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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新:“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

更新时间:2019-04-22 22:04:07
作者: 李道新  
电影作为清华园里的“娱乐”项目,就是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正如闻一多所见,当时的清华学校恰如“只此一家”“中外驰名”的“清华旅馆”,跟洋楼、电灯、电话、胡琴、洋笛一样,自来水、体育馆、图书馆和电影等等也都令人“应接不暇”(14)。

   1918年4月,时任外交部参事秘书张煜全接替周诒春担任清华校长。张煜全在任期间,因极少与学生见面,引起学生强烈不满,还因在清华学生会成立大会上竟派校警出面横加干涉,结果被学生赶出清华。1920年8月,接替张煜全继任校长的金邦正,也因处罚清华高年级学生“同情罢考”事件,引起学生强烈反对,最终在清华学生会的压力下,被迫于1922年4月辞职。幸运的是,这两届校长主政下的清华,均由深受学生爱戴的庶务长唐孟伦负责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之外的重要事务。清华园这一时期的电影放映,就是由清华学生董大酉受庶务长唐孟伦委托“代理”的。

   按董大酉文章的说法,清华学生整个星期都埋头在书堆里,星期六理应娱乐休息。从前清华里有“音乐会”和“聚乐会”,但是近年来由于学校的种种事情的“退步”,这些东西一概被取消了。于是一到星期六,有看小说的,有打纸牌的,也有“偷跑”到城里去看梅兰芳的,无非都是干些“有损无益”的事。“鄙人”“欲救此弊”,才想到电影,因为此物不但可以“消遣”,还可以“增长见识”。不过学校中一向无人过问,也无专人管理。唐孟伦事务繁忙,无暇兼顾,所以托“鄙人”来“代理”此事。此事并非好差使,也只能得到既“赔钱”又“赔工夫”的酬报。在清华,选片也有诸多困难,因为美国片虽然不少,但并非可以随意挑选,租片只有“天津百代公司”和“北京平安电影”两个来源,本来范围已经很小,两处有时还因合同关系不能将影片转租。想要扩充租片范围,学校却限于“时期”及“金钱”而难以做到,所以,无论美国出品了何种好片,如果“百代”与“平安”没有代理权,清华也无法有。如果嫌片子不好,也就只有不看了(15)。

   另据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的著名导演孙瑜回忆,他当时投考清华学校高等科,已感到这个学校的一派“洋气”。在清华读书时,他便“迷”上了电影,还从美国函购了《电影编剧法》(Photoplay Writing)一书,课余时钻研学习。按照孙瑜的说法,他的同班好友、河南人孙福麟跟他一起,都感到电影是一个能深入人心、会在广大群众中起重要作用的艺术。孙福麟曾担任清华学校每星期六晚间从北京华北电影公司选租电影在大礼堂里放映的义务。他们俩“通力合作”,“精选”美国文艺性强的影片和部分国产影片在学校放映(16)。现在看来,有关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孙瑜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忆述,跟董大酉当年的说法存在重大的分歧,但结合《清华周刊》所载信息分析,应是孙瑜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查阅《清华周刊》,在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出现之前,有关电影的信息其实并不多见。不过,1918年第126期,登载了一则消息,即“现学期考试将届,所有每星期六之活动电影暂行停止”(17)。可见,除了考试和放假,当时清华已经形成每星期六放映电影的惯例。1919年第160期,登载消息说“本星期六晚,校中将演活动电影片,系耶稣事略云”(18)。可见清华园放映电影,对一些特殊题材也会特别重视并刊登广告。1919年第161期,登载消息说“本星期六晚将演实业活动影片,闻影片系由北京美使馆借来云”(19)。其实,除了董大酉所述从“百代”和“平安”租片,清华园电影确已在努力拓展租借范围。

