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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东亚的乡愁:古典文化与汉字是如何在东亚文化圈中衰落的?

更新时间:2019-04-28 11:47:59
作者: 韩东育  
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

  

   实际上,有如此“共同”点的王国,还不止于日、朝、越三方。在容易被人遗忘的琉球群岛,也同样刻录着并不亚于以上三国的类似印记。虽说琉球王国与中国的正式交流始见于《明史》的记载,但民间层次的贸易往来,却发端较早。而且从一四一○年(永乐二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琉球一直都接受着来自中国的册封,中琉之间不仅贸易往来频繁,彼此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留,今天的“首里城”,仍到处弥漫着浓重的古典中华气息,无论是楼阁门阙,还是雕梁匾额。为了提高当地人的汉语使用水平进而普及汉语的使用面,琉球还实行了“官生”(国费留学生)制度,不但往南京国子监(明)和北京国子监(清)派去留学生,而且民间的许多人士也纷纷浮槎福建,自费“勤学”。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赴华留学之前,一般都要接受类似于今天“预备校”学习的中国“官话”训练,久则渐成定制。专供这种学习之用的汉语教材,如《学官话》(一名《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和《白姓官话》等,亦不一而足。据载,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函件往来,行文典雅,用词规范,是标准的汉文。起初,琉球的对日官函大体照顾日式的汉语表达。但是,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日本方面的说法,过多强调日方对琉球行“大君”号的时间转折[庆安二年,一六四三年]),琉日之间往来官函的汉文风格,越发朝规范方向发展,并且这种风格还在日本的延宝、正德年间(一六七三——一七一五)得到了确定。

  

   琉日的对话手段,同时凸显了汉文作用的另一重要侧面,即作为东亚共有语言形式的汉文,还自觉地承载起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功能。康熙年间出使清朝的阮公沆在诗作《赠朝鲜国使俞吉一、李世瑾》中咏道:“地各东南海际居,计程一万又零余。威仪共秉周公礼,学问同尊孔氏书!”《惺窝先生文集》中有日本近世大儒藤原惺窝与朝鲜硕学姜沆(日朝交战时被掳至日本)的笔谈实录。其间固有两国交恶的阴影,但日本知识人的向学精神和由此生发的两国学者交谊,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见《藤原惺窝集》卷上,思文阁一九四一年版)。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在与日本的百余年交流过程中,所采行的也正是笔谈形式。汉文笔谈,可以使当事人直入双方的心灵世界,它加深了朝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致使时任对马外交官的雨森芳洲感慨道:“贵国(朝鲜)之于我州也,诚信眷恤百年有如一日。”据称,标志其对外关系理念发生巨变的《交邻提醒》一书,即形成于他的外交生涯中。笔者踏查“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时注意到,在“朝鲜国通信使之碑”的旁侧,伫立着凝结芳洲外交思想精华的“诚信之交邻”石碑。当然,从日琉赠答文书中,人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对琉球野心的如实记录——“欲弘政化于异域者,素愿也。”

  

   无论汉文交流史上有过怎样的悲喜哀乐,当我们今天也试图做如此交流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横亘在面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学冲击,东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不但日本的汉字使用量大为减少,朝鲜半岛的通用语也大多实现了“无汉字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几套改革方案的偶尔混用而不时招致混乱,甚至许多人文学者连“识繁用简”的基本要求也无法做到,当然也就不要指望《大清史》的撰写者们还会用文言来承载起浅近轻盈的白话文所无法承载的厚重时空了。

  

