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富强:宪法政治体系的二维特性:良善社会的制度构设

更新时间:2019-04-22 08:34:1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中剖析了金钱权力对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权力的影响,从而致力于消除产生经济阶级的私有财产关系。(2)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将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归咎于特定的身份制度和政治制度,认为一切专制都是以超经济的手段进行统治和分配财富。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对物质权力和物质剥削的控制仍是核心的政治问题,从而需要建立“纯粹形式的自由”以控制政治权力。为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致力于宣扬政治集权的弊病,推崇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反对任何超经济手段产生的专制,乃至对任何政府干预都持提防和反对的态度。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它们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乃至所构设的社会制度和宪法政治体系都存在明显的失衡。

  

   一方面,就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它发现了经济领域的私权力集中,但也夸大了它的地位,进而忽视了公权力集中潜在的问题。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就表明,经济权力主要依赖于政治和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至少和经济权力一样构成了对自由的危害。究其原因,坏人也可能上台并努力扩大其权力,因而就必须将政治制度化而避免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针对马克思基于政治无能理论而忽视国家权力增强所固有的危险,波普尔就指出,“认为经济权力是万恶之源这一教义必须被抛弃。应该代之以对一切形式的不受控制的权力所构成危险的理解。钱之类的东西并不特别危险。只有当它能够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奴役那些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身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收买权力时,金钱才变得危险。”[7]

  

   另一方面,就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它集中关注社会政治领域的公权力集中,而忽视考虑社会经济领域的私权力集中,乃至无视私权力不平等的事实存在。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考虑金钱权力潜含的危害,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形成对市场的无限推崇,造成了现代民主的扭曲。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就写道:“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自由在每一个正常层面的定义,如言论、结社、信仰、集会和出版自由,竟然被保守派的‘市场自由’所取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也被市场自由所取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艺术、文化和科学的公共职能居然要臣服于市场自由,受它压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市场与自由的结合会在如此多人的头脑中扎根。”[8]很大程度上,这种认知正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根源。针对金钱权力的潜在危险,波普尔主张,“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对经济权力进行民主控制,并保护我们不受经济剥削。”[9]

  

三、两类权力所对应的权利及其特征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政治领域中的公权力还是经济领域中的私权力都呈现出集中的趋势:在政治主导的社会机制下,社会公权力不断自我强化;在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下,金钱权力不断自我强化。但是,两类权力集中的形成原因以及所呈现的特征是不同的:公权力的集中主要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提防公权力的集中则要求社会组织的分立和多元,甚至要求将绝大多数公权力界定到个体;相反,私权力的集中主要依赖交换机制的作用,提防私权力的集中则要求交换机制的公正和合理,甚至要求对交换引发的集中效应进行制度抑制。那么,为何对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分配和发展有不同的要求呢?这就跟与之相对应的两类基本权利有关:公权力对应于个人权利,而私权力对应于财产权利。事实上,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基本特性是不同的,这导致了两类权力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并蕴含了不同的政策要求。

  

   一般地,个人权利是指符合某种资格并归个人所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对话权、生活权以及其他基本功权,这主要体现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权利等。财产权利则是指并不需要符合特殊功能性角色的权利,它可以作为初始权占有,也可以从以前所有者那里获得,这主要体现为私人领域中的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等经济权利等。显然,这两类权利存在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可继承性:个人因承担某种角色而获得的个人权利,一旦丧失了这个角色后即告失效,如合作组织中的成员选举权;财产权利却可以转换为遗产而留给继承人,如公司组织中的股东选举权。显然,正是由于两类权利与个体身份的关系不同,因而它们的发展趋势以及相应的集中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当直接控制权附属于特定功能角色时,控制权不会因累积效应而膨胀,这种控制权就会受到“约束”;相反,当最高控制权附属于可转让媒介时,控制权就会发生积聚或集中,这种控制权就会出现失衡。[10]

  

   两类权利的特性差异也意味着,由个人权利衍生的公权力一般不会因所有权集中而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由财产权利衍生出的私权力则往往会因所有权集中而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这样,特性差异的两类权利就会导致两类权力的不同分布,从而对自由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自由的保障,一个良善社会的制度或宪法政治设计在两类权利的界定上也应存在不同原则:个人权利缺乏积累性和集聚性,个体的初始地位相对平等,因而应确保机会平等,实行基于初始分配的获得正义原则;财产权利具有积累性和集聚性,个体的初始地位很不平等,因而应关注能力平等和资源平等,实行补偿正义和纠正正义原则。也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凡是不能积聚和转让的权利应该充分保障其自由使用,而易于积聚和转让的权利则应该限制其使用的“度”,这样才可以塑造真正的人本社会。

  

