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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作家翻译家王纪卿的故事

更新时间:2019-05-20 16:54:05
作者: 谢祥京  
战太平、镇捻军、平西北、复新疆、兴军屯、办洋务、抗法国、拒日寇,直到1894年的牛庄之役,湘军全军覆没,一段历史风尘跃然纸上。作者着力再现湘军将帅的秉性,拓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十多位清末名臣,发掘已被历史烟尘湮没的上百位湘军将领。湘军的成败得失以及清王朝的国运兴衰。作品气势恢弘,布局严整,叙事井然,分析恳切,雅俗共赏,堪称佳构。

  

   王纪卿可谓:知周万物,道济天下。

  

   王纪卿不是“神人”但可称奇人。他奇在不但能写好“湘军”,还能翻译外国学者写的湘军将帅和清末重要历史人物传,以及外国学者写的其他历史时期人物的传记,如秦始皇传、李世民传、武则天传等。

  

   我们看看网友对王先生翻译的曾国藩等将帅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版本:清代三百年第一名臣,生动讲述出将入相的非凡人生,深入剖析内圣外王的罕见人格。

  

   国外经典李鸿章传记版本:亲自采访过李鸿章的知名西方学者,有助于国人重新认识备受争议的李鸿章。舍小得大的政治智慧,内外逢源的驭人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社记者蔡剑、左宣2012年年底还采访过美国W.L.贝尔斯所著《左宗棠传》译者王纪卿。

  

   下面是采访内容:

  

   在晚清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诞辰200周年之际,笔者与著名翻译家、作家王纪卿就他翻译美国学者W•.L•贝尔斯的《左宗棠传》进行了对话。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对目前中国统一大业和领土完整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启示。

  

   记者:翻译美国人W•.L•贝尔斯《左宗棠传》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

  

   王纪卿:岳麓书社在1980年预告第二年将要出版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家》中译本,但此书迟迟未见出版。等了这么多年,我打算自己来翻译这本书,但苦于找不到译本,直到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个即将离开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决定转让这本书的复印件,我毫不犹豫买了下来,翻译成中文才有了可能。作为一个湘军人物研究者,我很想看看外国学者是如何评价曾左胡等湘军人物的。因此,我不仅翻译了此书,还翻译了黑尔博士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湖南人民出版社很早就出版过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是介绍中国人看世界的书,影响很大。反过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也是很有意义的。从出版后的反响来看,确实引起了读者的好奇与好评。

  

   记者:您如何评价左宗棠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的功绩呢?

  

   王纪卿:左宗棠虽然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但他跟曾国藩及其他湘军人物不同。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主要的关注不在于内乱,而在于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与侵略。他和胡林翼是很好的朋友,都提前看到了中国乱世即将来临,但胡林翼看到的是国内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左宗棠看到的则是国防危机。左宗棠对两次鸦片战争非同寻常地关注,在思想上积极参与抵御外侮,是众多湘军人物所不及的;他在镇压太平军以后,积极创建中国第一个近代舰船制造机构,积极筹备中国近代化海军的建设,在镇压捻军、回民军以后,又收复新疆、率部抵抗法国侵略。

  

   从左宗棠的这一系列思想寄托和作为来看,他与林则徐一脉相承,为清末国防第一人,其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不仅所有的湘军人物无法望其项背,就是全国的将军督抚,也无人能及。所以,人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收复国土最多的将军。左宗棠开创近代化海军和加强西部塞防之举,以及他的外交、国防态度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仍有延伸的影响。

  

   记者:W•.L•贝尔斯写《左宗棠传》是出于学术原因的需要,还是左宗棠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

  

   王纪卿:是左宗棠的战功引起贝尔斯的注意,据贝尔斯自己说,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国西北的问题时,发现左宗棠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因此,他一开始,主要是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作为做了研究,作为一个军人,看到左宗棠做到了全世界的将军们都很难办到的事情,为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这个基础上,他出于对这个“中国四亿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钦佩,才开始对左宗棠的生平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W•.L•贝尔斯1937年在中国处于抗日救国时期出版的《左宗棠传》中高度评价道:“左宗棠是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在国外名声不广,在他的国家也未得到应有的声望。他的同胞只要认真研究他的生平和功绩,就会获得极大的价值。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他的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尊敬圣贤,不懈的听从他们的教诲。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毫无保留的用于服务祖国,深信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左宗棠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记者:目前,国内研究左宗棠的氛围如何?您作为著名文史学家、翻译家研究左宗棠取得了那些成果?您对成立全国性左宗棠研究会有何建议?