   东亚各国的语言出现今天的状况,有着可以理解的原因。近代的落后,使汉文母邦的中国亦不得不发生文字上的变革;而族群文化的自觉,则早在西学冲击前,即有过文字形式的变易诉求。日本曾发明过出于学习汉文之实际需要的“假名”和“环读”法,也掀起过“国学”情绪主义激荡下的“去汉字”运动;越南陈朝时亦有过用自身文字“字喃”来写作所谓“国语诗赋”的时代,尽管响应者不多;而朝鲜李世宗时更出现过欲以“谚文”来抗衡汉文的阶段,时副提学崔万里还为此专门上疏,斥之为“舍中国而同夷狄”的“文明之大累”。但所有这一切,与西学新文明冲击下的变化强度,都无法相比。据统计,日本于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限定汉字为一千八百五十个,外加不常见的九十二个字;韩国一九五七年规定汉字为一千三百个,一九七二年八月又公布恢复汉字一千七百八十一个;越南自被法国占领后则完全改用罗马文字,而朝鲜的日常行文当中也已见不到一个汉字。至于琉球文字的无奈消亡,还与其堂皇的王宫遗存构成了一种反讽,这在感觉上有点像美国人给印第安人建立的博物馆。毋庸讳言,在“民族—国家”理念甚嚣尘上的阶段,“去汉字化”本身即暗藏着“去中国化”的动机和情绪。对中国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矛盾的事实,即:尽管这种排斥给区域既有文明带来过撕裂的创痛,却又无法否定其国际法框架下的主权表现意义。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此。朱云影指出:“今日各国那些汉文古典,多已被束之高阁,各国青年能读懂他们祖先著作的,恐怕已无几人。这不能不说是东方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早年,黑住真教授的话亦引发过我类似的感慨。他认为,今后除极少部分外国的专门学者外,真正能对东亚史进行深入研究者,大概只有中国人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学者的汉文优势。这意味着,西学的冲击和褊狭民族主义的无节度滋漫,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危险,即倘若不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东亚各国自身的历史将发生人为的遗失。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东亚横向国际关系的很多关键点,往往存在于纵向的历史纠葛中。如果这类问题得不到认识和解决,东亚未来的横向联合将会因对历史的无知而变得一筹莫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中国大陆,也不能说全无是虞。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固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现行汉语与古典汉文已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因此想用现代汉语与周边尚有部分保留的古老中华文明实现完全的对话,反而不是一桩简单的事。近世朝鲜曾有过比中国朱子学还要朱子学的学术年代,日本国的文化也是最古与最新的混合体。尽管从长线观察,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自身文化困扰会在未来的岁月中表现得更加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周边的历史文献也因此比白话文要简明易知。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曾经是罗马人的语言。然而,罗马帝国解体后,该语言仍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公共语一直被保存到今天。不仅如此,作为欧洲共通的文语,拉丁语还从中世纪一直被使用到近世初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民众话语的拉丁语也没有因为罗马政治实体的崩解而消亡,它经由地域的分化,已逐渐转化为通俗的各国语言。这意味着,拉丁语不单留下了一个语言形式,在相当的意义上,它还是欧洲人共同历史记忆的源头,也是欧洲内部能够实现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有一个现象几乎被熟视无睹,即欧洲人在寻找某个概念的原初形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找出它们的拉丁语词根,从而在这个“根”上寻出共同的原点。“欧盟”的形成,固有当代政治经济的重要动因,但如果了解欧洲各国曾经共有的那段历史,会发现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元典文化其实在发挥着无形的作用。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充分研究了拉丁语在欧洲各国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后,曾发出过“以汉学为东洋之拉丁语”的倡导。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它至少表明,汉文不是“他者”,而是东亚人的共有文化遗产。在度尽劫波后汉文能够留给该文化圈的,应该是暖意和乡情而不是戒备和敌意。可是,当我们需要对东亚的过去做出深入的历史研究时,却发现百余年的演变已确实使汉文变成了“他者”,哪怕是“不可避的他者”(。这意味着,除有限的研究者外连自国古典都不再认识的现代东亚人,首先使千百年来的“笔谈”传统变得难乎为继,其偶一为之的形式模仿,也只能让人哭笑不得。有一个中日交往的现代“物语”说,一位日本友人来华期间,受到过一名不懂日语的中国女性的关照。当机场分别时,不巧翻译不在,日本人以为去掉假名只剩汉字对方就能读懂他的字条,情急之下乃尝试与之“笔谈”,意思是:我(回国后将)写信(向你致谢)。可当这位女性看到“私书手纸”四个字后,竟羞臊得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见阿哲郎前揭书)。今年“春晚”郭达扮演的奥运会志愿者,因听不懂韩国观众的内急呼救而险些摧毁了对方的膀胱——这在古代只需“如厕”二字即可解决的问题,今天竟只能靠英语“WC”前来救驾了。前不久,日本一位政要在做报告时竟把汉词读得完全走样,这一“高级”官员的“低级”表演,在日本的大小媒体上还引起了愤怒。然而,类似的忍俊不禁和谴责声讨背后,隐现的其实是东亚人难以名状的“乡愁”。它意味着,“欧盟”式“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的磨合过程外,还需要十分漫长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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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脱儒”到“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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