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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 熊鹰:中国电影路在何方?

——基于中国电影现状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9-04-22 22:12:01
作者: 黄献文   熊鹰  
并迅速将它们抛向边缘,使其形不成一种道义和舆论的力量090年代那场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精英在面对当代中国整体性人文精神危机时的最后发声,但也很快淹没在时代的巨浪中,偃旗息鼓。紧接着,一切向钱看、消费至上、市场决定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成了中国电影(甚至是中国文艺)的指挥棒和风向标。电影评论人戴锦华对此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极其怪诞的时代,一边是巨大的社会共识——向钱看,一边是价值系统的极度混乱,不如说是极度真空……”[9]

   市场经济也带来中国电影制作体制的转型,此前国有制片业的权威性、唯一性被挑战。热钱的大量涌入,使得民营制片业逐渐成为最大占比的制作力量,尤其是互联网企业BAT(百度、阿里、腾讯)已携巨资进军电影业,以至于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未来电影公司都将为BAT打工”[10]。“电影产业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资本游戏”[5]。而合拍片、跨界新人写而优则导(如韩寒、郭敬明等)、演而优则导(如赵薇、徐峥等)也是一个新的现象,更不提方兴未艾的IP电影、众筹电影、网络电影、微电影。至于社会上还有多少游资在跃跃欲试、伺机捞金更数不胜数。所有这些对于打破国营电影垄断、激发市场活力自然功莫大焉。而且,随着电影的发展,制作体制只会越来越放开,不会重回老路。然而,投资渠道的多元和电影制作体制的放开也使得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谁有钱谁都可以进来分一杯羹,不管是否具有这样的艺术资质。而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投资是为了赚钱。即使编导有这样的艺术资质,但终究拗不过投资人的意志和市场法则。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重复,上世纪20年代,因为电影这个新型娱乐产业巨大的市场前景,神州大地也曾出现180多家电影公司,很多只是一片公司,或无片公司,一时鱼龙混杂,恶性竞争。后来经过激烈的市场淘汰才形成“明星”、“天一”、“大中华百合”、“长城”、“神州”几个较大的公司。然而,早期的中国电影虽然大部分为跨界商人所执掌,但从事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的仍是传统文人和艺术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使他们极其重视电影的社会效益,加上后来政府当局的及时纠偏和严格管控使得早期的中国电影虽然走了一小段弯路,但基本上没有偏离艺术的正途。如果说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左冲右突,螺旋式前进,但主要还是在教化和审美上打圈圈的话,那么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则直接变成了消费。

   在这“受众为王”的时代,一旦电影的商业属性合法化,为获取利润,电影从业者便不得不将受众需求纳入创作体系,结果就是受众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再是先有生产后有消费,而是先有消费再有生产。不少制片人在拍摄之前便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对受众类别、受众审美趣味进行定位,进而指导电影创作、发行、营销等各个环节,量身定制,投其所好。电影《小时代》就是大数据的产物。事前,制片方对小说《小时代》的点击量、点击用户身份进行调研,从而将受众群体定位在15岁至30岁的年轻人,并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确定影片内容,制定营销方案,果然一炮走红。而某种类型一旦走红,跟风者便如蝇逐肉,蜂拥而至。于是,上面说的“疯狂”热、“囧途”潮、“小时代”系列、抗日雷剧、旧片翻拍等大量繁殖,资本的逐利性显露无遗。一味的迎合,而不是引领,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欣赏趣味平庸甚至低俗的观众,这批观众反过来要求创作出更平庸低俗的电影,恶性循环,无休无止,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市场现状。

