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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冠臣:笛卡尔“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

更新时间:2019-05-11 23:47:48
作者: 孙冠臣  

   内容提要: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确立为知识的基础,主体性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对笛卡尔“我思”的贯彻。因此“我思”的发生场域(反思、表象、现象学)不同,不仅直接规定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不同主体性形而上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关 键 词:我思  反思  表象  意识

  

   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确立了近代哲学-科学的起点并规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以来,随着人们对“我思”理解的不断深入,“自我”、“自我意识”在知识中的基础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流派。具体而言,对笛卡尔“我思”的把握,有三个发生场域:一是反思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自我反思”不仅主导着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理解,甚至主导着对整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解,形成一种笛卡尔主义的反思范式;二是表象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主体性形而上学得以完成,“我思”不仅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而且“我思”是知识得以可能的至上原理,规定着认识对象的呈现与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性状给予我们,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成就了康德的知识论;三是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笛卡尔的“我思”奠定了现象学的主旨,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也得到完全不同的规定,笛卡尔“清晰明白”的真观念原则得到彻底贯彻,自我意识的明见性、直接性成为可理解的。

  

   一、反思式的发生场域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只有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人”这个语境之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性(理性)普遍取代神性,成为知识的法庭与保障之后,这种普遍怀疑才可以实施。当神格退隐,大地上只剩下个人(人格)的时候,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才完全交到人手中。这时,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能思想的存在、一个精神、一个理智,尽管这个理智还只是一个有限的理智,还不能仅仅凭借思想、意欲、感觉、好恶来规定世界,更不用说创造世界。但没有了上帝对知识确实性的保障,人又能拿什么来保障知识的确实性呢?唯一可以信赖的就只有这个理智了。可见,笛卡尔对知识实施的普遍怀疑以及由此建立的“我思”哲学,显然是一种自我负责的哲学。

   笛卡尔通过沉思发现,人类既不具有一门对我们有效的科学,也不具有一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所以,笛卡尔的沉思或者普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现实存在的“存在信仰”。其次,当笛卡尔的沉思使经验世界成为可怀疑的世界,使其现实确实性失效以后,从事着沉思的“我”、从事普遍怀疑的“我”被给予。最后,“我思”的确实性被清晰明白地确立为知识的基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笛卡尔的“我思”首先给予的不是“我在”,而是沉思本身(我有理性),而且对理性的确认,完全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人是理性的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的理性沉思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对自然的理性态度是通达人生至高境界的途径。而笛卡尔的沉思(对理性的再次确认)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人与自然的完全分离,而且把自然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区分开来,自然是外在于人的精神、心灵的广延之物,认识自然就成为精神之物的应有之义与独有功能。

   “我思”拥有一个多重的反思结构。单纯的“我思”在没有进行第一次反思时,思想着的我并没有在场:我意识到一朵玫瑰,在意识活动中,一个某物出现在观念中(呈现在眼前)。在这一意识阶段,意识活动只是一段尚没有被命名和赋义的意识流,意识流中出现的这个某物(一朵玫瑰)只有在浅层次的反思介入时,才被命名与赋义。也就是说,当“我思”进一步意识到我是在从事意识活动时,这个某物才被“作为”一朵玫瑰十分清晰、明白地出现在我的观念中。浅层次的反思只是对一个某物作为一朵玫瑰进行命名活动和赋义活动,这时的我思作为意识活动,依然没有让“我”出现。“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被纳入到深层次反思,也就是将“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这个句子作为一个观察句子时,“我”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出现,我才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在场;更深一层,将这个句子作为哲学命题时,作为从事着意识活动的我,思想着的我才会出场,我作为一般精神主体在场。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深层次的反思或哲学反思活动中,思想中从事思想活动、意识活动的那个“我”才会十分清晰、明白地呈现在观念中。但是,这个通过借助深层次反思而呈现在观念中的“我”只是一个思想着的我、精神性的我。尽管如此,这个只能思想而没有广延性的精神性的我,被笛卡尔及之后的哲学家们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主体,它成为真理的基础、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在此意义上,人们才会评价笛卡尔说,他重建了哲学的基础。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说:“笛卡尔的这些沉思在某种完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而且恰好是通过回溯到纯粹的我思(ego cogito)而在哲学中开辟了一个时代……哲学做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了先验的主体主义。”①黑格尔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②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了笛卡尔、黑格尔将“主体”确立为哲学基础、真理根据的义理:“黑格尔说,有了笛卡尔的我思(ego cogito),哲学才首次找到了坚固的基地,在那里哲学才能有家园之感。如果说随着作为突出基底(subiectum)的自我思维,绝对基础就被达到了,那么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去的根据(),即真实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做‘实体’的那个东西。”③

