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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陪审向参审的嬗变

更新时间:2019-04-25 23:50:26
作者: 黄河  

   【摘要】 受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世纪的德意志邦国中,主张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摆脱传统纠问制诉讼模式的影响,德国从法国法中移植和继受了陪审制。但学界对于法国模式的陪审制存在很多质疑,尤其是陪审员的选任以及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等。1877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典》以及《法院组织法》同时规定了陪审与参审两种公民参与刑事司法的模式。魏玛时期,法国模式的陪审制实质上被废除,这意味着德国逐渐告别陪审制,而走向参审制。在整个过程中,重要学者和政治家对待陪审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嬗变过程。陪审制在德国刑事司法中的制度变迁史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文关键词】 陪审制;参审制;公民参与刑事司法;事实问题;法律问题

   【全文】

   目次

   一、引言

   二、时代背景与法国模式的陪审制

   三、自由主义的改革与德国陪审制法庭

   四、从陪审制走向参审制

   五、德国参审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一、引言

  

   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新的《人民陪审员法》第21条和22条分别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在修法之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在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既负责事实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进行认定和判断,同时在事实审的基础上,参与案件的法律审,即根据现行的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案件最后做出相关判决或裁定。本次人民陪审员改革的一个动因在于,参审制在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人民陪审员没有相关法律专业背景,对法律的适用并不熟悉。因此,在定罪和量刑方面,对人民陪审员的要求显得“勉为其难”。2015年,在部分基层法院的改革试点方案中,法院采取了类似的陪审模式,将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范围限缩为事实问题认定上的决定权,而法律问题上保留建议权。通过两年的试点改革,立法者对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适时地体现在新的立法之中,即在保留原有的三人合议庭外,对于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的审理中,增设七人合议庭。纵观这一做法,事实上与德国刑事司法中公民参与司法模式的改革之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迥异,但其实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和症结却是“雷同”。为此,有必要以历史和比较的视角,从德国为何选择移植和继受法国模式的陪审制(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改革的动因出发,对随后放弃法国模式,最终选择参审模式(不再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改革之路进行细致梳理。

  

   二、时代背景与法国模式的陪审制

  

   启蒙时期,思想家希望通过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努力,使世俗生活能够摆脱神权观念下的刑罚理念和纠问制诉讼模式的影响。[1]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成为启蒙时期一个响亮的政治主张和口号。[2]至于司法权如何实现分权理念,孟德斯鸠则把目光投向英国,认为英国的陪审制度完全符合分权学说的基本原则,因为司法权由人民定期选举出来的陪审员参与审判,意味着法官的权利并非由王室法院中的固定、全职的贵族法官来行使,而是由能代表民众的陪审员来行使,陪审员应当是被告人所居住地区的本地人(Eingesessene),同时也是与被告人同一社会阶层的人(Standgenosse,英文对应词为peer),因为只有与被告人社会地位相当、身份对等的陪审员担任法官,才能够使得被告人有理由相信法官能够公正、不偏颇地行使审判权。[3]

   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了《法兰西宪法》,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在重罪案件中,引入英国的陪审制度进行审判,并建立“控诉陪审团”和“审判陪审团”,前者负责对案件进行预审,后者则负责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审判。但法国大革命后引入的英国陪审制在司法实践并没有让人满意。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陪审制度成为当权者肆意摆布、打压政治对手的工具,例如利用陪审团处死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政敌。[4]

   此外,由于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后全国范围内抢劫类犯罪横行,但是陪审团做出的判决中,无罪判决率畸高,导致人们对陪审团审判在控制犯罪局势上的无能为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对于无辜者而言,陪审团是恐怖的;而对于抢劫犯,陪审团则是他们的保护人”;“对罪大恶极的犯罪不作处罚,与公共道德相抵触,给社会带来恐慌,这种令人悲哀的结果几乎使人产生这种怀疑,即在理论上如此完美的陪审团制度在实践中弊大于利。”[5]

   在这一背景下,从英国引入的陪审制遭到人们的质疑,标榜陪审制是“自由的守护神”(Palladium der Freiheit)的这一主张在司法现实面前让很多人相当失望。因此,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取消了负责预审的“控诉陪审团”,在拿破仑的建议下,只保留了“审判陪审团”。[6] “审判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范围被进一步压缩为极少数严重的犯罪。[7]

   在陪审制的具体运作上,《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法院由5名职业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员只负责事实问题(juges de fait)的裁决,职业法官负责法律问题(juges de droit)的裁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与当时拿破仑的主张密不可分。1808年2月6日的法国国务会议上,拿破仑直言道:毫无疑问,如果职业法官既负责事实问题的裁决,又负责法律问题的裁决的话,其权力太过强大。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区分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将两者进行区分也完全符合事物的基本属性。[8]拿破仑的这一主张,符合当时英国陪审制度的设计的初衷,即希望职业法官与陪审员之间职责的划分有利于实现相互的制约。

