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河:陪审向参审的嬗变

更新时间:2019-04-25 23:50:26
作者: 黄河  
因为被告人的罪责判断并非是一个将单个证据罗列在一起进行严格演绎推理的过程,而是一个对单个证据进行评价后得出“整体印象”(Totaleindruck)的过程。米特迈尔“整体印象”的观点受到了法国法中“内心确信”(intime conviction)的影响。此外,米特迈尔还进一步指出,职业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单纯通过言词原则所产生的“整体印象”并不足以获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在公开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双重作用下,案件应当通过陪审制的方式,才能最终获得民众对司法的足够信任。在本次会议上,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反对米特迈尔的意见,但反对意见并没有获得多数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14]

   (三)人民参与刑事司法: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

   1848年之后,德意志各个邦国决定引入陪审制的过程中,法国式的陪审制一直是被模仿和继受的对象。问题在于,为何偏偏继受的是作为英国式陪审制“二手货”的法国式的陪审制,却没有直接继受英国式的陪审制?在此,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法国在继受英国陪审制的过程中,已经对英国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19世纪英国式陪审制中,主审法官在证据调查和辩论终结后,应当对整个证据和诉讼材料进行总结(summing up),然后对证据调查的结果进行评价并给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主审法官可以告知陪审团,自己对案件事实的看法并不具有约束力,陪审团仍然可以自行做出决定。在此基础上,陪审员需要独自对合法的证据进行评价(事实问题,Tatfrage),并将该事实问题的评价归入或涵摄入相应的罪名之中(罪责问题,Schuldfrage)。而在涵摄之前,具体罪名中法律概念的解释则归于法官来决定。[15]严格意义上讲,在英国陪审制中,职业法官与陪审员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是以法律问题与罪责问题(事实问题并不等于罪责问题)来区分为准。[16]而在法国模式中,主审法官并不针对案件事实表明自己的立场,当陪审团对法律存在疑问的时候,主审法官仅负责向其进行说明。另外,法官会向陪审团提交一份问题列表(主要包含的问题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被告人是否故意或过失),要求陪审团就此做出回答。这一问题列表中所涵盖的事实问题主要是对案件事实经过之自然因果历程的一个客观描述。当陪审员得出肯定性回答的前提下,职业法官才需要对此进行法律评价以及涵摄入具体的罪名之中。因此,法国模式下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和英国模式下的“法律问题”与“罪责问题”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此外,在法国模式中,陪审员是按照多数原则做出而裁定的,而在英国,陪审员应当集体一致地做出裁定。因此,英国模式相比于法国模式,陪审团的裁定能较大程度上保障判决的正确性,防止陪审员草率或由于偏见而做出错误的决定。[17]

   虽然英国式的陪审制在制度设计方面优于法国式的陪审制,但是在德意志邦国继受陪审制的过程中,前者并没有受到德国人的偏爱。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拿破仑征服欧洲大陆的时候,已经将法国的法律制度带到欧洲很多国家,其中德意志的莱茵地区继受法国刑事诉讼制度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历史。即便拿破仑战败,这些地区也没有恢复旧的中世纪日耳曼的法律体系,法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陪审团的审判制度在这些地区一直沿用下来。其二,法国大革命中所倡导的人权与理性等口号,契合了德意志地区自由派的改革主张,他们将法国的法律制度,尤其是陪审制视为是公民自由的保障。陪审制既体现了司法为民的主张,又能让司法的运作能够在人民的“眼皮底下”接受监督。其三,当时德意志莱茵地区的很多重要的法学家,例如波恩、海德堡和弗莱堡大学的刑事法学者对于法国法的“青睐”,使得在改革方案的讨论中,法国模式备受他们的关注。最后,英国的陪审制根植于自己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很难与德意志邦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相融合,而德国人对于地理位置上接壤的法国,有更多自然意义上的亲近感。对于是否继受英国式的陪审制问题上,费尔巴哈曾直言道:“很多人类社会的制度就如同植物一样,生长于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土壤中,当人们将它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它就丧失了生存的必要养分,即便人们悉心照料,它仍然要么枯死,要么只会开花而不会结果。”[18]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德意志邦国继受了法国式的陪审制而非英国式的陪审制。在法国模式的影响下,德国陪审法庭由12名陪审员组成,只负责对单一的事实问题做出裁定,而法律问题交由3名或5名职业法官裁决。

  

   四、从陪审制走向参审制

  

   (一)陪审与参审模式的并存

   德意志邦国引入法国式的陪审制后,人们对该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质疑也从未停歇。其中最具争议就是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很多时候,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完全划分清楚。起初,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做出决定,职业法官负责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进行裁定。由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既是事实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因此,实际上在部分邦国,也允许陪审员就法律问题做出裁定,即不再单纯的将事实问题(Tatfrage)理解为“事实”(Tatsachen),而将其理解为“犯罪行为”(Straftat)。换言之,陪审员需要就被告人是否有罪(schuldig)做出判断。这也意味着陪审员的职责范围被扩大,从单纯的事实问题(Tatfrage)扩大为罪责问题(Schuldfrage)。而职业法官负责的法律问题仅限于纯粹的程序性问题、抽象的法律解释问题以及量刑问题。

