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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

更新时间:2019-04-28 23:33:18
作者: 张仲民  
民国初年一些人也从总结清亡原因角度对新名词、新学、趋新风气进行了回顾与检讨。如忠清的湖南文人苏舆目睹辛亥之变后曾写作《辛亥溅泪集》解释清亡之前因后果,认为康梁及满洲亲贵、袁世凯等皆为亡清的始作俑者,尤其是亲贵们迷惑于新名词(“四译新词”)之表象,重名轻实,盲目趋新逢迎,结果导致清朝灭亡。苏舆最后还揭出终极原因所在——“今日朝廷之亡,新名词亡之也”,语极沉痛。(27)

   这时一心想推翻民国恢复清朝统治的蒙古人升允在讨伐民国及袁世凯、孙文的檄文中,矛头则更具体地针对光绪以来流行的新学说、新名词,批评其为惑人的“邪说”,让“无知恶少年喜为平权自由之说”“甘心从无父无君之教”,结果导致清室灭亡,“大经大法荡然无存,纲纪于是坏,民生于是困矣”,华夏沦“为无父无君之国”,面临列强瓜分惨祸。(28)

   而亲眼目睹清末民初新名词乱象的小文人彭文祖则直接将有清一代灭亡之肇因归于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名词风气:“殊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也。”(29)

   类似针对新名词的指责在当时颇不乏见,均可展示当时大量涌现出的新名词对于时人产生的冲击效果及造成的社会影响之一斑。虽然不断出现这些反对言论,但新名词的流行势头并未稍减,反倒愈加风行,甚至进一步渗透到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活动中,大大改变了汉语的结构及表达习惯,影响至今。

  

   三、捍卫新名词

  

   相反相成,清末以来也一直有学者为新名词进行辩护,他们接纳所谓日本或欧美经验,赞成引入和使用外来的新名词,并间或批评汉语之繁杂难学。像清末引介西学和新学的先驱梁启超从进化论出发,认为文字与民族文明高下程度相关:“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此例差”,而文字由低阶的衍形向高阶的衍声进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其本来面目必然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下,言文是否一致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下之分,“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进一步,梁启超又从社会层面分析新名词出现之正当性与言文一致之重要性:

   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

   可以看出,梁启超这里其实是在批评汉语太过繁难落后,不如日语和西方语言那样简单易学,以致于中国人学习起来非常吃力,收效也不大,即便有成,“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梁启超认为这才是导致中国民众“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新思想所以传播“独迟”的造因。(30)有此认知,无怪乎梁启超身体力行,成为当时新名词的最大生产者,(31)大量从日文中引入日本名词入汉语,形成所谓“新民体”,对当时及后来的青年读者均影响甚大。(32)

   《浙江潮》上也发表有评论认为新名词的日多是因为翻译事业大兴的缘故,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因其新,许多读者对其涵义不太了然,自然会出现一些滥用情况:

   自东方译事兴,而新名词出现于学界者日益多。好学之士初读新书,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而译书、著书之人,习之既熟,脱口而出,必强之以另易名词,无论其不便也,亦势有所不能。然则举其非吾之所习者,而一一解之,斯诚今日吾辈之义务,无可容辞者矣。抑尤有进者,名词之解释,不明其害之流入社会者,影响甚大,权利无定解,则必有以权力、权势谓当崇拜者矣。自由无定解,则必有以杀人淫酒为不当受人约束者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为害之大,又何可言也。(33)

   为避免新名词被滥用导致危害,作者这里发愿为读者解释一些关键的新名词,以尽其义务。可以看出,作者这里对新名词持赞赏态度,并愿意付出努力去推广新名词的真义,以防招致误解。

   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则参考“西国”“日本”的造字经验认为,如“不阻塞中国之进步”,使得中国“人心”得到“释放”,新名词引入中国为不可避免之事:

   中国今日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34)

   王国维也与前引林乐知等的见解相仿,他认为中国学术“欲进步”,就不得不创造“新名词”(即其所谓新学语、新言语),在此情况下,王国维认为新名词的出现是新思想输入导致的必然结果,“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所以日本所造西式汉文才能在中国流行,但是“滥用之”或“唾弃之”均非妥善态度,“日人之译语”虽未必“皆精确”,然其“精密”之处却为中国人提出的类似新语所不逮,“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这里还进一步分析新名词受到贬斥的部分原因在于,“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来自日本新名词的借口。(35)

   高凤谦(梦旦)所见略同,也认为当下出现的新名词之来源主要出于翻译,其中沿袭日文俗语而“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摒弃不用,原因在于“世界之变迁益甚,则事物之孳乳益多,此不可逃之定例也。其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部分人之所以反感新名词,乃是因为“谓其来自外国也”,但高氏认为这不能成为贬斥拒绝新名词的借口,因为之前中国已经从对外国文献的翻译中吸收了大量新名词,“何文人皆习见而不之怪乎?”高凤谦又继续质疑,在当前“世界交通,文明互换”的时代,对于外来之新事物已经不再拒绝,“而独计较于区区之名词,无奈失本末轻重之分乎?”进一步,高凤谦为新名词辩护道:

