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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

——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更新时间:2019-04-27 18:32:52
作者: 章永乐  

   1900年,华北地区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的冲突日益剧烈,列强多次照会清政府要求取缔义和团,遭到清政府拒绝。这一次,在华有利益的列强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组织了八国联军。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清军伏击所杀。次日,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俄国除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之外,更是直接出兵,占据中国东北全境。中国处于被瓜分的边缘。1900年10月至11月,侵华的八国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代表在西班牙公馆召集了十多次外交团会议,于12月24日向奕劻提出了十二条大纲,并说明不得更改。由于列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同时也由于列强受到中国民众抵抗的触动,中国幸免于被瓜分。

  

   那么,列强之间究竟有什么利益冲突,导致其无法瓜分中国?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折中是这么分析当时的列强矛盾的:“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扰,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根据瓦德西的论述,列强对于彼此在华势力范围感到很大不满,认为对方的在华扩张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美国在其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美国在内战之后全面崛起,其在19世纪末虽然打赢美西战争,但如果以传统方式在中国东部沿海建势力范围,必然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于是,美国采取了新的扩展在华实力的方式,力图牵制其他列强扩张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便于美国商品与资本进入。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受到其他列强的挑战,处于守势。英美两大列强出于自身利益,均有动力保持中国的统一市场。

  

   早在1898年3月的时候,英国曾经要求美国一起对列强发表联合宣言,共同倡导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政策,当时美国因为忙于美西战争而没有答应。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自觉羽翼丰满,试图在列强对华政策上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189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国发出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在承认和维护列强在华租界和势力范围中特殊利益和既得权利的前提下,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意在确保美国商品与资本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机会。1900年7月,正在八国联军入京之时,美国又发出第二次照会。补充了两点:第一点是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实体。第二点是要求中国遵守不平等条约的各种规定。十一国在北京的协调会议形成决议,从形式上保存中国领土完整,但利用一个弱势的清政府,对中国进行某种联合宰制。1901年《辛丑条约》不仅索取天额赔款,列强还可以直接派兵进驻使馆区和京畿重地,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如果说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大国协调”目的在于防止第二场法国大革命和第二个拿破仑出现,1900-1901年列强在北京召开的系列协调会议也是为了应对列强共同担心的威胁,即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排外运动”,不论其来自清廷还是义和团。但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列强已经确定能够利用清政府来抑制中国民众的“排外”行动,迫在眉睫的危险解除,列强又回归到在华利益竞争的状态中去了。但1900-1901年列强的协调行动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成果,如一国在华采取重大行动之前需要通告他国的惯例,列强的公使团会议也成为常见之事。

  

   在20世纪初,列强在华金融和实业利益竞争比前一阶段更为凸显。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形势的演变,列强之间出现一系列双边结盟关系,进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条约网络”。

  

   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英国试图通过拉拢日本,制约其“大博弈”对手俄国在远东的发展,使其关注点回到欧洲,从而构成对德国的平衡力量。英日双方相互承认在华既得利益。这一同盟关系在1907年和1911年两度续约。同年,英法两国签订了“挚诚协定”,消除了两国在诸多事务上的摩擦。1904年,英国、法国两国进一步形成共同防德的协约,同时相互承认在华既得利益。

  

   1904-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六强利益在远东的一次公开冲突,法国、德国支持俄国的远东政策,英国基于英日同盟给予日本支持,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大笔战争贷款。日本最终赢得战争。在美国主持之下,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得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一系列特权。

  

   1907年集中涌现了三个双边国际协定:(1)法日签订协议,日本保证不会侵占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法国承认日本在华既得利益;(2)俄国、日本签订第一次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对蒙古的势力范围主张,并划分了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3)英俄签订条约,界定了两国在波斯、阿富汗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认定中国对西藏享有的是“宗主权”而非“主权”,英俄两国均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至此,加上1892年的法俄同盟,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日本通过英日同盟,间接参与协约国的诸多协调。

  

   德国与美国两个国家尚未被纳入这个通过一系列双边协议结成的协调机制。德国受到协约国的围困,试图通过中国事务来分化列强,减少自身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外交与军事压力。而未与协约国结成同盟关系的美国,是德国的拉拢对象。在1907-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曾试图谋求建立一个中、美、德之间的同盟关系,并认为这个同盟关系可以更好地维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清廷恐惧与个别列强走太近,反而招致其他列强的猜忌;美国也有类似的考虑。最后,中美德同盟并未被付诸实施。美国认为对当下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于是在1909年与日本签署了罗脱-高平换文(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与日本就太平洋秩序达成一系列协议,同时要求协议的第三款写明: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列强商业之机会均等。美国认为在双边条约中获取日本的承诺,比中美德同盟更为谨慎,不会对其他列强产生更大冲击。