   1920年11月《清华周刊》第198期发表了闻一多的《黄纸条告》和周先庚的《改良清华电影的发端》,他们提出电影“遗害”全校,建议“改良”清华电影。“清华电影”便在《清华周刊》上成为言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清华周刊》第200期发表了署名“果”的《电影话》和董大酉的《电影问题》两文,对闻一多、特别是周先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逐一解释清华电影的来龙去脉,希望得到批评者的同情和理解。随后,潘光旦在《清华周刊》(第202期)上发表《电影与道德》和《电影与视觉》两文,从伦理学和医学科学的角度,分析了电影“不道德”的根源和刺激“神经”的“大魔力”。之后,闻一多和潘光旦继续在《清华周刊》(第203期)上分别发表了《电影是不是艺术?》和《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进一步从“机械的基础”“营业的目的”和“非艺术的组织”三个方面,论证电影“决不是艺术”,并建议对电影的各个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一系列解决清华电影问题的方案(20)。1921年1月,《清华周刊》第208期除了发表《校长对于星期六演电影之意见》、对争论双方观点各有取舍之外,还集中发表了李迪俊的《电影与丄社》、涤镜的《电影存废问题》、丁济详的《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钱宗堡的《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等4篇相关文章,不仅直接指斥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成员在清华电影问题上“违法”和“缺乏智识”,而且论证了电影是“最好的娱乐品”,不应该“废除”,也没有“取消”的理由(21)。此后,由于争论产生的后果,清华的娱乐活动和电影放映在格局上发生了改变,也表明“丄社”成员的观点占据上风。之后,有关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清华周刊》仍不定期地发表过梅贻宝的《电影与罪恶》(增刊第7期,1921年)、闻一多的《景超<出俱乐会场的悲哀>附识》(第222期,1921年6月)、盛斯民的《电影问题》(第249期,1922年5月)、肩吾的《谈电影》(第322期,1924年10月)等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历数电影的“害处”与“罪状”,而为清华电影和电影本身辩护的文章,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清华学校的有关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电影问题”之争,应该是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在中国报刊上最早就电影展开集中讨论的历史事件。热点所及和焦点所聚,也远远超出清华电影和电影本身,需要在媒介、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定位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由闻一多主持的《清华周刊》,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呈现其思想轨迹、文化心态与美育观念、艺术批评的言论,而且以其发起的有关清华学校“电影问题”的争论,表达了其对清华教育“美国化”倾向的抨击、对“以美育改造社会”的期许以及对“文化的国家主义”的坚持。

   事实上,在对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争论中,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虽然主要针对欧美舶来的《血手印》《黑衣盗》《宝莲女士》等侦探长片,但其核心指向却是在电影功能与目的之辩中彰显中西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为清华学校“电影问题”辩护的李迪俊、丁济详、钱宗堡等人,虽然并非无理无据,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接近清华学校的实际与电影自身的逻辑,但在中西文化冲突加剧、民族国家意识渐长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闻一多、潘光旦及其“丄社”成员,已经在处理“电影问题”上拥有了独特的优越感与自认的合法性。其实,电影的题材、片种和类型是多样的,其功能、目的和影响也非单一可言,但闻一多、潘光旦等坚称电影“有害”甚或“有罪”,这无疑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偏激之辞。此后,清华学校针对电影的审慎态度反映出电影“有害”论甚或“有罪”论的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闻一多心目中,只有当“电影”和“漫画”“朗诵诗”“歌剧”等艺术部门密切配合,回到“群众”之中、为他们“服务”时,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22),电影也才会从“有害”论甚或“有罪”论的宿命中解救出来。

   闻一多对清华教育“美国化”倾向的抨击,集中体现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直指清华“太美国化了”,并明确表示“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闻一多还历数清华学生的“罪状”:“谁说清华学生不浪费?厨房、售品所不用讲,每星期还非看电影不可。贵胄公子,这一点安逸不能不讲。清华底生活看着寻常,其实比一般中等社会人都高。”(23)把清华学生“每星期还非看电影不可”的所作所为,跟“浪费”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并与“厨房”和“售品所”一起归结为一种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的“美国化”文化,这也可以看成是20年代初期闻一多及其《清华周刊》、“上社”成员对待电影的基本态度。