   推而广之,凡是与个体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属性(如权力、禀赋、知识)等都难以高度集中,因而个体可以且应该拥有充分的使用权或所有权;相反,与可转让媒介联系在一起的属性(如权力、禀赋、知识)则往往会不断积聚和集中,从而应该实行某种限制。否则,如果对与可转让媒介相联系的财产权利不加以限制,这不仅会造成财产权利的集中以及金钱权力的膨胀,而且还会侵蚀个人权利,造成政治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均。一般地,对与可转让媒介相联系的财产权利和与身份资格相联系的个体权利处置不当的方式有三类,从而也就会造成三类不良情形:(1)如果两者都限制,那么就会造成权出一孔,产生专制等级社会,封建社会就是如此;(2)如果两者都不限制,则造成了金钱权力对基本个体权利的左右和挤压,产生资本统治社会,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如此;(3)如果限制前者而放任后者,则产生专制与资本相结合的资本寡头社会,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人类社会历史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经验事实:在早期社会,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都受到限制,因而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斗争就具有一致性,它们共同掀起了启蒙运动并导致了传统等级制和集权制的解体;随着封建专制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不断集中的财产权利逐渐侵蚀个人权利,从而产生了资本统治社会;进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财产权利往往不受约束,而个人权利则得不到保障和拓展,从而就转化为资本寡头社会。事实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巨额财富和社会权力就几乎是同义词,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家族、摩根家族以及惠特尼家族就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银行、铁路、公用事业以及其他基础制造业,并在政府机构中安插了大批代理人。所以,海尔布隆纳和米尔博格总结说:在前市场社会,财富倾向于跟着权力走;到了市场社会出现之后,权力则倾向于跟着财富走。[11]显然,无论哪种情形,都会出现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社会的等级化。因此,一个组织良善的社会就需要打破财富与权力的这种结合,从而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和自由,尤其是关注弱势者的诉求。

  

四、良善社会中宪法政治的两大诉求


   上面的分析表明,不受干预的经济自由必然会导致财产权利的集中,这也是自坎铁隆、马克思以来诸多学者早已发现的普遍性规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中国社会中的财产权利发展状况。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财产权利的传统束缚得以解除,这就激发出了人们的经济动力和创造能力,进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财富的增长,这可以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明显的反映。但与此同时,由于在财产权利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缺乏适当的规范、制约和干预,这使得经济财富和财产权利迅速积累和集中,从而不仅导致了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而且还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最终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期状况中得到鲜明的体认。同样,在西方社会,随着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勃兴和偏盛,财产权利不断膨胀和集中。例如,1970年,美国前100名高层管理者的收入所得是全职工人平均收入的38倍,2000年该比率则大于1000﹕1。[12]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美国已经走上了一个通向公司国家之路,经济权力被集中到较少数超级公司手中,甚至逐渐取得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13]

  

   同时,随着财产权利的不断集中,不受干预的财产权利与个人权利的拓展之间会产生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财产权利不受限制,必然就会制约个人权利的发展;而个人权利的不断拓展,也必然会限制财产权利的使用。从人类发展史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的发展。(1)在19世纪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个人基本权利就获得了较大的重视和扩展,它产生了对“居有自由境域之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威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鲍尔斯和金蒂斯说:“受到各种权利之间对抗侵蚀的运动力不能够简化为经济问题或阶级冲突。自由资本主义之中的社会变迁最好理解为个人权利和财产权这两种以体系的规模扩展的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理解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内在收缩的结果。”[14](2)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财产权利的不断集中和扩张,个人权利转而受到不断的挤压和萎缩;相应地,社会矛盾也就日益尖锐化,从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又重新滋生了个体权利与财产权优先性间的对抗关系。[15]

  

   因此,为了促进个人基本权利的不断拓展,为了保障公民基本自由的享有和提高,就应该对财产权利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中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任凭其自由发展,那么,一切经济权力,恐怕只会有利于那些特权阶层,普通大众将很难从中获得更大的益处。”[16]为此,加尔布雷思一直强调对抗力量之间的制衡,主张通过政府培育和引入抗衡力量来帮助弱势者对抗强势者,这就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限制财产权利的任意使用。并且,加尔布雷思还从社会收入、权力分配、教育、环境、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来阐述了一个美好社会的轮廓:人人有工作并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有可靠的经济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青年人在走向社会之前能够享受教育和得到家庭的温暖,为弱者建立一个安全网,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取得成功的机会,损人利己的致富手段受到禁止,消除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威胁,在外交上体现合作和同情的精神。

  

与财产权利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利是不能转让和遗传的,从而也不能长期为个人或家族所把持。所以,斯宾塞很早就指出,政治权利就如镜花水月般是虚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99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