

   第三,时间节点与决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有过多个重大决策,发生过多个重大事件。这些决策、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成为40年历史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时间节点有的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有的是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累积的结果,也有的是国际因素诱发推动或者与国内因素互动的结果。时间节点有多种形式,例如领导人的更替、重要会议的召开、重大政策的出台、重大事件的发生等。决策者的时间节点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建国、建党、领袖诞辰、民族节日等时间节点,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安排年度工作计划、创建政治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程序化和精准化水平,也增强了政治权力运行的仪式化。有些时间节点往往涉及现行政策的重大变动,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相关群体的收益,进而造成个人体验和社会认知的断裂。这一方面凸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曲折进程、壮阔画面以及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在一些政策领域中产生了“赶公共汽车”效应(这一趟没赶上,下一趟也赶不上)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应对方法。在时间节点背景下,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对收益差距被放大了,引发了社会心理中的不确定感、焦虑感乃至剥夺和失落感。进而言之,人们也会对前人以及自己以前积累下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失去信任,陷入政治的空虚。此外,一些时间节点因为被高度政治化,也有了政治敏感性,列入定期维稳的日程表。

  

   第四,代际更替的政治效应。干部队伍更新和领导层顺利更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期的重要内容,也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准之一。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数量庞大、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在代际更替过程中同时实现保持政治生活活力和实现政治权力有序交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要保持政治生活充满活力,就要不断将社会中的精英吸纳到政治领域,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发挥其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在中国,执政党也是领导党、指导党、代表党,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要始终能获得社会的信任和认可。实现政治权力的有序交接,除了要采取退休制度、选举制度外,还要尽可能避免领导层能力的衰减,因为从革命转到建设阶段,许多国家都遇到过魅力型领导人缺失、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领导层精神气质变化以及领导能力不适应等共性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角度衡量,中国的代际差距很大,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替频繁,政治生活急剧动荡,和平发展的时间有限,每一代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都会遇到重大的政治变动,这塑造了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也习得了带有强烈时代痕迹的政治知识、政治经验。由此,制约了代际更替过程中政治共识的达成。我们会看到,在领导层与社会群体之间会在政治判断上出现时代错位。进一步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政治争论,也是代际间的政治知识体系、政治判断的冲突。此外,也应该关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八零、九零、零零后等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政治行为选择。物质充裕、互联网普及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等诸多因素,是这些群体成长的基本背景,也塑造着他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选择,这些因素的力量远远比国家化的终身政治教育更有影响。这些变化是中国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没有触及过的,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时间与制度生命力。制度化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衡量制度化水平,不仅要看制定制度的数量和制度的覆盖范围,还要看制度的持续时间。只有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说构建的制度稳定下来,实现了制度化。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建立的新制度,特别是学习或移植来的制度肯定持续时间较短。在中国,主要政治制度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建立的,最长时间也不到70年,许多新的正式制度更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制订的,最长时间也不到40年。因此,只是从制度形式上来考察这些制度,会发现其制度化水平不够,尤其是个别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制度之间的对接配套严密程度,以及制度执行中的程序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除了有法律支撑或组织形式的制度外,中国政治中还有大量的规矩惯例,在具体领域和微观层面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些规矩惯例有的来自传统,有的起源于党内革命时期,从时间上远远长于各种正式制度,但由于产生环境和制订的目的不同,往往会与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出现的制度形成紧张关系,导致了一些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由于正式制度的人为设计性,制度活力也应该是衡量制度化水平的一个标准。一些制度设计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或危机,随着时间前进、环境变化,其原来的功能就需要调整,或者制度本身就需要终止。否则,这些制度就会成为“僵尸”制度,影响到整个制度体系的活力。在当代中国,许多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是党地下秘密工作时期,由于没有及时清理更新,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也造成了制度的理想目标与制度的微观个人感受之间的反差。

  

三、空间维度:空间坐标与空间变革(8)


   马克思曾经说过,“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9)。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实践的基本条件,也是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基本要素。因此,有学者(Lourau)说:“没有空间就不会有制度。”(11)进而言之,在主权国家背景下,地域空间是给定的,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扩展,会产生新的交往空间,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也随之发生着变化。空间观念的变化和多种空间的出现,导致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的“空间转向”。(11)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变化来说,空间也是值得纳入的认知维度。有学者就提出,要科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必须解决改革开放史中的“地理问题”,亦即必须重视研究不同区域的改革开放史。(12)

  

   之所以这样说,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地域之间差距在拉大,地理空间被重塑,社会空间在拓展,精神空间在多样化,跨国空间也在形成。这些新的空间为政治生活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场所,并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其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国内空间与国际空间有了更多的重叠之处,为国内活动的国际化、国际活动的国内化提供了条件,并且呼唤着国内国际行动的协调合作。在这样的交融互动空间中,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中的方位、明确自己的国际身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立场和政策选择。再次,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与私、内与外、全球与本土等认识划分空间的标准逐渐被提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尽管国家和资本依然是塑造空间的主要力量,但是社会群体和个人也在努力维护和争取着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上而下的空间改造与自下而上的空间抗争成为国家—社会互动的新形式。对空间的塑造和争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化的另一个切入点。

  

   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过去40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多重空间坐标。与选择时间坐标的目的一样,选择空间坐标也是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属性,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决策者先后采用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发达/发展”等标准来定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属性,以达到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获得更大活动空间,拥有更有力的话语权,乃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目标。从这些坐标的变化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是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国家发展特点的方式。这种选择是国内政治变化的投射,也有利于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创造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说明了中国开始以全球作为空间坐标来定位自己,构建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个不同于“西方中心论”、“霸权和平论”的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此外,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的是多边主义立场,因此中国也会选择中观或者超中观的空间坐标,比如东亚、东南亚、周边邻国、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通过这些区域性的空间坐标,尽可能地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取得利益交集和共识重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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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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