   由于笛卡尔没有止步于从我思中提纯出精神性的我,而是直接从我思走向我在——“我思故我在”,必然会遭到一系列的质疑与反驳。《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六组反驳就针对“我思”的确然性提出了质疑:“我们存在是由于我们思想,这个论据似乎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为了确定你在思想,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思想或什么是存在……因而,当你说‘我思’时,你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说了什么或者是否思了什么;因为,为了这样做,你必须知道,你知道你所说的,并且还要知道你知道这一点,如此以致无穷;所以可以确定,你不可能知道你是否存在,或者也不可能知道,你是否思想。”④这个质疑非常重要,它不仅提出了从我思到我在推论是否可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反思无穷倒退的问题。知道是一种意识活动,要想知道这个意识活动,就必须进行反思;反思也是一种意识活动,要想知道这一层反思的意识活动,就必须进行第二层的反思;然后是第三层、第四层,以至无穷。显然,只要将思想活动、意识活动、认识活动、反思活动作为专题化的、对象化的知识活动,就必然会陷入无穷递归的困境中。

   笛卡尔对此疑难的解答,从解释的意义上预示了“我思”发生的第二个场域即表象式发生场域的先天条件。笛卡尔回答说:我们当然要首先知道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确然,但当我们说我思想我存在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关于思想和存在的反思性知识为前提条件,无论是通过深思熟虑还是通过一种逻辑论证而得到这种知识,更不是以一种关于反思性知识的知识为前提条件,“相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始终先行于反思认识并且为所有人在思想与存在方面先天具有的直接认识来知道这一点,以至于我们虽然会先入为主地接受某些前见,并且会更多地去关注语词,而不是语词的含义,从而自以为没有这种直接的认识,但我们事实上却不可能没有它”⑤。正如前面分析反思层次时所提到的,我思想、我意欲、我猜度等,作为意识活动的思想、意欲、猜度等是直接意识到的,或更准确地说是直接体验到的。但笛卡尔并没有说我思想、我意欲、我猜度等的那个从事着思想、意欲、猜度的精神性的我是直接意识到的,而是通过深层次反思才出场的。思想是直接性的,但思想中的我是通过反思间接得到的。同样,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我知道我牙疼”这个话题时,曾说“我知道我牙疼”这个句子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他牙疼”这个句子才有意义,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区别在于自我意识这个基础。我们不需要用“我知道”来确认自我意识活动,也就是说,“我”并不在自我意识活动中第一时间出场,但我依然是在那里的。“我发怒”并不需要我知道我发怒,在发怒活动中,我直接意识到我发怒,实际上,一旦我知道我发怒了,也就是说反思(理性)开始介入到发怒活动中,说不定我就不发怒了。

  

   二、表象式的发生场域

  

   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⑥这句话是讨论“我思”的第二个发生场域即表象式的发生场域的索引。在这个发生场域中,反思式发生场域提到的尚没有反思介入的单纯的意识活动“我意识到一朵玫瑰”就属于直观,“这种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就叫做直观”⑦。但与我思相伴随并建立密切关系的表象并不属于感性直观,康德把它称为“纯粹的统觉”,即在一切意识活动中都是同一个东西的“我思”的表象(自我意识)。在这种表象活动中,“我思”一直保持着同一性,并承担着综合统一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也把统觉的统一性称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以便表示从它产生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⑧。“统觉的统一性”成为康德寻求先天知识可能性条件的逻辑极点,“因为在某个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表象如果不全都属于一个自我意识,就不会全都是我的表象,也就是说,作为我的表象(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的表象),它们必须符合唯一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中聚合的条件,如若不然,它们就不会完全地属于我”⑨。

因此,在表象式发生场域中,“意识的同一性”成为“我思”的本质规定,是自我意识的固有属性。在康德的知识理论中,这种同一性也为知性的可能性建基,并使对象性的知识成为可能。“一种在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统觉(apperception[具有同一性的表象,即我的表象]),它的这种完全的同一性包含着一种表象的综合,并且只有通过这种综合的意识才是可能的。”⑩在康德看来,这种完全的同一性实际上讲的就是表象的综合,“同一性”首先意味着把分散的伴随着各种不同表象的经验性意识统一起来,即通过“我”把各种不同的表象聚集并综合起来,而且意识到同一性就是这些表象的综合。“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联结起来,我才有可能表象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11)“在一个意识中”指的是在“自我意识”中,“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是以“某种综合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的,“某种综合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康德在其他地方所讲的知性的应用,是一种概念能力。“‘这些在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全都属于我’的思想无非意味着,我在一种自我意识中把它们统一起来,或者我至少能够在其中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且即使这一思想本身还不是这些表象的综合的意识,它也毕竟以综合的可能性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只是由于我能够在一个意识中把握这些表象的杂多,我才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12)笔者曾提出以下观点:康德这里强调“我的表象”恰恰表明“自我意识的本质内涵首先不是一个名词性的‘自我’‘自我性’,而是一个人称代词‘我的’。自我意识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在任何意识活动中都有一个精神实体(自我)存在着,而在于它的综合统一功能使所有我思,即我进行的所有意识活动都被我意识为‘我的’,各种表象的统一性就从自我的同一性中获得”(13)。在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中,康德没有将着眼点放在“自我”是一个精神性实体上,而是放在自我保持同一性的功能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思”在表象式发生场域中被功能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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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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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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