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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腊梅:论法官知法原则在商标行政纠纷中的适用

更新时间:2019-05-19 14:32:49
作者: 尹腊梅  
[21]商标行政机关也认为,2013-2015年期间在此问题上法律适用混乱。[22]又如,对于《商标法》10条,特别是该条第1款第(八)项“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的理解和适用更是众说纷纭。[23]即便是法院之间,对于商标法规定的各项商标无效事由都存在较大的分歧,更不用说商标行政机关以及普通的市场主体能够正确区分。因此,在商标审查阶段,也应当完善商标行政机关的释明权和释明义务,减少当事人因对商标法理解不到位导致的事由主张不适当情形,正如民事诉讼中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就不适当的诉讼请求进行合理释明一样。

   其次,基于经济和效率的考量,各种异议和无效事由所需要的证据量并不相同,当事人与代理机构往往选择自己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事由来提出申请。例如如果要以引证商标为驰名商标为理由申请他人注册商标无效,其证据包括申请人经济指标的审计报告、纳税证据及行业排名证明、广告宣传的时间和地域、商标知名度等等大量证据,所需要的证据准备工作耗费相当的精力和财力;如果要以《商标法》32条所规定的在先权利为由,则需举证证明其拥有相应的在先权利,如著作权等。反之,如果以违反《商标法》30条规定为由,即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争议商标与在先引证商标相同或近似,则只需要从商标局官网上分别下载一份引证商标和争议商标的商标信息即完成了关键证据的举证。所以除非必要,出于经济和效率的考虑,当事人可能就误以为自己的提供的事由或证据足够达成其目标,而商标行政机关却认为不够或者不正确。此时,就应当由商标行政机关加以适当释明,帮助当事人减少因为轻信而导致的失败或者重复申请的资源浪费。

  

   四、法官主动援引法律应当“公私有别”

  

   除了加强释明权和释明义务外,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应当在区分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的基础上,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主张给予行政机关和行政法官不同的主动援引权限。

   如前所述,我国商标法上商标异议、无效和撤销的事由众多,但理论上大体可分为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两大类,这两类事由的区分是民法上公共利益和私权利的划分在商标法上的具体表现,并在程序上受到不同的对待。其中违反绝对事由的注册商标宣告无效程序,可由任何主体包括商标行政机关主动发起,即可由商标局积极启动无效程序,或者由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向商标评审部门提出宣告无效申请,且时间上不受五年期间的限制;违反相对事由的注册商标宣告无效程序,只有特定私权利受损害的利害关系人才能请求宣告该商标无效,商标评审部门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且除了驰名商标的权利人之外,其余情况下均受五年时间的限制。

   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的划分,贯穿商标行政审查和诉讼的各个环节,包括异议、无效以及后面的行政诉讼。而且这种划分越来越受到商标行政审判理论和实务界的强调与重视。

   本文认为,如果涉及到绝对事由,例如商标缺乏显著性以及具有不良影响,那么基于商标法赋予商标行政机关的主动审查的要求,因事关公共利益,即便申请人、异议人未提出相应法律主张,商标行政机关也可以主动予以考量。当然,行政机关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引导其提供证据,或者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取证。相应地,当事人在行政阶段未主张过的事由,在后续的行政诉讼阶段,法院也仍然有权就绝对事由予以主动审理。

   但如果仅是相对事由,如争议商标系侵犯申请人著作权或者其他私权利,根据处分原则,商标行政机关只能释明,而不能代替申请人做出是否主张的决定。如果申请人明确表示放弃或经释明后仍不予以主张,哪怕会实质上影响到裁定结果,商标行政机关或者法院也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意志而直接适用。

   【注释】 作者简介:尹腊梅,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号]第24条。

   [2] “iura novit curia; facta sunt probanda”,意思是法官只知法,事实须证明。参见黄风编:《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3]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的法律观点指出义务:法理、规则与判例——以德国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19页。

   [4]段文波:《德国法律适用突袭问题之对策与启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91页。

   [5]例如《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依照商标法第44条、第45条规定请求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申请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审理。

   [6]卢煜林:《论法官知法原则及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之中的运用》,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毕业论文,第6页。

   [7]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可以”意味着权力,“应当或必须”才意味着义务。因此,还必须明确的是,这项原则是否在赋予法官权力的同时还设置了一项义务,即要求法官必须知晓相关法律并在当事人并未主张时予以阐明和适用。

   [8]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审判长应当致力于通过责问使不清楚的申请得以被阐明,使所提出的事实得以被详细地补充说明,使证据手段得以被标明,使所有对确认案件事实重要的说明得以被作出。

   [9]参见[日]三ケ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2页;陶恒河:《试论法官释明权》,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第84页;Zivilproze?ordnung(ZPO)(2002.1.1)§139. Vgl.at http://dejure.org/gesetze/ZPO/139.html, last visited:2018-10-30.

   [10]参见[日]小岛武司著:《释明权行使的标准》,载《特别讲义民事诉讼法》,有斐阁昭和63年版,第335页。转引自[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11]参见齐树洁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齐树洁:《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12]参见尹腊梅:《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第121页。

   [13]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的法律观点指出义务:法理、规则与判例——以德国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21页。

   [14]分别是关于举证的释明和关于诉讼请求变更的提示与释明。

   [15]张卫平:《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第89页。

   [16]《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16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17]沈林:《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法官判决承担不利后果》,载http://j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5274,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9月25日;谢晖:《诉讼选择须得当违约或侵权只能二选一》,载http://news.163.com/15/0707/11/ATTT2K9L00014AE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9月25日。

   [18] 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5条、2017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6条。

   [19] 2017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87条。

   [20]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861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8号行政判决书等。

   [2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2892号行政判决书。

   [2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法务通讯》(2016)第2期(总第68期),载http://www.saic.gov.cn/spw/cwtx/201609/t20160920_17126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9月22日。

   [23]著名的“微信商标行政纠纷案”便是典型,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538号行政判决书。

   【期刊名称】《知识产权》【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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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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