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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隐私侵权的法理思考

更新时间:2019-04-22 22:37:41
作者: 朱苏力 (进入专栏)  

   鉴于法律的实践特点,还必须考虑,诸如隐私或私密信息这类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相关的一般原则带来的操作问题。私密信息都是具体的,你可以各种方式分类或界定,但一旦进入实践,问题会更多。例如谁的私密信息,什么样的私密信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谁(媒体、个人、单位、政府),通过或没通过谁传播给了或告诉了谁(公众、个人、单位、政府),影响了谁以及影响的程度等。

   这注定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领域,不是修辞。“剪不断”是因为我们冲突的人性需求以及由此衍化发生的这个高度复杂的生活世界;“理还乱”则因为我们很难甚至就是无法以明晰的概念、规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三、真相并非至要

  

   在文怀沙事件中,争论围绕着李辉的三点质疑:文的年龄,因何入狱,以及是否章太炎的弟子或国学大师等。在其他许多隐私事件中,也常提到真相。但真相话语是错觉。真相只是某些利益关涉者的说辞,用来掩饰其真正关切——如媒体的商业利益;但这种说法更可能遮蔽公众的利益关切。这一节就以李辉的三点质疑来展示这一点。

   首先是文的真实年龄。不论文究竟出生于哪一年,其实不是大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很有社会意义的真问题。在文出生的时代,无论是文自称的1910年,还是李辉查证认定的(有文本人亲自填写的表格为证)20世纪20年代,中国都还没建立统一的出生登记制度,在长期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

   只是过去约半个世纪以来,首先更多在城市地区,年龄精确才逐渐变得重要了。年龄如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规则治理也即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至今还是不像城里人死抠年龄,说的还是“孩子大了”“该上学了”“该成家了”“上岁数了”等,透出了“前现代的”时间感。即便在城市,文这个年龄段的人,人们基本不在意退休者的精确年龄。文1981年退休(后转为离休),不涉及就业或晋升或婚姻;乍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具体利益相关。人们关心的其实并非文究竟出生在哪年,而是他是否改过年龄,重要的其实是为何改?

   入狱是由问题大一点,因为这有对文极不利的强烈道德意味。文及其辩护者都有意回避了李辉的具体质疑[16],还不时“顾左右而言他”。但即使李辉所言为真,单独看来,问题也没那么大。从法理上讲,一个人有罪过,入狱受惩罚后,已还了债,出狱后没理由要求他继续偿还了。如果是用普通人而不是圣人或大师的标准来看,“文过饰非”的人很多,把自己一生的平凡或不够辉煌归咎于社会或“文化大革命”很容易,也容易得到同情。因此,李辉的质疑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在我看来,并非文提供的自身信息是否真实,而是就因为这些信息的真假难辨,人们开始怀疑甚或认定文不只是选择性陈述了,避重就轻或夸大其词,更可能有意造假。这对于曾经相信文的言说的公众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关心文当年因何入狱,因何出狱等真相。

   至于文是不是“国学大师”则不可能有“真相”。这是语词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把我们认为“配不配”误解为或表述为“是不是”,把意见之争错当了事实之争。与出生日期和入狱是由不同(这有确定的参照和判断标准),“国学大师”没有可验证的统一标准,有的只是各人心中的标准,或模糊的社会想象。“国学大师”往往是,受社会影响,个人对某人的主观强加或认同,是前者对后者的看法或判断,由前者施加却也可撤销,更像是名誉或名声。当然这也要有些证据,但人们对证据的评判差别很大。在一些辩护者看来,文就是国学大师,依据是他提交的33字“真经”,主编的《四部文明》以及媒体列出来的他的著作。但在李辉那里,在我这里,文不是,证据却相同。但我没法说我的判断一定比文的支持者的更真。

   如果是他人对文怀沙的尊称,那么即使我认为文“不配”国学大师,那就不是文的过错。他应拒绝该称号,但为什么。如果不用大师特别是道德大师的标准要求他,只是视文为一个多少渴望点虚荣的普通人,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那么他的问题最多也只是在称号问题上采取了“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但社会上这种人其实不少。问题至少部分在于恭维他的那些个人或媒体。但在这个种种荣誉称号和头衔普遍贬值的时代,这也不算太大的问题。没太多理由追究文本人的责任。

   如果更深入一点反思,我们还会发现,问题甚至不是文说了假话,或没说真相。总说真话,有时很残忍。不仅人有时需要说假话来维持自己的尊严甚至活下去的勇气,而且想想能对病危者说“医生说你活不过这一周”吗?所有社会不同程度都许可甚至鼓励说些许假话,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制度:恭维女性,安慰病人(特别是病危者),鼓励怯懦者或不自信者。一个只有真话和真相的世界其实很糟,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承担。

   不是为文开脱。我只试图辨析指出,有关文怀沙重要的并非事实真相。人们谴责文不是因为假相。回想之前一些媒体曝光隐私的事件,2006年8月《东方早报》爆料王菲女儿“豁唇”[17],2003年10月我国台湾地区《东周刊》封面曝光香港某著名女影星被掳裸照[18],都不是假相,不少民众还曾以抢购表达了他们欢迎这些真实信息,却仍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抢购这些信息的人,对媒体曝光这些真相表示了反感。抽象看,追求真相是种美德;当涉及隐私时,人们并不真相至上。

  

   四、核心是信息对于他人的利害

  

   如果在意的不是真相,那么关注李辉质疑文怀沙时,社会公众在意的又是什么?在我看来,社会公众在意的是自己与文的各种可能的广义交易;在这些交易中,文操作利用了这些不实信息获利了,而社会公众,主要一些媒体的受众,受损了。

