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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从全球史视角看中国再兴与人类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9-05-07 09:36:25
作者: 朱云汉  
产生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因此,中国的兴起就加速了从西方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为什么中国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这就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过去35年来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它的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并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还有人员的流动都超越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

  

   这种信奉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要给资本最大的自由,给民营企业最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在西方国家推动这个新自由主义革命,而且还把这一思想推广到全球,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层级都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促进经济一体化,或者在WTO这样的体制下,全面地推动贸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贸易区,让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越来越自由,以达到经济学家口中的跨境“交易成本”趋近于零,这就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讲的“地球是平的”。人为障碍(其实也不一定是障碍,因为那些管制有些是好的),凡是被市场、被资本看成是障碍,就把它排除掉、解除掉。

  

   “第二驾马车”就是信息和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

  

   可以想象,在1990年代以前,我们从台湾去美国留学,根本不可能打长途电话回家报平安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接到长途电话肯定不是好事情,费用太高,但是现在所有越洋的通讯都是免费的,而且还可以视频。

  

   当然,还有“第三驾马车”就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可想而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平台和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所以不管用什么指标来看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

  

   从图6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浅粉色线)来看,根据右边纵座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座标度量的深紫色这条线,也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合计,占自己GDP的比重。

  

   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资本帐也是不开放的,欧洲也不开放,更不用讲其他国家,更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也统统都没有。

  

图6 衡量全球化的两个指数:金融与贸易

  

   但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紫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4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出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这一波全球化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发展出来由跨国企业牵头的极为复杂精密的全球产业供应链。

  

   试想,一个高科技产品,里面几百个、几千个小的零组件,分别由参与相关产业链的二三十国家生产,然后通过天衣无缝的协调、管理,最后汇聚在装配线上,产生一个最适当、最有效的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方式。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它不是在深圳就是在郑州新区装配的,零组件来自于20多个国家,由富士康这样一个典型的代工厂商来组配。如果没有数字、信息等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不可能有办法管理和协调的。

  

   另外就是数位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的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需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经历信息跟通讯革命以后,劳动已不需要真正的在地理空间上移动,它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他就是“电信移民”。

  

   不仅如此,全世界服务业中的低阶劳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劳动市场,因为没办法管制,你在边境筑高墙也没有用,管不了这个。所以它的确对西方国家普通的劳工冲击太大了。你可以想,在美国某医院里面去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那个人,他可能跟孟加拉同样一个有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个工作,而另外一边只要1/20的工资,他就愿意做这个事,当然以后可能人工智能(AI)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变化太大了。

  

   那么再来看过去35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变迁。图7所示,在新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19%到20%之间,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它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图7 2010年相关国家的劳动力规模、性别组成与参与比例

  

   因此,那么大一个劳动群体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四小龙”更不用说。正如图8所示,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已经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

  

图8 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地区分布

  

   那中国最惊人之处在哪里,就是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里面,可以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所以图9显示在短短十年里面,中国很多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不得了,有的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这个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图9 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所占全球比例

  

   因此,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信息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达伊·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超级全球化”基本上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除了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因为它们都是中小型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会慢慢流失掉。比如影响欧洲人生计的主要决定都是在欧盟做,而不在各国首都或不由各国国会做,或者有些决定也不是欧盟做,是IMF在做,甚至也不是IMF,而是Google、Microsoft、Facebook等超级跨国企业在做,他们做出了影响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决定。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他担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全面动摇。道理很简单,因为本来民选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社会保障职责和经济发展职责。这两个职责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经济主导能力跟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公民对它最基本的要求跟期待。

  

   球化产生的经济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极少数人在瓜分这个经济红利,尤其是“超级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劳工群体,实际上正承受各种生活压力、就业压力的挤压,还有社会保障越来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受损者。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并不是中国贫富差距没有加大,而是即使中国收入较低的农民工,他的绝对收入、生活水准,在二三十年里面,还是明显地上扬。

  

   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增长速度是10%、8%,但欧洲不是,欧洲现在进入了0到1之间的增长。日本更不是,日本几乎连续30年都是接近于0的增长。

  

   “超级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英国推动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跟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在全球范围,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它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人家来跟它竞争,它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提议的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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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底线思维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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