   那么,当下的电影受众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们不妨略加考察。中老年几乎退出了电影市场。知识阶层,学院精英,除了从事电影研究的,很少进电影院。曾经汹涌的“80后”已不再是主力,真正的电影大军是“90后”和“00后”。与他们上辈年轻时的80年代不同——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勃兴的时代,佳作迭出,每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都会在社会上掀起巨浪,而刚从“文革”禁锢的氛围中走出的年轻一代更是求知若渴,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90后”、“00后”则是一批被互联网和后现代碎片文化喂大的网生一族,不少人与这些名著几乎绝缘,人文基础薄弱,价值观尚未成形。粉丝心理、网络游戏、卡通动漫培养了他们的审美趣味:要好看,要动感刺激;要有偶像;观影是为娱乐、放松,叛逆的青春拒绝被教化,不能有太沉重的主题,太丰厚的人性深度[11]。这批本应被启蒙、被启智、被引领的一代,在票房决定一切的市场法则下,竟然成为了各路电影人争相迎合、讨好的“上帝”,使出浑身解数,以其好恶为好恶,以其口味之是瞻。在《一九四二》的颁奖典礼上,冯小刚曾不无感慨地说:“《一九四二》亏了很多钱,拍摄《私人订制》是为了还华谊兄弟人情,我随随便便拍一部电影就卖了4亿,我认认真真拍一部电影却不卖钱!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12]冯小刚的话反映出当今中国电影受众审美品位低下的事实。

   在这样的市场运作中,浅薄低俗甚至恶俗乱象泛滥成灾就不可避免。越是口碑差的影片票房往往奇高,并且形成“系列”一直拍下去。而艺术性强的影片门可罗雀,甚至出现制片人向院线下跪的奇闻②。很多电影人和影评人都以“茫然失措”来形容这个吊诡的时代和更吊诡的电影市场。“愈烂愈看愈看愈烂竟至成为这个行业与这个时代最为吊诡的文化景观”[5]。“艺术不再是陶冶灵魂、认知世界、阐释人生和表达理想的一种美学,而变成了一种精神快餐,它只需要提供一种‘吃’的快感,一种立即消失的热能,而不需要提供促使身体发育、健康、成长的维生素和蛋白质”[6]。以“囧途”系列为例,倘说公路片《人在囧途》表现中国式春运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港囧》、《泰囧》则完全是捧逗组合,插科打诨,外加异国风情和老板女秘的情感纠葛佐料,完全沦为为“屌丝”代言的低俗恶搞喜剧。《心花怒放》表现一个遭遇情感危机的男人与基友在去云南大理路上的一段疯狂搞笑的猎艳之旅。尽管票房达到六亿,尽管有人给予好评,但片中充斥着的色情桥段,一夜情、性交易、“车震”、“小三”等低俗情节,在迎合观众猎奇、窥隐心理的同时因过度娱乐化和浅层次的审丑品位,误导了观众的价值取向。更有青春+穿越,装弱智,拼恶搞,丑化教师,艳羡豪富,甚至让同班同学成为母亲的姘头和自己的后爸,无所不用其极,以期获得观众笑点。这种突破伦理、价值底线又没有真实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电影居然票房满满,让人惊谔,让人无言,让人愤怒!在“恶搞”风潮的推动下,一切神圣、崇高、严肃的东西被调侃、戏谑的方式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用大量拼贴、反讽堆积起来的低俗视觉展示。这类影片的低俗恶俗品位,价值取向的偏离,病态的狂欢恶搞,瓦解了人们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任其发展,最终会把艺术带入歧途。

   时代是一种伟大的力,它“束缚着你的情感,它驾御着你的思想,而且它甚至给你预备好你创作的外形”[13]94。在这“受众为王”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具有现实人文关怀、甘于寂寞的导演也不得不向观众和市场妥协。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后半部分描写澳大利亚的生活,破坏了影片的整体风格,破坏了影片“山河故人”的乡土性,避开了对当下中国各阶层迅速分化、固化现实富有力度的开掘,将当下中国波涛汹涌暗流涌动的社会矛盾用风光旖丽的异国风情掩盖了(实际上影片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多)。画蛇添足,强行粘贴,前后两张皮。至于张艾嘉与到乐的忘年床戏和在母语中长大的到乐到了澳大利亚完全不能讲汉语,与父亲对话必须借助他人翻译,更不敢相信竟出自贾樟柯之手!

