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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中共中央撤离延安问题再研究

更新时间:2019-04-22 08:58:54
作者: 徐建国  


   随着敌人的加紧进攻, “3月18日, 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48, 下午, 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开会, 讨论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 毛泽东、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的形势, 分析了边区目前的情况, 并要求对撤出延安要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49。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开会讨论撤离延安问题, 是在党政机关和民众已经开始撤离的情况下。而在有些回忆录和文章中, 则把作出撤离延安决定的时间提前了, 容易使人产生敌人一进攻, 中共中央就主动撤离的认识。在当天撤离之前, 毛泽东在接见部分参加保卫延安部队的领导干部时说:“我军打仗, 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 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 他到了延安, 就要把他的指头伸开, 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 我们就要回来, 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第二天,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出延安解释工作的指示, 指出:“蒋胡以六个师十三个旅共约八万人于三月十四日开始向延安进攻, 经六日战斗, 现敌军已占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之线, 迫近延安城, 延安有于最近失守之可能。在这六天战斗中, 我军节节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 并已掩护在延中央及边区机关与物资安全全部撤退。我军在抗击中伤亡不大, 而敌已甚感疲劳。万一延安不守, 我军行动将更自由, 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 “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 但中外人士和民主人士, 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 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 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 恢复失地。”这份电报是针对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的, 特别强调要“望将此意对各地重要干部加以解释”51。直到这时指示还说“延安有于最近失守之可能”、“万一延安不守”, 这说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有了放弃延安的想法, 但真正放弃的确是艰难的抉择;指示也强调了放弃延安的重要意义, 可以吸引敌人并更有利于歼灭敌人;还有,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撤出延安给广大军民所带来的思想认识上难以接受的问题, 要求加以解释。

  

   撤离延安人员包括两部分:一是各机关人员, 二是普通民众。2月28日, 中共中央得到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部署进攻延安事宜的情报后, “决定延安紧急疏散”。作出决定是一回事, 真正开始实施则是另一回事。由于当时还没有下定撤离延安的决心, 撤离工作没有得以及时地实施, 准确地讲, 撤离工作是在敌机轰炸延安后才开始, “3月11日, 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 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 “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 各机关纷纷撤离”。12日晚,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转移到子长县的王家坪  。即使是机关人员撤离也不是非常地井然有序, 据杨尚昆回忆: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 一路上人畜拥挤, 前面没有人指挥, 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 转移的队伍就乱了。民众撤离就更没有那么简单, 这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所能奏效的。民众撤离是在13日敌地面进攻已经开始的情况下, 到18日基本撤离完毕。能够安全有序地组织民众撤离, 这说明动员工作的高效和广大民众的自觉配合, 体现的是中共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不可否认, 在短短6天时间里, 无论是机关还是民众撤离都有点仓促。《任弼时传》中就说:“十年来, 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状态, 这次战火逼近, 延安的干部群众迅速转移, 埋藏物资, 抢运档案, 安排老幼妇孺, 编组行军队伍……工作不免有些混乱。”

  

   同时, 正如中共中央所预料到的, 对中央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 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不少干部战士也想不通, 尤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对普通民众来说, 粮食和物资的掩藏和转移也是很大的问题。仅就1946年的转移疏散来说, 据当时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张汉武回忆:“第一批先把学校、妇女机关向河东疏散, 到冬季基本上搞了一个段落。疏散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粮食不好办。当时农村已经普遍达到‘耕二余一’, 每户人家存几千斤, 有的存上万斤粮食。大囤粮食收进时一两天就可以装满, 可现在要一口袋一口袋的向山上运, 朝沟里藏, 真难人呀!运粮的小伙子累的汗流浃背, 一架囤粮食一整天也不过挖个小坑。后来实在搬不动, 大家又想办法, 就地挖窖。窖挖好后, 在里面放上一层谷杆, 再封起来伪装好。埋藏好一窖粮食, 也得费好多劳动。”56虽然最终国民党的突袭计划被打破, 但这必然会对后来的转移疏散造成一定影响。这次中共在敌人开始进攻的情况下才组织机关和民众撤离, 不仅与原来的转移疏散有密切关系, 而且面临的难度更大, 需要做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实事求是地讲, 由于人员转移和坚壁清野工作难度大, 致使人员和财产都遭受了损失。如劳动英雄申长林的家被洗劫一空, 一匹马、两头驴、所有的羊都被抢走, 猪、鸡等被杀光, 粮食除埋藏的一部分外, 也都被抢走。劳动英雄吴满有所在的吴家枣园也是如此,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洗劫一空。

  

