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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更新时间:2019-04-24 09:44:24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同时也使各种既能够制约权力逻辑也能够规范资本逻辑的社会力量、制度难以形成和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引发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概括为“以权力逻辑为主导的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⑨]。只有改变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这种存在结构,以制约权力逻辑来规范资本逻辑,斩断这两者的“共谋”关系,各种既规范资本逻辑也制约权力逻辑的社会力量、制度才能顺利形成和发展起来。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这种改变,不仅能够使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各自的正面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能够不断推动劳动的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国家层面上的有效发展。可以认为,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正是由此确立和发展起来的[⑩]。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以形成的真正基础[11]。可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是不能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的,当然更不能照搬近现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批判的具体论述,否则,就会出现指向上的混乱。而指向混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因为它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灵魂和基本精神相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结构的上述改变,绝不是对西方社会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存在结构复制,而是对其的超越。中华民族必将会在这种超越过程中站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改变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存在结构,从而不断推动劳动的真正解放,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国家层面上的有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过程,故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说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

  

   最后,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具有其特殊性,但丝毫不意味这种批判建构的意义只局限于中国地域。应当看到,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其所面临的至今尚未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难题,都与“中国问题”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故他们将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此外,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过程,将不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其实际成效也必将会提升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因素。

  

   二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困境。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它就不可能实现其批判中国现实的功能。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实现其批判中国现实的功能,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批判。所以,目前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被三种弊病所严重困扰:一是,玩弄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游戏;二是,单纯的“歌颂”或“错乱的哲学指责”成为哲学的主题[12];三是,“跟风”成为哲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当然,这三种弊病虽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方法论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无条件地照搬西方学界哲学范式和话语。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即:缺乏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故只有在不同程度上直接照搬西方学界哲学范式和话语,才能显示出一点“哲学味道”。

  

   我国有的学者指出,在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路径依赖”、无边界和前提的“场外征用”、“新教条崇拜”等现象[13],这是有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里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即: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无不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直接相关。“整体上趋于萎缩”必然导致“原创稀缺”,而“原创稀缺”又使“路径依赖”、无边界和前提的“场外征用”、“新教条崇拜”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反过来,这些现象也进一步使“原创稀缺”和“在整体上趋于萎缩”)。所以,目前在中国学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居然越来越被“边缘化”(包括“自我放逐”)。其主要表现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等思潮充斥于其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往往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或自说自话,而没有或很少发出自己独立的、有影响力的声音,亦即在整体上没有“出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知道创新的“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吗?似乎都不是。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这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律决定的。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这种“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直接表现为“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能力”的逐渐丧失。当然,这里所说的“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不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关注中国现实的内容,而是指其关注的方式愈来愈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的方式[14]。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成果的不断生成,一定是对处于一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现实及其走向批判性反思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直接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成果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范式才能不断生成。而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及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发展,从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举个例子,以进一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的问题。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经济领域的发展方面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如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了30余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准获得极大提高,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等等。故此,不少学者就围绕着这些事实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总结出许多“中国经验”,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公有制(国企)与非公有制(民企)的有机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强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等等。应当承认,这些“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取得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研究的视野仅限于此,还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因为,同一过程还有另一面,即: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所走完了的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其中不仅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品尝”到的西方社会几百年所经历的苦难,同时迄今为止还越来越深受西方社会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的困扰,如“以官本位”和“等级本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关系对整个社会的侵害等。进而言之,在中国,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取得,是与“寻租”的普遍化、在权力逻辑直接操控下的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发展、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贫富分化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的平均水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降低等相伴随的。可以认为,我们目前的整体社会状态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有相当差距的。这也说明,上述“中国经验”同时包含着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局限性(这绝不是对上述经验的简单否定)。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恰恰“遗漏”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故其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这也是“整体上趋于萎缩”的主要表现之一。

  

   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的视野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既不是用来简单肯定或颂扬的,也不是用来简单否定或指责的。面对这一复杂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的具体表现应是,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作为一种动态的、具有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特性的对象来加以批判性的审视,并在方法论上引导人们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道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直接体现这种必然性的“中国经验”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但这种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历史的,而并非是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它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是需要随着处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而调整和改变的。因此,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超越既有“中国经验”的局限性[15],使中国道路创造性地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16]。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实现了这种现实批判功能,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方法论支持,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精神文化活力。当然,这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对笔者的上述观点产生误解,还需要在逻辑上对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加以提示。

  

   其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丝毫没有否定这些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付出努力的意思。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包括对其当代意义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领域,学界的确有不少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缺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这些成果基本不属于“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体系创造”方面的成果,抑或说,这些成果基本上不属于“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成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世界性崛起”、坚定走自己通向世界文明发展前列道路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如果不能在哲学方法论上获得有力支持,肯定是缘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功能在整体上趋于萎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出自己独立的、有影响力的声音,并在方法论上真正占据引导地位,必须要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基,在“现实批判”、“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下功夫。当然,“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要求,而不意味着每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要直接介入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但这也并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个体研究者毫无关系。实际上,每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个体,只要不断地要求自己“从解释性文本向创造性文本转化从封闭性研究向开放性研究转化,从碎片化研究向体系化研究转化”[17],就会有助于推动作为整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撑下,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从而使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出场。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其本质要求是不断地实现其自身的原始创新。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必然包含着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过程中,需要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审视和再认识,以为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而这绝非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简单运用。换言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过程中,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相关理论范式,也不可能直接或无条件地借用传统的资源,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套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怎么办?唯有原始创新一条路可走:不断丰富、拓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形态和理论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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