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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以文化运动为方法

更新时间:2019-05-05 23:14:45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五四”也有其方法论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为杠杆,以运动的方式创造新空间,通过话语更新,转换政治议程,从而也创造了新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有力互动贯穿整个20世纪。文化作为一个相对自主而又能够凭借其自主性介入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范畴或领域,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创造。

   “五四”文化运动的兴起本是危机的产物,一个是共和的危机,一个是战争的危机,后者又突出了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旧文明的危机,而是新文明的或者说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这一双重危机汇聚在一起,产生了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的重新评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危机会触发文化运动及文化政治的原因:是改造传统,继续革命或改造,还是重访旧文明,探索新价值?这场斗争是围绕文化价值展开的。《新青年》《新潮》把青年问题、性别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等等作为新文化政治问题,用以与旧政治相区别。旧政治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政党的政治,这些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又常常与军阀政治或武人政治直接相关。因此,在他们看来,新的文化运动所孕育的政治将是不同于旧政治的政治,这意味着20世纪将会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不仅是文化的转折,也是政治的转折,即政治不再能够被旧框架所界定,政治的内涵和形式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经由文化运动的转换,青年、语言、性别、婚姻、劳工、平等等等都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必要内容。主权和其他的政治没有消失,但是要通过文化政治加以改造。

   新青年群体的形成有其背景条件,如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的普及,留洋学生群体的出现和内外交通及通信技术的发展等等。在内外危机之中,新的知识群体开始了自发的社会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不是针对旧王朝,从而不再隶属于反对旧王朝的民族革命,而是在共和制度下出现的、针对共和危机的有组织运动,从而是一种在不确定的时刻指向未来的新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韩国青年学者金仙映的博士论文比较了韩国“三一运动”和“五四” 新文化运动。她有一个重要观察: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运动,在反传统问题上也相当一致,但结果却十分不同。朝鲜半岛的反传统运动是在日本殖民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殖民条件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而且也意味着大学等文化机构的殖民性质。与此不同,第一次中国革命创造了主权的共和国,尽管内部四分五裂,但国家的主权性渗透在中国的文化机构之中,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一个主权的教育机构。无论是教授们,还是学生们所推进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团体,以及他们主办的杂志,都是在主权国家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团体和文化运动。“三一运动”所置身的殖民条件和隐含的民族诉求将一场反传统的改革运动转向了去中国化的方向,而以北京大学这样的主权性大学机构为依托发生的反传统运动是再造中国的运动;“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针对的传统有许多重叠,如汉文、儒教等等,但前者的结果是去中国化,而后者的结果却是再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认同和新的文化形式。两场文化运动的载体如媒体也有同样的区别。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运动,但绝不是一场去中国化的运动。这一历史经验也可以用以比较在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教制度及其内涵的去中国化问题。殖民性和后殖民性的问题是难以忽略的问题。

   所谓“五四”运动为此后的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是互为一体的。没有“新青年”就不会有具备新思想的干部。干部的形成靠的不仅是观念和思潮,而且是有组织的社会实践。“五四”文化运动的载体,除了报刊、媒体,也包括各种社团。觉悟社、平民教育社、工读互助团,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无政府主义团体等等。李培艳的博士后报告就是研究新青年的有组织运动,在团体性的活动中“新人” 的诞生,以及新文化运动如何衔接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的成立等等。由这些群体构成的新的社会政治网络为新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条件。

   这些团体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不仅是其召唤的对象,也是其运动的载体。袁先欣的博士后报告集中研究新文化运动和其后的时期,新文化群体重新发现民间、创制民间范畴的努力。从北大的中国歌谣会到其他民间话语的出现,意味着这一群体在政治革命之后,试图以文化运动的方式,重新发现,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空间,通过对这一空间的整理、改造和再形成, 实现对共和国的文化基础的更新和再造。没有文化运动作为方法,这些努力就难以找到自身的连贯的逻辑。

   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方法既为知识分子和青年运动所继承,也为政党政治所吸收。延安时期改造学习的运动、整风运动等等,都是在政党框架下的文化政治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包含了多重形态,而作为其否定物的80年代文化运动则更接近于“五四”的方式,主要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体,以文化讨论、翻译和写作,以及自主性的社团组织为主要形态。“五四”一代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流动性、城市化以及不可避免的全球关系的挑战,都将把中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之中。它把新伦理的创造作为重要出发点,也正是基于这一自觉意识。关于它所要创造的新伦理,我们可以反思和讨论,比如是合理的还是需要修正。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试图通过新的文化政治和伦理政治以全面更新旧政治。文化革命的核心是伦理革命,形式是文化政治,如社团、刊物、新语言形式的创造等等。陈独秀的伦理革命的内涵可以再做分析,但他提出的是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是现代社会不再需要伦理而只需要利益的问题。

   《东方学刊》:如何在您所提的“短20世纪”的意义上来理解”五四”?

