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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更新时间:2019-05-20 23:33:24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以及《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和《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两书在当时所产生的适时影响,那么,他们不假思索也会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他多少有些政治正确的史学意识的话。

   与开篇关于“该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说法相呼应,作者似乎暗示:即便如今为儒术恢复了名誉,不等于今天的我们还应该或能够回到“中世纪”。毕竟,“中世纪”这个世界史术语并非仅仅指欧洲的中古时期或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时期。据笔者所知,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也被以古喻今地用来指现代中国的某个历史时刻,而且,如此用法迄今仍具有广泛的潜在影响。(12)倘若如此,作者的意思就很可能是说,即便如今为新法术恢复了名誉,也不等于还应该或能够回到那个“中世纪”。

   凭靠这种“走出中世纪”的政治史学意识,作者才看出司马迁对武帝“颇有微词”的“笔法”吗?

   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才可能看到他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14页)

   在笔者看来,这话也适用于作者自己:他对当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立教事宜心有戚戚,但笔法曲折,分散于笔记各处。表面看来,作者是在重述《史记》的历史叙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实际上心有戚戚的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德性问题。作者说,司马迁把配享土德的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无异于设立了“人世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汉武帝改汉德为土德与此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司马迁铺展了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汉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14页)周秦之变堪称古代中华帝国经历的第一次古今之变,如果这次古今之变确立了阳儒阴法的传统,那么,要真正实现从秦法治国到儒术治国,就有待于当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作者的笔法曲折,仅举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在作为“引言”的第一章中,作者说《史记》虽然从黄帝起笔,但司马迁的思考实际聚焦于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而“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7页)。这时,作者下了一个脚注,以此证明五帝本纪的历史叙述无异于开启了立朝与立教两大事业的论题,而这个论题与其说属于史学性质,不如说具有政治哲学意味。

   坦率地说,这个脚注让笔者看得心惊肉跳:被作者用作证言的竟然是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说法和新法术时期的“四个伟大”叙事!在接下来的正文中,作者又说:

   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8页)

   把这段话与下一小节开篇的说法联系起来看又会怎样呢?

   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13页)

   这类分散于笔记各处的说法暗中指向了一个幽暗的政治史学问题:何谓新的政治方式或制度。马基雅维利提出这个政治哲学问题,凭靠的是重述李维笔下的罗马史。(13)这与我们的作者重述司马迁笔下的中华史有什么差别吗?

   国家出版机关并未规定,书名得配上汉语拼音,或译成英文,作者却附上了拉丁语译名,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式的通用语。不仅如此,在“读书报告”中,作者频频给重点字词附上各色洋文。说到“西方思想以‘首’为‘起点’和‘原则’”时,用括弧为“首”字加了拉丁字母转写的希腊文“arche”(《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20页),算得上名正言顺。但说到“宰我此问颇为‘张狂’”时,作者用括弧为“张狂”加了拉丁字母转写的希腊文“hubris”(《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26页),就意在汇通中西了。(14)与钱钟书式的中西语句汇通相比,如此笔法的政治史学意味恐怕只能说是大异其趣。

   作者的“读书报告”共七章,“引言”并未如常见的那样独立出来,而是作为第一章,似乎要凑足“七”这个神秘之数。倘若如此,夹在中间的一章(第四章)虽然篇幅最短(除作为引言的第一章外),其论题就具有隐藏意味,它恰好涉及崇尚法术何以不是“德”政的问题。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一章最后一节说的“事情”就值得我们仔细品味:“阴谋”可用于“修德”也可用于“逆德”。因此,“阴谋修德”还是“阴谋逆德”,端在于“在位者如何确立国朝德性,从而形塑国朝道路,避免僵化老路和易帜之危”(《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83页)。

   19世纪后期的著名世界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1897)以关注西方的古今之变著称。在他眼里,西方的古今之变有四次:希腊古典时期的希波冲突以及苏格拉底的立教为第一“变”;君士坦丁打造第二罗马帝国及其立教为第二“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立教为第三“变”;最后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立教为标志的第四“变”。

   关于前三个古今之变,布克哈特都留下了传世之作。(15)关于第四次古今之变的史学思考,布克哈特虽然没有写书,但他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题为“革命年代的历史”讲座课程(1859年)留下的讲稿足有400多页,与专著没什么差别。(16)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实质问题都是立教而不是立朝。人类有文史可查的三千年文明史,各色政体立朝之数不可数,立教之数则可数。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然古老,所遭遇的古今之变没那么多。自周代奠立帝国雏形以来,中华帝国经历过的真正算得上古今之变的历史时刻,严格来讲仅有两次:第一次在东周至汉代初期,“秦政的历史教训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选择,而在于没有着手立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49页);第二次在19世纪末至当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表明,汉代一朝立教就延续了两千多年。

   既然作者把古代和现代的古今之变叠合在一起思考,并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作为关键性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值得搞清武帝和司马迁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处境和国内意识形态处境与今天有何异同。不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没可能恰切理解作者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具体含义。

  

   二、武帝西征与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读书报告”第六章专论武帝,题目是“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标题中的引文来自司马迁,但作者在行文中则说,“汉武帝一边着手平定四夷,一边着手立教事业,希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138页)。笔者感到好奇:“学仙”可以等同于抓“立教事业”而且手段还“硬”?