  

   英、法、俄、德因为欧洲内部矛盾的上升而无暇过多关注中国事务,日本受到英日同盟与其他双边关系的约束,同时忙于消化自身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日俄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强对华最具进取之心的就是美国。在日俄战争中,美国给日本的贷款对于日本战胜俄国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美国也试图从日本那里得到足够的回报。《朴茨茅斯协议》签订之后,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 E. H. Harriman)在1906年试图收买南满铁路,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

  

   1909年,美国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的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进一步提出“诺克斯计划”(Knox Plan),寻求“满洲铁路中立化”,要用国际共管的方法,逼迫日本放弃南满铁路,俄国放弃中东路;如果日本执意不从,“诺克斯计划”的备选方案就是修筑一条从锦州到瑷珲的铁路,开展与日本与俄国的竞争。但当美国将国际共管方案照会列强,寻求列强支持的时候,英、俄、日都表示了反对,德国一开始支持,但最终恐惧有可能导致德国在欧洲更加孤立,选择了放弃。美国在东北的计划徒劳无功,反而促使受到威胁的日俄于1910年签订第二次日俄密约,不仅确认了1907年第一次密约划定的势力范围,而且规定当两国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缔约双方将采取联合行动或提出援助,这就使得这一盟约具有了军事同盟的性质。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华中地区扩展自身的影响力,寻求与其他列强分享湖广铁路筑路权。1908年,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受命兼任粤汉铁路及鄂境内川汉铁路两路督办,试图将民间士绅掌握的湖广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并向列强借款,以加快铁路的修筑。德国的德华银行与张之洞接洽,愿意提供借款。受到协约国围困的德国寻求在中国事务上突围,给予清政府的借款条件比较优越。然而英国获悉消息之后,派遣汇丰银行代表与张之洞接洽,要求加入。张之洞同意湖广铁路借款以英、德两国银行为共同债权人。然而法国获悉消息之后,也要求加入。三国金融家在柏林召开会议,于1909年5月达成协议。1909年6月,三国银行团代表同张之洞的代表草签借款合同。7月6日,三国金融家正式缔约成立三国银行团,其目的在于垄断今后的中国铁路借款业务,排挤其他竞争者。

  

   美国是在三国银行团形成之后横插一杠,要求参与共同借款,英、法、德三国政府表面上没有反对,但在与三国金融代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感觉获得的利益份额过小。为此,塔夫脱总统违反外交惯例,于1909年7月15号直接致电清廷摄政王载沣,希望“平等参与”,实质是迫使清廷放弃支持欧洲列强的主张。经过长时间的继续谈判,1910年5月23日,四国金融代表终于在巴黎达成协议,英、法、德准许美国财团加入联合组织,分享湖广铁路特权。至此,三国银行团正式发展为四国银行团。

  

   如果说在湖广借款问题上美国是硬挤进列强的银行团,在币制改革及满洲实业贷款事务上,美国也领教了其他列强的竞争。清廷于1910年10月向美国提出借款,用于货币改革及振兴满洲实业,其主要目的,是在日俄加强协调的背景下,增强清廷对于东三省的控制力。但英、法、德三国获悉该计划后,也要求加入这一借款。在诺克斯计划遭遇失败之后,美国感觉到在东北单独挑战日俄既得利益无法成事,于是同意将独家贷款变成四国银行团联合贷款。1911年4月15日,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币制改革及满洲实业贷款合同。而银行团的业务范围,也就从长城以南,扩展到长城以北日俄两国的在华势力范围。

  

从1910年5月23日四国银行团诞生,到1912年6月18-20日银行团吸收日俄加入,在一年的时间里,中国迅速完成了新旧政权的交替。而四国银行团完成的协调,其实超越了四国的范围。日俄两国强烈反对四国银行团的币制改革及满洲实业贷款,认为可能会削弱两国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日本关心辛亥革命对于其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影响,川岛浪速等日本浪人也借机在中国东北策动“满蒙独立”,日本的对华政策受到内部不同意见的影响,存在摇摆现象,但由于英日同盟的约束,日本做重大决定之前不得不看英国的脸色。俄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富余的国家,其金融机构大量吸收法国资本,在外交政策上,法俄两国走的也比较近。1911年11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Serge Sazonov)在给驻巴黎的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的指示中清楚地交代了俄国的政策:敦促法国退出既有的四国银行团,俄国只能加入一个能够承认俄国在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特权的银行团。事实上,俄国人还参与组织与四国银行团相竞争的财团,1911年10月与清政府签订借款协议的以比利时人郭都(Baron Cottu)代表的英、法、比资本家组成的财团签订的借款协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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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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