   因此,在《黄纸条告》一文中,闻一多以一种不屑、调侃的口吻和不无夸饰的语气,描述了清华学生星期六在清华礼堂观看《黑衣盗》《毒手盗》等“好片子”时“万头攒动”“接踵摩肩”“馨香顶祝”“人涛泛滥”“断绝交通”的“盛况”。在闻一多看来,美国侦探长片如此“神通广大的魔力”,其实如同一把“杀人的斧子”,凭借其“飞弹走肉”,“杀人如同打鸟”的“可敬可爱的盗”,给整个星期“囚”在水木清华的学子们饷以“五花十色”“光怪陆离”的“地狱风光”,也真是清华学子不小的“眼福”(24)。正因此故,周先庚发出“改良清华电影”的先声。只是相较闻一多而言,其《改良清华电影的发端》一文,没有把清华电影“无益于我们学生,并且遗害全校”的原因,怪罪于“不良”的侦探长片,而是主要归结为“不良”的选片机制(25)。按照周先庚的观点,要谋清华电影的改良,必先改良影片,而要谋影片的改良,必先组织“择片委员会”或“同等的组织”,并且增加选择影片的人,以及确定如何选片的“标准”。

   作为对问题的直接回应,也为了消除其中的“误会”,为清华电影辩护,清华选片人董大酉发表文章,试图从“鄙人担任择片之由来”与“择片之困难情形”等方面进行解释,并明确提出电影批评的素养和标准等问题。在他看来,影片之好坏,“不能以个人之意思为标准”。有人喜欢看“感情”的影片,有人喜欢看“冒险”的影片;至于“强盗”影片,有人以为可以“增长智识”,养成“冒险精神”,而“老学究们”便以为“淫暴”“地狱”,看的人个个都会变成强盗。如果要想批评电影,也应该先“多看几卷电影,多读几本书”,不要“坐井观天”,“教人家笑话”。文章之末,董大酉还“特此声明”:“自本星期起,即与清华电影脱离关系,至于电影的存在与取消,乃学校办事人之事,不与鄙人相干。”(26)可见,董大酉既质疑了闻一多、周先庚等“老学究们”批评电影的资格,又将清华“电影问题”的实质归为“学校办事人”。而“果”所发表的文章则基本赞同闻一多的观点,认为“盗贼长片”确实“无味”,希望同学们能“提高看电影的眼光”,使这种“遗害”社会的“好片子”在清华“绝迹”。但是,他却也认为周先庚的观点“太欠审慎”。在他看来,“无论看何种电影,多少皆可增进常识”,即便《毒手盗》里面的液体空气,也可增长人们的“科学的智识”,而不是只有“百代新闻”一种。电影事业“何等伟大”,决不是“一知半解”“不明真象”的人所能“信口雌黄”的。文章之末,“果”同样“忠告”评论电影者:“最好多看几个片子,多参考几本书,否则徒贴人话柄,实在不值得。”(27)

   现在看来,董大酉和“果”对清华电影的状况和电影本身的认知,确实比闻一多和周先庚更丰富、具体而又真切,他们提出的电影批评素养和标准问题,也确实是理解清华电影的关键,但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成员,从一开始就以“改良清华电影”为由,试图就电影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娱乐、教育等属性和道德、审查、存废等问题展开辨析,至于清华电影的运作方式以及电影批评的素养和标准,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因此,接下来闻一多发表的《电影是不是艺术?》和潘光旦连续发表的《电影与道德》《电影与视觉》与《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等文章,其实并没有进一步回应董大酉和“果”的观点,而是倾向于论证电影的娱乐性和道德功能,并从根本上否定电影作为“艺术”及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价值和意义。

闻一多首先发出“电影是不是艺术”的疑问,因为在他看来,电影已是“最通行、最有势力的娱乐品”,但是“正当的、适合的娱乐品必出于艺术”,“电影若是艺术,便没有问题,若不是,老实讲,便当请他让贤引退,将娱乐底职权交给艺术执行”。基于这一推论,闻一多从“机械的基础”“营业的目的”和“非艺术的组织”三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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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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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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