   这个问题属于武帝如何处理国内意识形态,留待下节再说。先看国际政治问题:如果平定四夷堪称武帝的伟大历史功绩,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后人指责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翻开《匈奴列传》即可看到,从周代之初至汉初,匈奴边患从未间断。《匈奴列传》的叙述几乎与周代以来的华夏史平行,或者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伴随着中华帝国的艰难成长。“筑长城以拒胡”起自战国后期(与匈奴为邻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而非秦始皇重建中华秩序之后。换言之,趁华夏共同体长期内战,匈奴集团从未放过扩张辖地和控制华夏之机。

   “汉初定中国”时,匈奴集团即夺取高祖分封给韩王的代郡(今山西北部),并随即攻太原深入晋阳(今太原西南)。头脑缺乏谋略的高祖亲率32万大军应敌,冒顿40万大军佯败,退至平城(今大同市东北),设伏将率少数人马尾追冒进的高祖包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定襄县)一带。(17)高祖被困7日不敌,修书与匈奴提出结“和亲之约”做友好睦邻。冒顿并未因高祖提出“和亲”而罢兵,由于韩王信手下投降匈奴的两位部将答应合围高祖却迟迟未到,冒顿怀疑“其与汉有谋”,才“解围之一角”放高祖一马。(《史记·匈奴列传》)

   今天的一些史书说,从此汉初因“和亲”之策而享有60年安宁。看《匈奴列传》才知道,情形绝非如此。“和亲”之策并未解除匈奴不断犯边之患,相反,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时有汉将降匈奴,冒顿多次背约,“常往来侵盗”。至“吕太后时,汉初定”,冒顿仍然骄横,“高后欲击之”,诸将领畏敌不前,中央只得继续推行“和亲”之策。文帝继位后起初仍持“和亲”之策,因匈奴继续入侵“杀略人民”才断然用兵进击,甚至亲临太原前线。(《史记·匈奴列传》)

   公元前176年,冒顿修书致文帝,提出复修和亲之事,司马迁全文引述了这封满篇和平友好言论的国书。根据司马迁在前面对冒顿好用计谋的描述,我们不难体会到,冒顿复修和亲之议八成是缓兵之计。中央开会讨论“击与和亲孰便”,因畏惧匈奴而主张“不可击”的论调占了上风,文帝只得接受冒顿复修和亲之议。

   冒顿驾崩后,继任单于并未改弦更张: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史记·匈奴列传》)

   为防御匈奴进击长安,文帝甚至“发车千乘,骑十万”守备京畿。这样的国家状态若称得上“安宁”,只会是苟且偷安,迟早会被颠覆。文帝不得不再次主动出击,但他仅仅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史记·匈奴列传》)

   文帝加强戍边,派重兵防御匈奴,至“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史记·匈奴列传》)。若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基础,那么,在今天看来,“文景之治”未必值得称道。武帝继位后对匈奴采取强硬方针主动进击,不能不说是英明之举。

   如今的通史类史书会大而化之地告诉我们,公元前129年,武帝发兵进击匈奴,历时近二十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战果:先夺取今内蒙河套地区,后控制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设立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设张掖、敦煌两郡),先后移民70万,中华帝国的西北防线由此推至漠北塔里木盆地一带。

   与《匈奴列传》对观,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概括实在太过掉以轻心。按司马迁的记叙,武帝为了控制河西走廊,曾与匈奴反复交手较量,战况惨烈,绝非轻易而得。即便设酒泉、敦煌郡后,匈奴右贤王亦曾“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史记·匈奴列传》)。用今天的话来说,武帝最终把河西走廊纳入疆域,是无数华夏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的作者说,司马迁虽然充分肯定武帝主动打击匈奴的国策,但他恰恰又在《匈奴列传》中说武帝“建功不深”。如此笔法表明,对司马迁来说,征服匈奴还不能代替“兴起‘圣统’”(《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147页),即抓立教的事业。笔者对这一说法感到好奇,特别细看《匈奴列传》的结尾: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史记·匈奴列传》)

这段结语文意曲折,的确有看头。司马迁先提到孔子的春秋笔法,无异于公开而非隐晦地告诉读者,《匈奴列传》即按此笔法写成。随之司马迁就让读者看到,自己如何“刺武帝”,而后世之人也很容易看出,他指责武帝“谄纳小人浮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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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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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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