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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磊:农产品流通竞争环境的现状审视与反垄断法规制改进

更新时间:2019-05-03 00:01:36
作者: 段宏磊  
成员投资比例的提高仅意味着收益比例的增加,而不提高表决权重,且成员的投资年回报率永远不得超过8%。[29]与之相对比,我国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7条虽规定了一人一票制,但又规定出资额较大的成员享有最高达到总票数20%的附加表决权,未来应当做出改变。基于促进“资本下乡”的考虑,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超越只有农民才能投资的要求,引入流通领域经销商的资本,但其只能作为“投资人”而非合作社的“成员”,即可根据其投资比例赋予其极高的收益权,但不能参与决策投票,这便有效隔离了两类身份,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农业生产者组织化程度上的纯粹性。

   2.系统开展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在对《反垄断法》56条进行了限缩解释后,要确保对不属于适用除外范围的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限制竞争行为开展系统性的反垄断执法。从中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的现状来看,这类限制竞争行为既可能表现为经济性垄断,又可能表现为行政性垄断。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经济性垄断主要表现为纵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类。农产品由于较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使农民对农产品流通渠道依赖性较强,这便为下游经销商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实践中,经销商可通过与上游农业生产缔结纵向垄断协议的形式限制竞争,如达成某类农产品的独家供货协议;经销商也有可能利用其在某一区域流通渠道的市场支配地位,通过巧立名目的形式,要求上游供货方缴纳上架费、摊位费、手续费等,这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垄断高价的行为。鉴于农业生产者对粮食储备库、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农贸市场这些流通渠道的依赖性尤其强烈,这些领域的价格检查和反垄断调查应当成为执法重点。[30]为了能精准回应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反垄断执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还可以考虑出台“农业领域反垄断法适用指南”,[31]以提高执法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限制竞争行为还有可能体现为行政性垄断。实践中,许多具有区域垄断地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均由政府集中组织管理。当地行政主体可能会通过制定管理规章的形式,对农产品提供者施加不合理的竞争待遇,如要求外地农产品必须额外缴纳管理费用、强令经销商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等等,这便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有些情况下,即便相关管理规章并不存在直接的限制竞争效果,也会由于收取入场费、管理费等形式,间接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流通成本。2016年国务院已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并于2017年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根据相应规定,上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规范属于政策制定机关在市场准入与产业发展等方面制定的政策措施,对于此类抽象行政行为,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竞争。[32]因此,我国各地方针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管理规范均应当开展一场系统的公平竞争审查,对其中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管理规范进行清理和修正。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发展兼具有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双重意义。与之相对比,学术领域对农产品流通的反垄断执法问题,却显然欠缺充分的关注,本文则在打破这一尴尬图景的努力中做了微薄的尝试。通过产业组织理论指导下的ISCP框架,本文开展了对中国当前农产品流通市场竞争环境的系统性评价,甄别了农产品流通中制度、结构、行为、绩效四要素的具体表现、存在的缺陷及其互动关系,进而为改善我国农产品流通竞争环境的反垄断法规制方案进行了框架性的设计。在深化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和《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的大背景下,希望笔者所进行的相关探讨能为顶层制度设计者提供政策参考,并因此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产业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乡一体代背景下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法制保障机制建构研究》(2662016QD048)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段宏磊(1987-),男,山东泰安人,法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竞争法、农业法。

   [1]参见邱隽思:《农业产业法与竞争法关系的审视与重构——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分析背景》,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参见Viscusi, Vernon & Harrington.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Massachusetts: MIT, 2000.

   [3]参见D. B. Audretsch. Divergent Ciews in Antitrust Economics . The Antitrust Bulletion, 1988,(9).