   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来说, 也是如此。如师哲在回忆录中说:“延安是世界有名的红色中国首都, 被敌人占领了影响不好, 应当固守;……由于理解不到位, 也就做不到位。”另据担任指挥保卫延安任务的罗元发回忆:“延安, 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从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到达陕北开始, 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 成立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总司令部。全国各地不少的知识青年和干部, 纷纷来到了延安, 特别是负责干部, 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 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因此, 在我们的心目中, 她是丝毫不容侵犯的圣地。”“有的战士说, 党和人民把保卫延安的任务交给我们, 如果让敌人占去了, 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为此, 中央要求做好思想工作。罗元发回忆:“我们分别把干部、党团员工作做好, 再通过各级指挥员及个别谈话, 解释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我军撤出延安, 就可以诱敌深入, 纵其骄傲, 这样, 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 并在西北战场上拖住敌人的几十万兵力, 来配合全国解放区战场的斗争, 我们要以全局战略思想来看这个问题。”60而且, 高级干部亲自作解释工作。周恩来在警卫战士动员会上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 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 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 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 这次撤离延安, 少则三个月, 多则一年, 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毛泽东则用通俗易懂的道理作出解释:“譬如有一个人, 背个很重的包袱, 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 碰见了个拦路抢劫的强盗, 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 他的手脚很不灵便, 跟强盗对打起来, 就会打不赢, 要是被强盗打死, 金银财宝也就丢了。……我们暂时放弃延安, 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 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 更灵活, 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到了一定时机, 再举行反攻, 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在转战陕北初期, 任弼时专门向中央纵队指战员们解释:“我们主动放弃延安, 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得通, 但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战略决策, 今天放弃延安, 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 解放上海, 解放全中国。你们一定要懂得离延安有延安, 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

  

四、转战陕北还是东渡黄河


   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撤离延安是一个艰难决策, 撤出延安后面临的则是东渡黄河还是留在陕北的问题。对陕北战场在牵制胡宗南部以及在整个战局中的作用, 中央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3月18日, 中央致电各地领导人指出:“以边区地域之广, 地形之险, 人民之好, 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 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 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但在关心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安全上, 绝大多数领导人又认为应该东渡黄河, 并且在撤离延安后即开始渡河的准备工作。3月20日, 先期到达子长县王家坪的任弼时、刘少奇、朱德致电贺龙、李井泉:“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 “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 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这说明那种认为在撤出延安后甚至未撤离前, 中共中央就作出转战陕北决定的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敌人占领延安后战事的发展趋势,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致认为“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 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为此, 3月25日, 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军区负责人电:胡宗南部24日占领安塞城, 主力集结延安准备向东向北行动;马鸿逵部向三边进攻;傅作义部拟由大同向晋西北开进。敌企图在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因晋西北的张宗逊、王震两纵队调入陕甘宁, 中共在该地区“兵力则甚薄弱”, 如傅作义部再向晋西北进攻, 根据地将受重大威胁64。从当时的形势看, 如果敌人的包围圈形成并逐渐推进压缩, 中共中央在陕北将面临很大危险, 东渡黄河确实是最佳选择。

  

   中共西北野战军在密切注意敌人动向, 寻找歼敌时机。3月25日上午, 青化砭一战西北野战军仅用一个多小时即歼灭敌第31旅2900余人, 取得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彭德怀向中央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与九十二团全部, 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 子弹消耗少, 缴获多。”青化砭歼灭战不仅鼓舞了士气民心, 也印证了毛泽东“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 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性, 为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从战略战术上提供了保障。当天晚上, 毛泽东、周恩来到子长县王家坪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 初步决定:“中央和军委除留极少数人员 (二三百人) 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 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 毛泽东对青化砭歼灭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26日, 他致电彭德怀等人:“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 此战意义甚大, 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可以说, 青化砭歼灭战奠定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战术基础, 使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陕北而不过黄河。

  

中共中央也在密切关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动向, 寻找调动和歼灭胡宗南部的战机, 这时的敌我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3月27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现在不怕胡军北进, 只怕他不北进, 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0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 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 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 (龙) 、李 (井泉) 处局面将较紧。”当时傅作义部进攻晋西北, 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南, 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进入晋绥不仅不是安全之地, 还可能造成胡宗南部尾随进入晋西北, 将使该地区作战面临更大困难, 所以毛泽东指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 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以牵制胡宗南部成为晋绥战场及陈谢兵团进攻豫西战略展开的关键, 能够起到拖住胡宗南部这个蒋介石的总预备队的重要作用, 因此“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日, 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彭德怀等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 这里人民、地势均好, 甚为安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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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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