  

   王纪卿:国内对左宗棠的研究,由于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氛围并非很浓,不如曾国藩的研究那么热闹那么盛行,但也有一点值得庆幸,因为对于左宗棠的研究,尚未像曾国藩的研究那样,被一些哗众取宠的人引入看相算命、研究官场权术的邪门歪道。我在翻译贝尔斯著作的同时,在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做了一个“名臣左宗棠”的电视讲座,写了一本《清末有个左宗棠》,出版后反响不错。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力争真实地反映左宗棠的生平事迹,还原并强调其作为近代杰出国防人物的一面,同时将左宗棠与其他湘军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以及淮军人物李鸿章做了比较。

  

   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之际,这本书经过很大幅度的修订补充,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王纪卿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坛的再读湘军系列中讲述了左宗棠的成功之道。

  

   研究湘军多年的王纪卿也有反思。他说,自己有一个忧虑,即今人过于关注曾国藩的“术”以及忽视曾国藩的担当和自律,心中有天下的那种情操是和自小受圣贤情怀的熏陶分不开的,若只学其术,不仅学不会,还会造就社会上更多的玩弄权术者,对人类对同胞造成更多的伤害。作为学者,有责任纠正这样的误读。正是因为王纪卿有这种觉悟,所以无论是在凤凰卫视的电视讲堂上,还是在明伦书院的高端讲座中,他的湘军讲座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满堂喝彩。

  

   虽然王纪卿因湘军研究而名声在外,虽然他从来不写“没人看的书”,但到目前为此,他从未得到任何史学或文学的正式学位头衔,这在国外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王纪卿一直以“学者”自谦。其实,他在海南出版社早就破格评为副编审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业余时间才种自留地,进行写作、翻译。职业生涯里先后为出版社编发书稿60余种,语种包括英、法、德、日、俄、土耳其等,字数超过1亿。他编辑水平之高,行内无人不佩服。复旦大学日语系著名教授谢宜鹏翻译的《叶子》(日)有岛武郎著,就是王纪卿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谢教授译著出版后对纪卿赞不绝口;湖南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主任周炎辉教授的好几本书都是王纪卿的责编,周炎辉的译著代表作有《八墓村》(日)横沟正史著;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由他担任责编的就更多了,如:《牵牛花》,志贺直哉著,楼适夷译;《万叶集》,其文学地位被誉为日本的《诗经》,土耳其著名讽刺小说家阿吉兹涅辛的著作《我是怎样自杀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名著《黑夜的终止》,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名著《曼斯菲尔德庄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名著《刀锋》,英国著名作家克罗宁的名著《黛绿年华》,等等。

  

   一个优秀的译文类图书编辑,不但要有文学素养,对国内外出版业务一定要熟悉,这方面,王纪卿也是佼佼者。他翻译了国际出版商协会会长斯坦利·安文著的《出版概论》,该书收入书海出版社的编辑丛书,还被列为编辑出版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目之一。由此可见王纪卿的编辑水平很不一般。

  

   从个人经历来讲,如今曾经的知青能够当上官的人,有自身的努力、机遇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但仕途沉浮却与王纪卿无缘,他不感兴趣亦是原因之一。王纪卿的人生简历与他笔下的湘军同样充满了传奇。王纪卿父亲王正,在抗战期间曾是宋希濂部队的上校军医,在战火硝烟中救死扶伤,是抗战将士的保护神。抗战胜利后一直行医,还成为了湖南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一个家庭的磨难亦可反映中华民族的苦难。

  

   他一家下放知青就有三个。二老兄王纪平早他几年下放到湖南江永山区,成了“江永记忆”中的“素描大师”,他与姐姐下到湖南靖县插队落户。枯燥与辛劳让不少男知青学会了抽烟,烟叶也是好心农民提供的旱烟叶,一般人都是用薄纸或报纸将烟丝卷为喇叭筒点燃来抽,而小王则用了一个精致的烟斗,一个知青想出点钱购买他的烟斗,王纪卿则说除非用你的书来换,于是王纪卿轻易获得了一本英语词典。说到干农活,王纪卿自小就羸弱,还患有结核,体力的确不行,好心的生产队长安排他与妇女一起出工,照顾他拿妇女最高的七分工。王纪卿调侃说,如果只给我五分或六分工还可以躲躲懒,拿了个最高工分就只有拼命干,结核病的低烧常让他直冒冷汗,插秧锄草尚可,担重担就吃不消了。尽管这样辛苦,他收了工,吃点饭,每天仍坚持挑灯夜读学外语。文革期间,“老三篇”与毛语录都有中英文对照本,毛泽东思想将照遍全世界,这无疑也给王纪卿一个“活学活用”的好机会,他甚至可以用英语倒背“老三篇”,虽说他聪慧,刻苦还是关键。

  

   1974年,王纪卿病退回城。为了谋生,他开始卖冰棍、推板车、公交售票、刻蜡版做油印、担任代课老师。让人惊奇的是,在此期间,得到英语词典仅仅三年的他,就为其父主持的输卵管银夹绝育法科研项目翻译专业的英文资料。

  

   凭借外语专长,1980年初他被招进了湖南环保研究所,成为情报室的一名翻译员。在环保所的一年之中,除了翻译出1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外,业余时间还试着翻了不少英文与日文的推理小说,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废寝忘食不知疲倦。

  

由于当今中国的教学模式采用的是捆绑式教育,一个学生要应付十多门的课程,教育出来的学生貌似什么都懂,实际上是什么都不精,而且出来工作后在学校学的东西一般都应用不上,加上学得又不精,就造成了知识容易遗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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