   [4]参见于立、吴绪亮:《产业组织与反垄断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5]参见杨永忠、雷琼:《提升竞争力的产业制度及其传导:基于ISCP分析框架》,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于良春:《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性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6]将ISCP框架用于铁路业竞争环境分析的研究成果参见王永:《铁路行业垄断程度的测算——一个基于ISCP范式的实证分析》,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用于彩票业竞争环境分析的研究成果参见张璇、杨成、段宏磊、李丽:《中国体彩业竞争环境的缺陷评析与制度改进》,载《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7]参见于左:《中国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垄断因素与公共政策》,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4年第5期。

   [8]同上。

   [9]参见战英杰、申秋红:《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子分析》,载《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0]参见李亮国:《农业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农产品经营活动研究》,载《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6期。

   [11]参见Chopra Narayan. Coopera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airy Cooperatives. Golden Research Journal, 2012,(3).

   [12]参见Wooseung Jang, Cerry M Klein. Supply Chain Models for Smal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11,(9).

   [13]参见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及其路径》,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4]参见薛建强:《中国农产品流通模式比较与选择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2页。

   [15]参见United Nations.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xemptions and Exceptions . UNCTAD/DITC/CLP/Misc.25,2002.

   [16]与欧盟、美国、日本的制度设计相比,以色列的农业适用除外制度则属于一个例外,后文会对此有更为详尽的比较分析。

   [17]部分学者倾向于对其进行扩张解释,认为适用除外的范围既包含农业生产者,又包含下游流通渠道的经营者,参见时建中、钟刚:《试析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载《财贸研究》2008年第2期。部分学者则通过对国外的比较研究,倾向于限制解释,认为应主要豁免农业生产者,参见陈兵:《论农业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以农业产业法规与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之关系补正为中心》,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1期。

   [18]参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42条。本部分内容对《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内容的分析均以如下译文为基础:《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9]参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39条。

   [20]参见Arie Reich. The Agricultural Exemption in Antitrust Law: A Comparative Look 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 Regulation, Texas Inter- national Law Journal , VOL.42.

   [21]Arie Reich. The Agricultural Exemption in Antitrust Law: A Comparative Look 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 Regulation” Texas Internation- al Law Journal , VOL.42.

   [22]参见段宏磊:《中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系统解释与规范再造》,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23]有关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李亮国、王艳林:《农业在反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研究(上)——中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之解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4]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这就使农业生产经营链条上的各环节经营者均有可能作为合作社成员。关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虽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即乡镇企业并不排斥来自农村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投资主体,只不过形式上仍要由农民或农村经济组织保持控制权而已,而这种要求其实非常容易在现实中通过合约进行规避。至于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名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进入21世纪后,也日渐向商业银行体制进行改进。2010年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出台后,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将不再设立,既有的股份合作制也要在过渡期内完成改制,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挂牌经营。有关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可参见段宏磊:《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制改进》,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5]《反垄断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依照学界观点,此处的“协同行为”主要是指不存在正式的垄断协议,但又存在意思联络和一致行为的默示性垄断协议,属于垄断协议的一类特殊形式。但是,本条使用了“其他”一词,这导致与协议、决定相平行的概念变成了“其他协同行为”,而“协同行为”则变成了与垄断协议相等同的概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现行《反垄断法》的逻辑结构中,“协同行为”的概念内涵等同于“垄断协议”。尽管这种概念界定与协同行为内涵的通说观点有所出入,但最符合立法文义。参见辛正强:《中国?反垄断法?规则的逻辑问题》,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6]参见Chopra Narayan. Coopera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airy Cooperatives. Golden Research Journal, 2012,(3).

   [27]参见温铁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8]参见姜庆丹:《金融发展权视角下农村合作金融法制创新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165页。

   [29]参见Donald A. Frederick.“Antitrust Statu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he Story of the Capper-Volsted Act”. Cooperative Infromation Report 59,2002,(9): 11.

   [30]参见于左:《中国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垄断因素与公共政策》,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4年第5期。

   [31]参见孟雁北、杨东霞:《我国农业领域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研究》,载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编:《农业法律研究论丛(2011)》,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6页。

   [32]参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第2条。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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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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