   随着陪审制的实施,实践中的其他问题也被暴露出来,例如人们开始质疑陪审员遴选资格上设置的教育和财产筛选机制的合理性,以及政府对陪审员候选名单的影响和控制的质疑。在此之前,人们关注的重心在于是否引入陪审制(Schwurgericht),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样的人民参与刑事司法的模式是合理的。针对问题所提出的改革方向,不外乎两种,即英国式的陪审制(Jury)以及日耳曼法中既有的参审制(Sch?ffengericht)。其实,参审制早在1532年的卡洛琳娜法典(CCC)中已有相应的规定。而维滕堡邦国在1818年时重新恢复了参审制。1850年至1870年,汉诺威、不莱梅、汉堡地区的部分邦国也纷纷引入参审制,而非陪审制。在参审制的模式下,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共同决定罪责问题和刑罚问题,不需要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程序上的简便使得参审制容易让人接受,那一时期,参审制获得很多刑法学家和政治家的支持,例如著名刑法学家宾丁(Binding)、萨克森总检察官施瓦茨(Schwarze)、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制宪委员会重要成员贝思乐(Beseler)以及普鲁斯司法部长雷恩哈特(Leonhardt)等。[19]

   1877年,德国通过了《帝国刑事诉讼法典》以及《法院组织法》。在法院组织法中,同时规定了两种公民参与刑事司法的模式,即陪审制和参审制。在法院的组织体系中(见图1),区分了四个层级法院组织:地方法院(Amtsgericht)、地区法院(Landgericht)、州高等法院(Oberlandesgericht)和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地方法院审判组织分为参审法庭(Sch?ffengericht)和独任制审判庭(Amtsrichter)。

   (图略)

   图1 1877年德国刑事案件审判庭示意图

   地区法院的陪审法庭每年定期举行四次集中庭审。其陪审员的资格和选任标准与参审法庭的陪审员一致。在主审阶段,陪审员负责就罪责问题以及是否存在犯罪情节较轻的问题行使表决权。而职业法官则负责处理程序性问题以及刑罚问题。证据调查和被告人最后称述结束之后,主审法官将告知陪审员相关法律知识。随后,主审法官向陪审员转交一份事实问题清单,要求陪审员就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回答。陪审员得到该问题清单后,退回到一个暂时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封闭空间进行讨论和表决。在表决前,12名陪审员先通过书面投票的形式选出1名陪审长(Obmann),负责主导讨论和表决。如果陪审员中有得票相等者,则由年龄较大者担任陪审长。陪审员表决的顺序由抽签决定,而陪审长应当最后一个发言。事实问题清单中,所有陪审员需要表决的内容都被设计成“是”与“否”两个选项。被告人有罪问题的表决,需要有三分之二多数意见才能确定,而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的问题则只需要过半数同意即可。陪审员完成表决后再次回到法庭,陪审长负责向主审法官陈述陪审员的表决结果。为防止其他人对陪审员中少数派立场的猜测,陪审长不向法庭透露具体的表决情况。例如,主审法官问陪审长被告人是否有罪,陪审长则回答:“对,超过半数陪审员认为被告人有罪”。

   虽然1877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和《法院组织法》同时规定了参审制和陪审制这两种公民参与刑事审判的方式,但学界对于陪审制是否应当继续保留仍有较大疑问。多数观点认为,应当废除陪审制,因为人为的区分陪审员和职业法官在罪责和刑罚问题上的不同决定权限,从根本上说,是十分不合理的。[20]被告人是否具有罪责,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进行处罚以及对其施加何种刑罚等问题,除了需要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中法定的构成要件之外,人们还需要对其犯罪的动机、被告人的个人可谴责性进行考察。在陪审法庭中,职业法官只能就刑罚问题做出决断,自己对被告人罪责问题的存在与否,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反之,陪审员单独就罪责问题进行表决,对被告人应当施加何种刑罚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决定权,而恰好在刑罚问题上,陪审员应当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因为他们能够从一般公众的立场出发,考虑在具体案件中,被告人的刑罚是否超过其罪责,换言之,从一般公众的角度出发,被告人最后判处的刑罚是否属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公正”的处罚。

   此外,陪审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其他的问题,例如在陪审法庭每年定期的审理期间内,总共需要有30名陪审员参加,而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则只需要12名陪审员。其他的陪审员处于待命状态。主审程序中,部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对于陪审员而言,时间成本上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在实践中,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正如曾任普鲁士邦国司法部长的雷恩哈特(Leonhardt)所言:“每个人都在为陪审制摇旗呐喊,但没有人自己愿意去担任陪审员。”[21]

   (二)魏玛时期——“陪审制”遭嫌弃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历史进入了魏玛时代。这一时期,“陪审制”在法学界评价甚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嫌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877年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的陪审员的选任标准过于“贵族化”“阶层化”,当选为陪审员的基本上为社会名流,因此陪审团也被称为“男性荣誉委员会”(m?nnliches Honoratiorengremium)[22],这一称呼其实反映了当时陪审员构成的阶级固化,也体现了人们对陪审法庭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履行审判职能的怀疑。

   1924年1月4日,时任帝国司法部长的埃里希·艾明革(Erich Emminger)提出了法院组织法和刑事司法改革方案,简称“艾明革法案”(Lex Emminger)。“艾明革法案”的主要改革内容是废除法国模式的陪审制,但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艾明革所提出的改革法案,只是借用了减轻司法负担的“噱头”,而这一表面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背后的真实动机或许只是折射了法学界对法国模式陪审制的失望。[23]

   根据“艾明革法案”,立法者对法院组织形式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改革:

首先,对法院审级设置进行改革。最低一层级的地方法院(Amtsgericht)由独任制法官和参审法庭(1名职业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04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