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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唐小兵:青年怎样,时代就怎样

更新时间:2019-04-24 10:43:15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否则教师将陷于某种道义困境之中。所以对今天中国情境下“青年的政治保守化”,我是抱以“同情之理解”。钱理群先生评价如今的高校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愿意理解这是从大学制度/教育者责任与年轻人现状这两个方面来说明问题——难道这20多年来整个知识界不利己主义吗?

  

   避免以“代沟”加深社会分裂

  

   唐小兵:讨论年轻一代的问题,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思考今后如何建设新的政治文化的问题。

  

   陈映芳:是的,应该避免以“代沟”来加深社会的分裂。而且,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社会的公私领域分离现象,是年轻一代保守化的重要背景,但这几年大家已经看到了,没有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那么社会公平问题,以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种种问题,都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公域不存,则私域难保。从私域重回公域,在私民生活之外扮演公民角色,这是如今中国不同世代的人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我想80后、90后都会和其他世代一起实实在在地介入到公民政治中去。

  

   唐小兵:今天回过头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青年群体之所以不断投身政治运动,恰恰在于他们对社会不公和底层苦难的感同身受。若将这种思路延伸开去,就当代中国的族群平等、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暴力、疾病等各种议题展开讨论和寻求改良的话,中国青年的空间就不会局限在“小我”的框架里,而应有更积极和更高远的追求。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的人是“红旗下的蛋”,70后产自“红旗加市场”,80后产自“市场加互联网”,而90后则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这代人几乎从中学时代甚至小学时代起,就与互联网相伴相生。无怪乎某著名媒体评价90后“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另一种人”。

   另外,我的一位同事曾提及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他感觉95后的孩子对国家的认同感普遍较强。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产阶层的崛起,生活指数包括出国、旅行、留学等的提高……国家变成好像不是要被审视、要警惕的,或者是要推动它为我们的公共福利来服务的角色,而在上面投注很强的情感色彩和国家认同,这跟他教过的前几届学生有点不太一样。对此您怎么看?

  

   陈映芳:人们认同国民身份、激发民族意识的契机,除了民族危机和战争状况下,另一种特殊的情景大概就是全球化吧。一个四川人在四川省内部可能是缺少“四川人”的身份意识的,只有当他流动到其他地方后,他的四川人身份才重要起来,他也会意识到四川户口对他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同理,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个体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变得愈来愈普遍,国家认同的意识也会随之抬头。比之前几代人,90后更多地参与到跟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因特网很容易地让个体进入到全球信息体系和交流的网络中,另外签证、留学、旅游等,这些行为时不时地在提醒他们的民族身份、国民身份。所以我觉得民族意识的抬头,可能正是国家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结果。

  

   年轻人如何“冲出来”

  

   唐小兵:今天学界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从1990年代到今天一直有很大影响力,对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条80年代的延长线似乎很长,新的议题、新生代学者怎么“冲出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教授应星就写过《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一文批评学术界之间的代际压抑现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也在随笔集《十字街的知识人》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就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原因是学生在朋友圈发布的微信“居然对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教授无端嘲讽”。从这个新科硕士的言论看,除了一些极端侮辱性的言论之外,其他的都是他在比较不同代际学者对同一个时段历史研究的成果之后的看法,他将微信朋友圈当作私密空间才直言不讳地吐槽。这本来也是学术青年的一种特质吧,西方学术界就特别鼓励年轻学者挑战、超越上一代学者,而在中国学界尤其是史学界,过于强调传承与权威(大牛巍然坐,粉丝满天飞),而相对压抑了青年学者的主体性。人不狂妄枉少年,谁家青春不张扬?知人论世往往就是从臧否人物发其端的,当然我们主张的是有事实根据和逻辑的臧否,而不是谩骂与侮辱。说实话,学界风气如此,首先要检讨的是所谓的前辈学者。我记得1930年代一个北大的旁听生寿生写信给胡适讨论中国文化的信心与反省,对胡适当时的一些言论采取了很严厉的批评态度,态度上也是极为张狂的,但胡适并不以为这是一种冒犯,反而跟他前后数次通信,这才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公共理性讨论的典范。

  

   陈映芳:1980年代有很多特殊性,因为学术界、思想界前几十年的荒芜,使得一批年轻学者一下子冲了出来。我不想否认他们在当时的优秀,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和事,实在不少。我们不妨翻一下学术史,当时因为翻译一、两本书而暴得大名的例子,有的是。1990年代开始,大浪淘沙,一批理念型的学者坚持了下来,非常难得,我甚至觉得他们很难模仿。前两年我在写纪念高华教授的文章时,曾忆起过往年代,有点感慨。但与此同时,今天也有不少台面上的名家权威,他们或在倚老卖老,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靠权力在支撑了。

   不过,年轻一代的学者如何提出新议题、如何“冲出来”,这确实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可以认为学界因为有权力团体霸占而扼制了年轻人的生机,也可以说今天学术发展水平包括规范化、国际化的程度与8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年轻学者建立学术名望更难了。但在我看来,不论哪个世代的学者,如果想要超越前辈,想要做更好的学问、建立更好的学术生态,那么,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冲破既有体制及所处时代对他们的观念束缚和制度束缚,考虑如何能超越他们自身。所有时代的局限性都可能存在于个体内部。

  

   唐小兵:中国学界的风气充满了乡愿气和圈子意识,就像我以前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也充满了一种虚伪而封闭的自恋意识。时代的局限有时个体很难冲破,但关键是要有这种自觉认知和反思精神,不要没有这种自觉还沾沾自喜。套用崔卫平教授的一句经典语句来说,就是“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所立足的地方就是你的空间,你怎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时代怎样。

  

   (《同舟共济》2015年11期,记者梁思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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