  

   三、自由主义的改革与德国陪审制法庭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从19世纪开始,德国社会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坚持自由主义改革的斗士。在自由派人士眼中,英国和法国的体制,尤其是三权分立和人民参与司法审判是公民自由的最好保障,因此他们强烈呼吁应当在司法领域引入陪审制。与此同时,自由派改革者也认为,陪审制能够切实保障诉讼程序的公开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实现。

   (一)费尔巴哈对陪审制的批判

   对于推进司法自由化改革而言,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von Feuerbach)发挥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费尔巴哈反对引入法国的陪审制,当然,费尔巴哈反对法国式的陪审制并非出于民族和爱国情绪,因为在此之前,普鲁士和莱茵邦国地区在决定是否移植法国法的争论过程中,他明确表示支持将拿破仑的刑法典移植到德国来。费尔巴哈深知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纠问制诉讼程序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要性,但他认为引入法国式的陪审制并不能解决纠问制的种种问题。反而在实践中,政府往往能够对陪审员的组成人员以及陪审案件的范围施加影响,例如在法国,陪审制打着保障公民自由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成为集权政府专制的工具。因此,费尔巴哈认为,法国式的陪审制无法消解法官恣意行为和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所带来的弊病。

   当然,费尔巴哈并非全盘否定法国式的陪审制,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和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法国陪审制的优缺点。他认为陪审制的改革方向,政治上正确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正确。从纯粹的政治(rein-politisch)层面,需要区分,在何种国家形式下,陪审制能够发挥保障公民自由的作用。费尔巴哈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一个公民是政治国家的主体,国家主权建立在全体公民的基础之上,公民与公民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力(Macht)和权利(Recht)。在这样一个国家内,民主的精髓在于,要么全体公民共同行使审判的权力,要么从公民中选出特定的代表,在这些代表的领导下行使该项权利。而陪审制度则最契合民主的这一精髓。在君主立宪制国家,陪审制则是平衡国家权力的必要手段。君主享有对犯罪之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权利,并通过法定的法官来具体执行审判权,但是君主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制于《大宪章》的约束。陪审制要么成为一个民众行使法官权利的特定机构,该权利是由君主授权给民众合法行使的,要么陪审制应当成为民众保护自己免受行政机关侵害的手段,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此外,费尔巴哈认为,在专制政体国家,陪审制并不能给公民提供有效的保护,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仅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民众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执政者能肆意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陪审制并不能为公民的自由提供保障。另外,在专制国家中,被统治的民众对于公共事务也没有任何的兴趣,陪审对于他们而言,并非一种职责,而是平添一种负担。在这种专制政体国家内,职业法官足以胜任审判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实施陪审制。基于此,费尔巴哈认为,民主政体和君主立宪制政体中,陪审制能够有效地发挥其保障公民基本自由的功能。但是在专制集权国家中,陪审制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莱茵地区的德意志邦国中,没有任何引入法国的陪审制的必要。[9]

   从法律层面而言,费尔巴哈则对陪审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矛头主要指向两个方面:内心的确信与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区分。关于内心的确信问题,他认为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制度设计在于防止法官的恣意,要求法官在评价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当严格受制于立法者预先设定好的固定规则,该规则对于防止法官滥权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法定证据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僵化,但费尔巴哈还是保守地认为,如果陪审员在庭审中完全抛弃法定证据制度,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陪审员的裁定全凭内心的确信,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论证,如此一来,则对案件事实真相和公平正义构成严重的威胁。[10]

   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人们是无法区分哪些属于事实问题,哪些属于法律问题。例如,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既包含了事实问题,又包含了法律问题。费尔巴哈认为,被告人有罪与否,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密不可分的小问题:其一,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发生并且真实?其二,已经真实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11]假如陪审员只负责回答第一个事实问题,而将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完全交由法官,则最终导致全凭法官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还是无罪,因为对事实问题的定性依赖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可能会恣意地将事实上无罪的行为解释为有罪的犯罪行为。[12]总而言之,费尔巴哈对待陪审制的立场是比较消极的,他不认为陪审制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和切实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

   (二)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与米特迈尔

1847年之前,整个德国刑法学界对于是否在刑事案件中引入陪审制,存在很大的争议。如上所述,刑法学者费尔巴哈对陪审制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立法者关于是否引入陪审制的决定。但随着费尔巴哈的去世,其影响力逐渐削减。取代费尔巴哈在学界地位的是著名刑法学家米特迈尔(Joseph Anton Mittermaier)。[13]1847年在吕贝克所召开的日耳曼法学家大会上,米特迈尔的支持态度对陪审制的引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米特迈尔坚持捍卫刑事诉讼的公开原则与言词原则,并认为法定证据制度作为防止法官滥权的制度设计已经过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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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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