   这里交易的不是什么实在的产品,只是文通过媒体向公众透露(其实是推销和出售)有关自身诸多误导人甚至虚假的信息,构建了他“国学大师”的声誉和形象,获取了主要是一些非货币的收益,如社会的尊敬,在“国学”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质量相当的其他国学产品而言——这个“国学大师”品牌使他处于更强的竞争位置,在与国学不相关的社会交往中他也从公众那里获得了其他潜在好处。但不仅如此,文也有些货币收益。由于“国学大师”的品牌,至少有些人更愿意购买以文的声誉背书的广义“国学”产品,这包括他本人的字画以及他主编的《四部文明》等。[19]主要不是实物交易,却仍是交易,尤其在日益注重商标、品牌的所谓“知识经济”的当今。在这个时代,因种种因素,“消费者”日益从购买“检验品”(购买前可以检验确定货物品质)或“经验品”(用后才能确认其品质),转向购买“信用品”(产品品质很难检验,消费者通常更多或只能依赖卖家诚信)。[20]

   “国学”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信用品。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界定的领域,范围极广,可以说涉及一切非明显西学的仅与传统中国相关的思想、知识、制度(例如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甚至技能(如往往被列入文化范畴的金石、篆刻、书法、版本、文字学的知识等)。其涵盖范围如此广泛,但也由于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文化传统变迁,现代人对“国学”大多非常陌生。不仅普通民众,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毕业于受国学影响更大的文史哲学科的人,对国学知识也缺乏足够鉴赏和甄别能力。

   20多年前,在对本土文化缺乏信心、社会财富也比较匮乏的年代,国学知识的缺乏不是问题。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心态开始变化,对传统中国的各类文化知识和产品有了一种相对平和、宽容和中立的态度,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也多了一分基于信念——而非基于知识——的自信。社会中有部分人对“国学”感兴趣了,希望了解一点或了解多一点。但文化的断裂变成了理解、欣赏、评价和甄别“国学”及其品质的障碍了。当人们无法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来理解、评价“国学”,甚至无法直接以消费来验证其成效之际,“国学”就变成了一种彻底的信用品,它极端依赖国学的形象代言人。国学产品的选择、消费完全依赖于专家、学者的身份、知名度,形象和语言修辞,而不是这种知识的实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如今“国学”还有某种精神安慰或娱乐作用。

   因此,时下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尽管精通甚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明显减少,不仅没有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信守传统中国文化的学者,甚至连鲁迅、郭沫若这样熟悉传统但更多反传统的现代学者也很少了,但“国学大师”称号却多了起来。即便能解说下“论语”,甚至“三字经”,也都算对“国学”有研究了。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的信用一旦出问题,受众反应就会很强烈,因为受众对国学的信任,尽管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讲解“国学”的学者、专家和大师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好比,如果我自己懂如何炒股,参考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炒股赔了,我没法埋怨分析师;但如果我炒股全都依赖股票分析师的分析,赔了,我对分析师一定愤怒。

   文的言行甚或有意利用了受众的诸多社会想象。社会想象之一是,既然国学来自于中国传统,是一种属于历史属于过去时代的知识,那么,在受众心目中,有意无意地,作为国学之象征,代言人的年龄就有了特殊意义。似乎在时间上更接近那逝去之传统,就能保证一种更本真、更地道因此可能更优质的知识产品,就像空间的接近——典型说法是“零距离接触”——更能得到真传一般。这是人类基于生物本能难免发生的一种普遍错觉(因此,才会有“朝圣”,才会有为尼采批评的那种对起源的关注[21])。但这个错觉,使文的年龄,这个与学术本来毫无关系的私秘信息(公众并不关心文是否章太炎的学生,因为章其实是公众不熟悉也很难理解评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文化想象和错觉中,促成了文的“国学大师”形象塑造,起到了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文号称100岁或接近100岁,这些数字对那些有意无意迷信整数的人,对那些潜意识相信“国学”能让人延年益寿的受众也有影响,同样会强化受众对文的国学大师形象及其推销的文化产品的信任。这也才能解说,在当代中国人更多追求自己年轻之际,文会反其道而行之,在可以选择其他年龄之际,断然选择了一个更年长的年龄。

   在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国学”的另一特点是,不论其在历史上实际如何,也不论今天学界如何界定,至少在普通受众中,“国学”以儒家思想和教训为主,讲求“道德/文章”,讲求“仁义礼智信”。真正的“国学大师”,不但应“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且懂得并践行了“仁义礼智信”,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正是在这种社会期待中,文虚构的所谓“反江青、文革中坐牢、关在秦城监狱、1978年平反以及胡耀邦曾亲自过问”这些意象,在当代中国社会公众文化中就有了与公众理解的“国学”相兼容、又很容易调动想象和情感的道德意味。

   但不只是道德意味,还有政治社会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而是天津某个劳改农场;如果不是胡耀邦且亲自过问,而是其秘书甚或天津的某位领导,或只是依据政策“一风吹”,受众会什么感觉。文精心选用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名词都有远远超出专有名词之外的重要信息意味。它们不仅暗示和保证了文的道德地位,更暗示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具有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地位。一个品格高尚、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就这样塑造起来了。这成了受众筛选理解文的其他信息的基本框架。乃至面对电视观众,文说“我就喜欢18岁的姑娘”,也被受众自觉转换成“大师”的“率真”和“坦诚”甚至“童真”。

甚至他的长长的白胡子,甚或“文怀沙”这个名字——试想若是“王富贵”“苟栓柱”或是“牛跃进”——也都有助于其国学大师形象的社会塑造,令受众更买文的帐,认同他的形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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