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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更新时间:2019-05-18 18:20:35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并谆谆告诫:“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错误。害怕被别人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自己”。这样,经历了农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曲折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明智人士,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锻炼,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中的杰出者,在80年代初的历史转折点上,历史性地相遇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道路,也由此而打开、打通了。

  

   当然,这里的关键,还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建立起了“邓、胡、赵领导体制”的新格局。邓、胡、赵体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回应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1980年5月30日邓小平首先表态,他也是根据安徽农民的实践经验,看到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出于他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表示支持的,他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因此,政策还要“放宽”。赵紫阳和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村工作的万里,随即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前述《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由邓力群的推荐,而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包产到户运动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的论断也得到了高度认可,为19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中央文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此后民间研究介入中央决策的一个开端。正是这一中央文件,正式给农民的包产到户以合法的地位。

  

   “发展组”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将党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也就同时要求决策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后来80年代中期由万里所概括的“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实际上邓、胡、赵领导体制形成时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而所谓“决策的科学化”,要将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必须有为决策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样的研究机构又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的,并且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及时吸取国际最新信息和资源;但长期奉行的批判封、资、修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所形成的自我封闭,根本不能提供相应的研究人才。这样,在80年代初期,党内的决策部门,以致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都面临着知识补课和更新,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大调整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组”的年轻人,就显示了特殊的优越性:不仅在“发展组”集中了一批具有自然科学的良好修养,同时又有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人才,从而具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而且由于年轻,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又无包袱,就相对比较容易进行知识的补课和更新,“发展组”成员在这方面又有高度自觉性,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正是最高决策层所看重的。

  

   这里还有一个决策民主化的问题。毛泽东时代也有“政策研究室”这样的研究机构,但它是为领导人个人独断决策服务的秘书班子,是依附性的。只有具有新的胸怀、眼光和民主作风,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领导人,才有可能接受一种新的更为民主的决策方式。80年代改革领导人的一种策略,是绕开现行官僚体制,在体制外寻求突破。改革的领导人正是从“发展组”看到了绕过官僚体制,把体制外的、更具有现代思想和知识、更具活力的年轻人吸纳到体制内,又保持相对独立性,进行创造性的改革研究,成为决策的另一种信息来源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具有民主意识、开放和改革精神的新的党的领导人,也和具有活力的,来自民间的年轻一代的改革者,历史性地相遇了。

  

二、“发展组”留下的历史经验


   今天人们回顾、总结改革的历史时,经常提到:从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表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而“发展组”都以自己的独立研究,参与了相关的决策和文件起草。这里,不妨将每年的改革主题排列如下: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业和农村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1985年,正式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背后显示的,正是中国农村改革,以致整个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由包产到户为突破,逐步推动农村体制的全面改革,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引发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并以农村的变革为基础,逐步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城市的变革发展,整个改革进程深刻而有序。再认真看一看同一时期农村发展组的主要调查报告,其中的相关性,一目了然。

  

   实践表明,农村经济、社会和体制的改革正是能够撬动整个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意,从一开始就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在八亿农民那里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比较容易为现行体制所接受,因而几乎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最小,却取得了最有效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支点的选择、认定与运作,并非少数人凭空设计,而是首创于农民的实践,又得到执政党的基层、中高层干部的广泛支持,和党内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最后成为最高层的决策,并化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国家行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创造、发动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上下结合、互动的历史过程。而“发展组”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沟通上下,提供理论支持的作用。这是历史所赐予的特殊机缘,今天回想起来,自是弥足珍贵,令人怀想。

  

   更应该珍视的,是那段历史所留下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有四条:

  

   第一,“发展组”,实际也是80年代的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基本信念:“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邓力群语),来自民间。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改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人民,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因此,必须顺从民意,“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杜润生语),并以满足、维护、发展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以此为衡量、评价改革,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二是改革的思想、道路、方针、政策,应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应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民间思想创造,并加以提升和引导,形成改革理论、战略、政策,反过来指导实践。由此而确定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教条出发”;而所谓“实际”首先是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独特的改革、发展道路。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在其初期与中期,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理论与原则,作为衡量、评价改革的标准,避免用僵化的理论和原则去限制改革,而是以“是否顺应民意,是否有利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唯一目的与标准。这样,中国的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或者说超越了长期困扰着中国改革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政治争论,这正是“发展组”和80年代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80年代的农村改革,虽然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突破现行人民公社体制的目标,但在具体推行时,却没有立即冲击人民公社体制,而是先保存其原有躯壳不变,而着力于具体的基础性的渐进变革,首先从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恢复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功能;再发展专业户,促成农村分工分业的迅速发展;由此推动农业和工业、商业、交通、金融等各业的结合部的变革,引发农村交换领域的变革,发生、形成和发展新兴的、非传统的市场,如劳务市场,农机、运输服务市场,农村技术市场,和农村工业品专业市场等等;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成,又导致了农村分配体系的变革。这样的农村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分配方式的基础变革积累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的原有的集生产经营、流动、分配管理于一身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自然瓦解。——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改革,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专制体制根深蒂固的大国的改革,一要着眼基础的变革(基础的变革必须是全面的,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思想、文化、国民精神即“文明的改造”),二要注重量变的长期积累。基础变革不彻底,量变积累不充分,上层建筑的变革只能是局部的,甚至在一定时期还要保留其躯壳。如“发展组”的主要骨干何维凌所说,绝不能幻想“仅仅通过上层建筑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转变,就可以把整个中国引向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不下力气进行基础性的变革,只简单地引入某种上层建筑模式,即使在他国是先进的,在中国也会变质,说不定“会带来更坏的制度”。

  

   第三,“发展组”的民间参与,立足于科学研究,又特别重视和突出“战略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经验。“发展组”曾写有《论战略研究》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区分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战略研究”,指出:“基础研究”的任务,是“提出与人类相关的价值标准,确立目标及评价标准”,“表现为概念、理论、原理和原则,对人们的行动不具有人为的强制性”;“应用研究”则要“提出近期的目的、行动和由谁采取行动,它要提供行动的方针”,发布“指令、法令,试图对人们的行动进行行政或法律的规范”;而“战略研究”则“要解决在较长时期里,为了达到某种总的目标,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途径,主要是对可行性进行研究”,“最后提供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案及其预测结果”,“带有较强的主动性和功利色彩”、是“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桥梁”。文章如此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我们既有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而使社会大大进步的经验,也经历过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带来的灾难,又深受没有明确的战略造成的政策多变之苦”,而当下“正在面临一个巨大转变的中国”,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不具有或大或小的战略性质”,创建和发展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战略研究,就成为新时期改革研究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文章强调,这样的战略研究必须是“同决策人分开”的专业化研究,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战略决策方式的根本转变:改变仅“由少数决策者凭着一般原则的指导、凭着经验和直觉进行战略分析和决策”的状况,“分离出战略研究作为独立于具体决策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实现掌握决策权力的政治家与战略研究专家的结合。这里的关键,就是战略研究及相应的研究机构,既要为决策服务,又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保持某种程度的超脱地位。——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又能够实现具有前瞻性的有序推进,较好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的科学性:它是建立在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三者的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其中战略研究的特殊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今天来看“发展组”当年的调查研究与专题研究,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报告与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战略的眼光。

  

第四,“发展组”在最初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设想》里,就强调了队伍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参与研究人员的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简言之,就是“积极、正派、有能力”。这是抓住了要害的。人,始终是根本;改革与发展,是需要人,而且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具体实践、创造的;因此,参与、推动改革、发展的人的素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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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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