   汪晖:首先需要简要说明一下我所说的“短20世纪”的含义,而后再将“五四”置于这一范畴内加以观察。很多人以为长短只是时间性的时期划分,但我以为不尽然。所谓“长世纪”是由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方法论所确定的。他讨论的19世纪,从1789年延伸至1914年,超出了世纪的时间框架, 因此,人们用“漫长的19世纪”来加以描述;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沿用这一方法提出了“漫长的20世纪”的命题,从19世纪70年代延伸至今。所有这些讨论,无论着眼于19世纪,还是着眼于20世纪,探索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形成与转化,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心转移。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扩展,世界市场的连接与形成,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中心从欧洲向北美、从太西洋向亚太的转移等等,成为“长世纪”的基本主题。

   从资本主义结构转移的角度看,阿瑞吉期待其早日完结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漫长的20世纪”还没有结束: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尚未彻底解体,亚洲国家的崛起尚未达到彻底取代美国中心的地步。换句话说,所谓长世纪,就是以资本主义结构转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短世纪的意义就在于它以革命为中心,以社会–经济结构性改造而不是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转移为根本使命。无论是民族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强烈冲击。

   然而,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往回眺望,这一冲击没有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结果,而是以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改变为标志。例如,20世纪的革命形成了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周边对中心的冲击,造成了地缘政治构造的改变,以致用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如为什么周边地区现在成了债主,为什么中心地区成了借贷者,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不仅延伸至亚非拉,而且也试图深入欧洲腹地,等等。周边地区的重大变化当然是革命的后果,也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后果,但这一进程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烈冲击最终被包裹在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变迁内部了。由此,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就成为“漫长的20世纪”内部的“短20世纪”。

   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短世纪”不同于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20世纪是一个失败的世纪,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错杂其中的各种形式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专制和暴力。对他而言,19世纪是革命的年代,而20世纪没有真正的创新。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尤其是对苏联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在他的世界里,短20世纪是与漫长的19世纪相互衔接的。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如何定位“ 五四”在短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从陈独秀开始,历来的论述都将其定位在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序列变革之中。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将明末至“五四”的中西接触分为七个时期,其中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为第三期,戊戌变法为第四期,辛亥革命为第五期,辛亥革命后的文化运动为第六期,然后“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1) 这一观点此后为许多人继承,虽然分段略有不同。例如左舜生就说:“原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第一是坚甲利兵,第二段是工商业和政治,第三段才是思想学术以及文学艺术等等。关于这种认识的进度,我们虽然不能就时间上划出很明确的段落,但甲午以前停留在第一段,甲午以后则进入第二段,一直到‘五四’前后,才算是真正走进了第三段,这大致总是不错的。”(2) 在“五四”80周年之际,金耀基重述他在《从传统到现代》里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历史定位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现代化由洋务运动的‘器物技能层次’,转升到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层次’,再转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行为层次’。”(3)

   这些论述将“五四”视为近代变革由外而内的一个深化过程,揭示晚清至民初的思想脉络。在文学史上,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也可视为这一阶梯式演进的历史叙述的产物。从若干运动的要素来看,“五四”与晚清的连续性的确存在,但从短20世纪的诞生的角度观察,这一进程不只是一个深化的过程,而且也包含了转折性的意义。要素的连续性不足以说明历史的转折。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在美国和日本两大太平洋势力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在欧洲向帝国主义转进的进程中发生的。在这一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谓“亚洲的觉醒”标志着一个革命序列的展开——不同于19世纪的革命,为20世纪开辟道路的革命全部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这个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是1905年俄国革命,在其诸多内外条件中,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契机。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同盟会也在这一年诞生,思想领域的潮流从改良转向革命,也以此为转捩点。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1905–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7–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05–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5年–20年代前期的“五四”文化运动,1924–1927年的大革命,1928年之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构成了一个亚洲革命的序列。

在我看来,20世纪的诞生是由一组革命为开端的,而不是由一次革命为开端的,是全球性的,又植根于各不相同的条件。革命的形式伴随其主要任务而发生变化,可以是政治的革命,军事的革命,也可以是文化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康有为设定为主要对立面,表示它不是简单地位于戊戌变法的延长线上,而包含了转折性的意义;“五四”文化运动又产生于一战和共和危机条件下的反思,无论其激进方面,还是其保守方面,都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社会危机、战争危机和文明危机——的反思,相对于辛亥革命,这也包含转折的意义。毛泽东从共产党人革命的角度说“五四”运动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溯源于此,也是基于这一序列性变化及其转折的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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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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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五四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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