   今者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设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36)

   因之,如前引《时报》上包天笑的观点,高凤谦认为,即便对于保存国粹者而言,亦无法回避新名词,因为“国粹”这一表达本身即新名词,况“新名词亦新名词”,即便去批评新名词亦不得不用新名词。于此,可以看出高氏本人对于新名词的大力支持态度,其并身体力行地在该辩护文中大量使用新名词以昭法式。

   类似林乐知、王国维、高梦旦等的看法,《大公报》上也有时论同样认为目下新名词被大肆滥用,但这并非新名词本身之错,乃是“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系其故意歪曲利用新名词为护身符所致,人们不必为此因噎废食,就此排斥新名词。(37)而《大公报》上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的时论则从文字进化的角度论证引入新名词的合法性。该文认为中国文字自诞生以后,愈变愈复杂,“孳乳寖多,虽意义闳括,而文字之繁难日剧”,从而成为“吾国民开明之阻力”,由此,遂有“热心之士”倡导“官话字母”,想试图改革汉字,降低学习难度。不仅如此,“虽然我国之文字信繁富”,但若“用之于今日之科学”,导致的问题就很多,远不如泰西文字简洁明了,简单易记,“使学者一见了如,不惟得其形式,且可会其精神”,“此泰西之科学”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所在。接下来,该时论又批评中国文字相比泰西文字,“其冗杂繁难,固不待言,复经词章家补苴掇拾,语多涵浑,遂至重叠沓冗,义欠分晓”,这对于翻译和研究泰西新学非常不利,而新名词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其有助于弥补这一弊端:“然今日之学界,讲求一切科学,能读蟹行之书者,仍居少数,势不得不导源译本,即读译本,势不得不沿用新名词。此一定之理,而不可丝毫易者。”该文这里又使用新名词质疑“某省大吏”(暗指张之洞,引者注)禁止新名词的做法乃刻舟求剑,于史无据,且与“考求科学”宗旨违背:

   乃近闻某省大吏所主持之学堂,屏弃一切,自命保全国粹,饬考求科学禁用新演之名词,及凡特别坚碻之新字。呜呼!其醉心祖国,爱护先型,自是热度膨胀,而独于科学则不能无方枘圆凿之苦焉……(38)

   由以上诸例可知,尽管同样承认新名词存在容易被人误用、滥用,乃至由此造成的唯新是从、中国文章受到污染等问题,但捍卫新名词的人均认为援引新名词入中文和向西方及日本学习乃大势所趋,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得以维系与更新的必然之举,也是融入欧美日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表现。如1908年底清廷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所揭示的现象:

   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39)

   于式枚这里敏锐察觉出光绪以来的舍旧谋新趋势之强烈,他希望清廷在立宪问题上要循序渐进,力挽狂澜,以“广兴教育为急”,不为“群言淆乱”、不要急于推广那些称颂西方的政治性新名词。

   但接纳新名词就必然意味着对其体现出的“文明”价值观与生产体制(或即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认可和追随,人在国外的康有为就观察道:“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40)这样的取径最后势必滑向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尴尬认同(self-orientalization)(41),不甘自居于“野蛮”的他者地位,又以不被欧美人、日本人视为文明而感屈辱,造成许多自我困扰与认同危机。

   四、新名词之运用

   简言之,以上不管是反对或是赞成新名词的,他们其实均相信“文以载政”,意识到新名词及其所代表的新学对于近代中国之重要。正是考虑到晚清以来引入的新名词影响之大,近来不少学者从西学东渐、关键词、概念史、观念史、学科史、学术史、语言学和思想史等角度开始对之进行深入讨论。(42)

   盘点既有的研究成果,因研究者关怀所在,他们侧重于从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的取径入手,比较关注核心的政治概念、词汇或学科术语以及精英思想的系谱,比较强调“新名词”的现代性色彩及其带给中国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对所谓近代化(现代化)的促进,而对于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或学术意义但同样很关键的某些概念或符号相对不够关注,对于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的讨论也不太充分,同样对于“新名词”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太注意。

   在材料的使用上,很多研究者在使用材料上比较单一与精英取向,重视精英类、政治类或思想性强的杂志或某些特殊的精英文本,对通俗性的文学性材料乃至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资料、日记资料等利用有限,甚或对资料自身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性也全无警惕与批判意识。

在方法论层面,很多的研究成果太过重视新派的标榜而忽略其实践以及旧派的相关反应,又缺乏传播学的视野,对语言背后的社会因素、物质因素不够关注,容易忽略近现代语言环流及翻译过程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与利益追逐,导致其研究中的近代化关怀、自我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等于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注脚;还有个别学者过于依赖“数据库”和相信“大数据”,忽略对材料本身的解构与辨析,以及对受众心态暨各种各样反应情况的分析,亦缺乏对新名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霸权机制本身的揭示和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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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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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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