   时间将淘尽一切的浮沤与泥沙,炙手可热的浮名、“万人空巷”的票房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未来的电影史甚至都不屑去记载和言说它们。当然,它们本来就不是冲着电影史而来。但它们对中国电影造成的破坏,对当下本来就极其脆弱紊乱的价值体系的冲击,对年轻一代心灵的负面塑造,将贻害深远。

   当下中国电影的低俗恶俗乱象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病入膏肓,的确到了非清理不可的地步。不用先进的文化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不通过文化让众生重返道德世界,我们创造的物质文明可能会毁于一旦。然而,这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层的强力倡导规范、有关部门的政策护航以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合力才能完成。

   历史上凡是负责任的政府和有远见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不会对那些价值严重偏离从而危及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创作逆流听之任之。上世纪40年代,在烽火连天的抗战间隙,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014年10月,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指出“文艺不能沾满铜臭气”、“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从而有力地扼制了当下文艺界“三俗”现象的流行。2016年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提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思想。所有这些向文艺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文艺必须回归到它的教育大众、匡正和引领社会风气的正确轨道上来。艺术史上任何一个思潮的产生往往是对上一个思潮的纠偏、颠覆和解构,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物欲狂欢与价值错位的低俗恶俗乱象也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我们相信,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艺术创作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原因是广大群众对当下文艺现状非常不满甚至深恶痛绝,要求清洁银幕荧屏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氛围正在形成,清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然而,仅有高层的倡导远远不够,国家还需从体制上规范电影市场,打破全盘商品化、娱乐化和唯市场决定论的创作怪圈,清理中国电影制作界的乱象,在制片、发行、放映三个阶段严格把关,让“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倡导得到体制和制度上的保证。

   当然,电影的振兴,最终要落实在电影人身上。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启蒙的先驱、文化的脊梁。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思想先行,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并由他们推波助澜,而后由政治家因势利导去完成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等莫不如此。在电影领域,上世纪40年代进步电影工作者拍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众心声的名片。80年代谢晋拍出了《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等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前途与兴亡衰败的影片,产生了振聋发聩的社会反响,至今还余音在耳,他们是电影人的旗帜和标杆。

   90年代以来,受到市场洪流的冲击,一部分电影人放低了艺术追求,混迹于追逐金钱的队伍中,沦为拜金主义者。当下影像媒介的低俗乱象主要与商业化的大环境有关,但也与电影人的个体素质和职业操守密不可分。话语微弱,担当缺失,欲拒还迎,甚至主动迎合是当下一部分电影人的精神群像。更年轻一代的导演们则走得更远,他们摒弃了上辈电影人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厚重的历史纵深感,甩掉价值的沉重负荷,轻装上阵,带领着一群盲目狂热的年轻粉丝在物质的海洋中纵欲狂欢,活得游刃有余。而那些多于过江之鲫、却缺乏起码艺术资质的四五流导演,他们的作品在省、地、市、县级的电影频道上播放,其作品的低劣粗俗在拉低观众的审美品位,在对人们的精神污染上不可小视。

但即便如此,一些有良知有担当、甘于寂寞的导演仍然像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一样,在后现代社会的废墟中挖掘人类固有的精神力量,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现代性废墟的拾荒者。聚焦当下,关注现实,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描写底层人边缘人的命运是第六代导演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质和可贵品质。贾樟柯的近作《天注定》讲述几个不同的底层人边缘人被逼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暗流涌动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各阶层的缩影,比《三峡好人》与时代和现实的距离更近,主题更尖锐。王竞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万箭穿心》、顾长卫关注边缘人的《最爱》、娄烨关注盲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推拿》等,都用“不撒谎的镜头”为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中的边缘人底层人“立此存照”,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忧虑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王小帅的《闯入者》将镜头伸向“文革”,重新去拷问扭曲年代里的扭曲灵魂。张扬的《冈仁波齐》用质朴而略显粗糙的镜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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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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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02):4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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