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毅夫:我来大陆这40年

更新时间:2019-05-02 18:52:19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高渊  
很多人依然称你为农业经济学家。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主攻农业经济学吗?

  

   林毅夫:其实在芝大经济系,从来没有农业经济这个专项。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理性人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农业问题,就是农业经济学,用来研究宏观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学,用来研究金融问题,那就是金融经济学。他们提供的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传统,要求他们的外国学生以本国的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在1984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到底改对了还是改错了,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争论,所以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毕业后的前10年,我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因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就以农业经济学家来称呼我。

  

   高渊:你的博士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林毅夫: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已经从集体的生产队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也获得了连续多年的丰收。不过,那时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文献依然认为,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这种观点显然难以解释我国农村改革所出现的变化。

  

   我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按劳分配的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劳动投入的积极性取决于劳动衡量的准确性,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我的博士论文被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后来,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论文奖,并被主持SSCI的机构评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获得了“经典引文奖”。

  

   高渊:可以说,你的论文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正确。在当时陆续发表的论文中,还提出了哪些有意思的观点?

  

   林毅夫:1991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完成了土改后,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推动农业持续增产,但后来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下滑,这种情况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

  

   我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提出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作为惩罚。在合作化初期,一般是政府鼓励,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便会剥夺他们退社的权利。这样,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

  

   1992年,我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冠名《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奖。2000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由于我在农业经济学和其领域方面的研究,2005年获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四章:那个台湾人又回来了


   高渊:当时国内很多人觉得,你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会回来了吧?

  

   林毅夫:回国前,我和国内好几个单位联系过,但基本上都没有回音。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台湾来的人怎么可能再回来?

  

   我是1987年回国的。之所以多待一年,是因为我夫人当时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特殊教育的博士,我就等了她一年,去耶鲁大学做博士后。这期间,好几个大学愿意为我提供教职,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世界银行也邀请我去。

  

   高渊:听说那时你若去世行工作,一天的工资等于国内全年的工资;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的话,两天的工资等于国内全年的工资。最终是什么因素决定回来?

  

   林毅夫:1979年我都回来了,更何况1987年!对我来说,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一点犹豫,因为只有回国才能更好地作贡献。

  

   其实,我回来很多人是反对的,包括芝大的老师。他们问我想做什么?我说研究经济学。他们说,你回中国大陆的话,很可能看不到国外最新的文献,也没有人可以讨论,怎么做研究?

  

   但我认为,经济学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持续将近10年,这么大的社会转型,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更好地观察,了解成功背后的道理。如果身在海外,总是隔了一层,雾里看花。我回到国内来,可能缺少文献,没几个人可以讨论,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做好研究最关键的是对现象的理解。我认为,回国近距离观察才能抓住改革开放给予的研究理论的机会。

  

   高渊:1987年回国后,跟5年前去美国时相比,觉得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

  

   林毅夫:1979年我第一次到大陆,感觉“文革”的伤痕还比较重。1982年离开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都要凭票供应,物资非常短缺。1987年回国的第一感受,跟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市面上各种东西多了,市场繁荣了,商品丰富了。

  

   那段时间应该说:农民高兴,因为增产增收;城里人高兴,因为各种农副产品丰富起来了;政府也高兴,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真是充满了乐观,充满了志气,充满了信心。

  

第五章:指点江山的年代


   高渊:回来后为何没回北大,而是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林毅夫:看到我真的回来了,很多单位都欢迎我去,包括北大、中国社科院等。但因为我研究农村问题,之前见过几次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杜润生主任,他对我有印象。他知道我回国了,就积极地主动邀请我。杜老确实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胸怀,非常爱才。我是从台湾过来的,可以说来历不明,但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不仅器重我,还重用我,我是特别幸运吧。

  

   当时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既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面设发展研究所,王岐山是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我去了直接当副所长,后来还有杜鹰。这个研究所人才济济,还有周其仁等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家真是意气风发,充满着指点江山的激情。

  

   那时候,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供了观察中国改革问题和现象的最好条件,但在北大我一直有兼职,当兼职副教授。

  

   高渊:网上有人说你曾经有机会去教育部当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司司长,是否有这件事?

  

   林毅夫:1988年,为了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作为第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教育部领导曾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我去担任国际合作司司长、副秘书长,我觉得自己的长处在于研究不在于执行,我咨询了王岐山所长,他也觉得我到那个位置所用非所学,因此婉拒了教育部领导的盛情。

  

   高渊:1993年,你正式回归北大,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其实,1988年就开始和平新乔、孙来祥等年轻老师酝酿这件事。1992年夏天,海闻从美国回来教暑期课,我们又酝酿这个想法。当时,小平同志刚刚发表了南方谈话,我们谈起中国要向市场经济转型,总要对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到了1993年,我和海闻、易纲、张维迎跟北大提出这个建议,得到吴树青校长的力挺。

  

   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有三个定位。一是教学,把现代经济学引进中国;二是研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三是做政策咨询。

  

   高渊:十多年后的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出于什么考虑。

  

   林毅夫:改革开放之初,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主要是从经济问题着手。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中国问题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它是政治、社会、国际等综合课题。如果只研究经济问题,是不全面的,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第六章:预言20年


   高渊:你到北大后,第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什么?

  

   林毅夫:应该说是和蔡昉、李周合作,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这本书形成了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出版后获得学界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后来,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高渊:在《中国的奇迹》中,预测20年后的2015年,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了2014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145.html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