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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更新时间:2019-05-13 12:25:09
作者: 葛传红  
三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方法的”,换句话说“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研究的题材,而是研究的方法和规则”。[17]客观地讲,这个研究逻辑是迷人的,在实践中也越来越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准则。虽然,三位作者特别指出:“无论针对何种研究问题,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都各有优势并相互补充。我们不鼓励完全采用定量方法,因为通过量化数据进行统计学假设检验的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对象”。[18]然而,西方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这个观点不过是客套话而已,目的是让他们自己显得不那么极端。

  

   (三)“定量霸权”思维的扩散

  

   由于《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坚持定性与定量研究“只能有一个推理逻辑”,结果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莱廷(David D.Laitin)在第二年就撰文指责该书乃是“霸权式研究设计”(hegemonic design)和“霸权式规划”(hegemonic project),体现了统计学家对定性学者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19]但是,《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并不是一本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之作,在加里?金看来,他早在1989年就“萌发了统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构想”,而其设想就是要用统计推论(statistical inference)来规范政治学研究。[20]后来在面对学界批评时,三位作者还辩解称,希望常规的统计训练能够促使学界形成共同的词汇,目的是要以标准操作(standard practice)来规避偏差以促进学术界的交流。[21]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这三位作者实际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渴望该书的问世能够促成一个学者的社群以便去共同追求正确的知识——用政治学大师级人物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话来说,“我们不用再‘分桌吃饭'(eat at separate tables),指定量与定性的分裂)了,我们将一起‘饕餮各色菜肴’”(to consume across cuisines,指多种方法的融合)。[22]

   事实上,《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一统社会科学”的企图饱受非议,至于原因,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A.Caporaso)言简意赅:一是统一意味着一定的标准;二是调和往往意味着征服(对定性研究而言)。[23]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性研究学者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学术研究上也越来越处于被动,甚至于被孤立。然而,这种情形却无人同情,相反,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拉尔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还趁势倒打一耙地指责“定性霸权也不可取”,因此,他们建议:一是必须消除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并搭建彼此进行沟通的桥梁(目的是为了向定量研究方法合一);二是定性研究必须借鉴定量研究的优点和长处,并学着用数据说话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24]这一论证逻辑与《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的观点如出一辙!无独有偶,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科学研究方法,但总体上来说定量研究方法优于定性研究方法。[25]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或许颇有争议,但在西方政治学界,“定量霸权思维”的渗透与扩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量化成为发表的“利器”

  

   面对着政治学界日益严重的定量化倾向和定性研究学者的困境,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M?巴特尔斯(Larry M.Bartels)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定量帝国主义”(a quantitative imperialism)。[26]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偏激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观点也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

   在对西方12种影响因子较高的政治学研究期刊(主要是流行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学期刊)进行分析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丹尼尔?玛林涅克(Daniel Maliniak)、威廉玛丽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和威廉玛丽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迈克尔.J.特尔尼(Michael J. Tierney)等三位学者在2011年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基本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定性研究总体趋势下降,而定量研究则“日渐呈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趋势”(参见下页图)从中不难看出,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在近10年内,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取代定性研究方法成为发表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占到50%以上。[27]

  

  

   另外,美国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巴里.J.巴宾(Barry J. Babin)、肯纳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向学院研究员海亚尔(J. F. Hair)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勒斯(J. S. Boles)等三位学者2008年指出,定量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发表论文的法宝。换言之,定量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投稿的命中率。结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学习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28]然而,定量研究方法也隐藏着巨大的学术危机,三位学者谈到:因为许多审稿人本身并不熟悉定量方法,尤其是比较复杂的定量研究方法,比如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之类,但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而故意放行有关稿件。因此,定量研究方法就可悲地沦为了投稿人“欺负”审稿人的“利器”。[29]

   不仅如此,量化研究趋势也影响到西方政治学学者的再生产机制。从全美目前57个政治学博士点的培养模式来看,66%的博士课程要求必修统计量化课程,其中56%以上要求至少修两门课,而只有9%的博士点要求必修定性研究方法课程。[30]

   显然,“定量霸权”已经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成型,并给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正在迅速地被边缘化,甚至出现了非定量研究论文无人问津的地步。

   与此同时,定量研究学者与定性研究学者之间也开始出现巨大的鸿沟与隔阂,甚至出现彼此轻视与谩骂。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者贾奎林·斯蒂文斯(Jacqueline Stevens)的遭遇颇具代表性,斯蒂文斯是一位从事定性研究的女学者,多年来对定量学者的歧视一直耿耿于怀,但一直找不到发泄怨气的机会。[31]然而,2012年的夏天,在美国国会辩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是否取消对政治学拨款的时候,斯蒂文斯女士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向定量研究学者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应该取消对政治学研究的拨款,因为政治学定量研究学者已经沦落为“糟糕的天气预报员”(Lousy Forecasters)。[32]一石激起千层浪,斯蒂文斯的言论立即遭到众多大牌学者的反击。比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费隆(James Fearon)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等都先后撰写批评文章,他们批评斯蒂文斯:“一个做定性研究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批评定量研究学者?”“反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基金她也拿不到”“定量研究你懂吗?”[33]

   然而,让定量研究学者非常伤心的是,2012年度审核2013年财政预算时,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共和党议员弗雷克(Jeff Flake)提出的针对《商业、公正、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Commerce,Justice,Science,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明确将政治学研究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范畴之外。[34]

   诚然,上述法案的通过未必是定性研究学者的胜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界对定量研究的反思。

  

二、反思“定量霸权”


   事实上,针对政治学者刻意定量化、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而忽视政治学更加本源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一位匿名为“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的政治学者就发邮件给美国政治学会,要求改变美国政治学研究“把玩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的现状,他同时还呼吁“应恢复政治哲学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35]然而,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远非一人振臂高呼可以改变,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及其同事西达·斯考切波教授(Theda Skocpol)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大师都对美国政治学过分科学化的倾向感到束手无策,同时,他们也相信美国政治学研究已到了全面批判与反思的时候了。[36]

  

   (一)反思批判《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1994年,当《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出版时,美国政治学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誉之者称之为“划时代的巨著”,而毁之者认为“这是一本定量学者不必看(言外之意此书是‘小儿科'),而定性学者看不懂的书”。[37]面对如此两极化评论,学者们发现美国政治学界业已存在的“定量—定性鸿沟”愈发扩大。

   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组织专门论坛,对《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进行评论。与会者对《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提出批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亨利·布拉迪(Henry Brady)直言不讳地将《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称之为一种说教(homily);拉里?巴特尔斯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所推崇的统计推理根本无助于解决任何认识论的复杂问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兰格(Peter Lange)认为,定量分析根本无助于寻求通则性的解释。[38]

1995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也刊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来评判这本饱受争议的新著。很多知名的政治学教授都参与进来,比如,华盛顿大学詹姆斯·卡波拉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诺格威斯基(Ronald Rogowski)、康奈尔大学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芝加哥大学大卫·莱廷等,基本上都持批评或部分认可的态度。相比之下,莱廷的观点颇为尖锐,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实际上是在“一统政治科学”(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这势必会引起政治学界温和派学者(定性学者)与占据主导地位的“死硬派统计学家”(hard-line statisticians,指定量学者)之间的争斗,而妄图用定量思维一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企图“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而已”;[39]而诺格威斯基的批评则更加严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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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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