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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什么是系谱学

——福柯政治哲学探析

更新时间:2019-05-19 23:49:08
作者: 姚大志  
用福柯自己的话说,“通过权力,我们服从于真理的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实行权力”⑤。

   福柯将真理理解为关于陈述的生产、控制、分配、循环和操作的程序体系,因此真理是一种制度。真理作为制度,意味着什么东西被视为真理是由权力决定的。权力与真理具有双向循环的关系:权力产生真理并维持真理,真理也产生权力的效果。是否有可能把真理与权力分开?能不能将真理从权力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福柯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福柯看来,问题不在于把真理从权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幻想,因为真理已经是权力),而在于使真理脱离权力的霸权形式,无论这种霸权形式是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实质上,福柯是用权力的多元来瓦解权力的霸权。

   在这里,我们把福柯的政治哲学与西方正统的政治哲学加以对比是有益的。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无论这种理论是罗尔斯式的还是诺奇克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利,而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福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显然是不平等的。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权利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因此我们应该用平等的权利来约束或限制不平等的权力。但是从福柯系谱学的观点看,权力是第一位的,权利实质上不过是权力用来掩人耳目的工具。传统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通过社会契约论来为国家的权力提供合法性。但是在福柯看来,政治哲学的问题不在于提供合法性,而在于消解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正统政治哲学是建构性的,其目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平等,而福柯的政治哲学则是批判性的,其目的是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当然,与正统政治哲学相比,福柯的政治哲学既有洞见,也有局限。

  

   二、生物政治学

  

   如果说真理政治学关心的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那么生物政治学关心的则是权力与身体的关系。权力是通过福柯所说的“权力技术”来对待身体的。虽然权力技术是各种各样的,权力施加于身体的方式是变化万千的,但是福柯的系谱学主要研究了两种权力技术:一种是“约束技术”,它用于作为客体的人;另一种是“性技术”,它用于作为主体的人。所谓作为客体的人是指下层阶级,作为主体的人则是指资产阶级。

   “约束技术”适用于作为客体的人,被用来操纵、控制、塑造和训练人的身体。在权力通过约束技术作用于人体的过程中,人的身体表现出服从和配合,同时也变得富有技巧和日益强壮。在福柯看来,约束技术的根本目的是在人的能力和对人的支配之间建立一种极为紧密的关系,使人既有高超的能力,又极为驯顺听话。要达到这个目的,约束技术需要在功利的经济方面增强人体的能力,同时又需要在服从的政治方面削弱人体的能力。通过这种约束技术的训练,人体在有用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听话,或者在听话的时候变得非常有用。⑥这种约束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各种领域中都发挥作用,如学校、医院、军队和工厂,当然最典型的还是监狱。

   福柯所说的约束技术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层级监视”。监视是约束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观察、注视和监视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重要的功能。监视也涉及科学(如光学和建筑学),当代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的设计和建造都要考虑便于监视的问题。第二种模式是“常规评价”。福柯认为,除了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刑罚之外,每个社会都有无法为法律所包容的微观惩罚,而这种微观惩罚就是“常规评价”。如关于时间(迟到、缺席、工作间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忱)、行为(失礼、抗拒)、言论(闲聊、粗野)、身体(姿态不雅、体态不庄、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等方面,都存在着一整套的常规评价。第三种模式是“检查”。“检查”是“层级监视”和“常规评价”的结合,如学生在学校里的考试或病人在医院里的体检。“检查”的重要性表现为两种颠倒。首先,在传统的权力形式中,权力本身是可见的,经常被展示和炫耀;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本身变为不可见的,而权力施加的对象则必须是可见的,如病人。可见性是约束技术的关键。其次,在传统社会中,只有英雄和帝王的生活才是可知的,才能够被记录下来成为史诗或历史文献;在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最琐碎生活都记录在案,如学生的成绩单或病人的病历等。“检查”表明了这些被当作客体的人们的服从,以及这些服从了的人们的客体化。⑦

   “约束技术”集中表现在现代的监狱制度之中,而系谱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监狱的分析和批判。按照正统的说法,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机构。改造罪犯,使其恢复人性,重新做人,一直被视为建立监狱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监狱必须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机构:囚室、工厂和医院。首先,监狱要剥夺犯人的自由,将他们隔离起来,加以囚禁。囚禁一方面使犯人无法继续犯罪,防止造反,另一方面使他们陷入孤独,从而进行自我反省,产生悔悟。其次,犯人在监狱中必须从事生产劳动,而劳动是为了改造。劳动不仅会产生经济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强加给犯人一种生产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观念,而每个人都是这些体制或秩序中的一个零件。最后,监狱的目的是治病救人,犹如一个医院。为此,必须监视犯人,观察犯人,了解他们的表现,鼓励他们的进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知识来统筹。

   福柯对法国的监狱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治病救人”的正统说法给予了批驳,对现代监狱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正统观点主张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机构,但是在福柯看来,事实证明它失败了,因为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虽然监狱一直在扩大和增加,但是犯罪和罪犯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减少,甚至反而增加了。短暂的拘禁造就了惯犯,囚犯中原先就是囚犯的人的比例非常高,进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再次进入监狱。监狱似乎具有与原来设想相反的功能。为什么被设想消灭罪犯的监狱不仅没有消灭罪犯反而制造罪犯呢?福柯认为,首先,监狱原本是一个遵循和尊重法律的机构,但是它的实际运行却有滥用权力的情况。在监狱的粗暴专断权力面前,犯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而不再认为自己有罪。其次,监狱为产生罪犯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犯人容易培养相互的忠诚,形成具有等级的黑帮组织,这为未来的犯罪准备了条件。另外监狱也是一个犯罪学校,各种犯人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特别是少年犯向惯犯学习犯罪技巧。最后,犯人刑满释放以后,也难以找到工作,只好到处流浪,最终导致新的犯罪,并重新回到监狱。⑧

   监狱究竟是一个消灭罪犯还是制造罪犯的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监狱的制度和功能。福柯认为,监狱制度包含四种因素:第一是“超级权力因素”,它在监狱实行强制性的约束;第二是“辅助的知识因素”,它产生出关于教育罪犯的客观性、技术和合理性;第三是“相反效果因素”,它再生产出(如果不是增加)各种犯罪行为,尽管监狱应该消灭这些犯罪行为;第四是“乌托邦重复因素”,即在理想主义名义下进行不断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与监狱的约束功能具有同构性。⑨所以,监狱不仅仅是高墙、暴力、管理人员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福柯所说的“监狱制度”中,话语和建筑,强制性规则和科学命题,真实的社会效果和理想的乌托邦,改造罪犯的计划和强化罪犯的机制,都是合为一体的。

   监狱制度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发挥一种比消灭犯罪远为复杂的功能。在福柯看来,监狱的功能不是消灭犯罪,而是区别出它们,分离开它们,利用它们。监狱与其说是要消灭违法行为,不如说是把违法行为纳入一种普遍的驯服策略之中。因此,刑罚显现出一种控制非法行为的方式,它划定容忍的界限,放松对某些行为的管束,加强对另一些行为的镇压,排斥某些行为,利用另外一些行为。法律的惩罚应该在关于对待非法行为的总体战略中加以重新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监狱的真正性质。

   福柯的逻辑是:为了证明监狱存在的合理性,必须存在罪犯,必须把某些人当作罪犯。福柯认为,监狱实质上是制造罪犯的地方,某些人必须被挑选出来成为罪犯,这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的。例如,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着妓女和卖淫现象。虽然卖淫一般被视为犯罪,但通常又允许妓女存在,警察一般并不认真地扫除她们,因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她们的存在都是有用的。按照福柯的说法,警察、监狱和罪犯三者相互支持,构成一个共谋整体,并形成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整体中,警察的监视给监狱提供了罪犯,监狱把罪犯变成惯犯(警察监视的目标和助手),而警察的监视则周期性地将其中一些人送回监狱。警察和监狱对待犯罪的关键是控制它们:如果没有犯罪,这些机构无法存在;如果犯罪太猖狂,这些机构也无法存在。

   在福柯看来,法律之外存在的其他社会机构同监狱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学校、医院、军队、工厂和监狱具有同构性,使用的都是权力技术,而学生、病人、士兵、工人和犯人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福柯将这些机构统称为“监狱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这样,在福柯的眼中,除了高墙之外,监狱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换言之,监狱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是一个大监狱。

   如果说“约束技术”用于作为客体的人,那么“性技术”则用于作为主体的人。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使用了两个关于性的概念,一个是“sex”,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性”,另一个是“sexuality”,我们可以将其译为“性态”。

   福柯最初把“性”视为一种自然和天生的事物,而“性态”的话语和制度则都建立在“性”上面。后来福柯发现这种理解是错的,于是又将事情颠倒过来:不是“性”产生出“性态”,而是“性态”产生出“性”。那么究竟什么是“性”和“性态”呢?大体说来,“性态”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同肉体器官、个人快乐、人际关系和亲属关系相关,它反映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机构和制度;“性”则是观念和话语的对象,同真理、意义、科学和医疗相关,它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性态”是异质的和多元的,关于它的机构和制度也是各种各样的;“性”则是一元的,它以真理的名义统一了所有关于性的话语。在福柯看来,无论是“性态”还是“性”,它们都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中永恒不变的本能或人性,而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福柯有一段名言:“自18世纪,我们有了性态;自19世纪,我们有了性;在此之前,我们有的只是肉欲。”⑩

   福柯的系谱学涉及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即身体、知识和权力。由于性深深地嵌入了人的身体(尽管有时它隐而不露,有时又过分张扬),在生物政治学中,身体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变成了性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性与知识的关系是由“性”来表达的,其中强调的是科学。性与权力的关系则是由“性态”来揭示的,其中强调的则是权力。福柯认为性、权力和科学是结为一体的,这种结为一体的战略被称为“性态的部署”。

   按照福柯的分析,“性态的部署”表现为四种权力战略:第一,妇女身体的歇斯底里化,这使“性态”弥漫于人的全身,从而使妇女身体成为性医学话语的主要分析对象;第二,儿童的性教育化,即向儿童表明性既是自然的,又是危险的;第三,生殖行为社会化,也就是说,夫妻的性行为现在负有医学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人口学和优生学被用来对性实行控制;第四,性变态的心理治疗化,即对性行为加以区分和归类,区别出性变态或性倒错,然后予以治疗。(11)

   生物政治学研究了两种权力技术。一种是约束技术,它主要以下层人民为对象,其目的是制造出听话而有用的身体。另一种就是性技术,它主要以资产阶级为对象,其目的是确保资产阶级身心强健、健康长寿和传宗接代,以牢牢维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柯所说的“性态的部署”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人们通常认为,性是天生的,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福柯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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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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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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