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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更新时间:2019-04-22 08:18:21
作者: 黄道炫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261页。

  

   上表显示,出身于旧政权、旧军队及小商人者达28人,几乎占到一半。余下的31人中,包括11名苦工,他们虽然生活穷苦,却流动于各村间,常常也会被村民视为见过世面者。真正在家务农的只有18人,占30.5%。这份材料比较清晰地显示出乡村社会领袖对应于乡村各业的社会身份。

  

   观城一区的数据可以得到更大范围材料的印证。1944年山东根据地对全省分区助理员以上干部社会出身做的统计显示:工人占3.27%;农民占33.06%;商人占14.26%;学生占38.69%;自由职业者占6.44%;其他占4.28%。滨海区全区区长副区长的统计:工农占25.89%;学生教员占58.04%;商人占11.61%;其他占4.46%。这两个数据中都可以看到,具有社会经验和知识文化的乡村能人在政权中居于优势地位,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比重。鲁西1941年的统计,区级干部312人,社会成分分别为:工6%,农43.9%,学47.1%,商3.5%,其他4.8%。16学、商的比重也超过50%。

  

   民国年间,由于对乡村资源的攫取不断加重,负责资源输送的村长之类政权代理人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很多人不再愿意出头充当乡村领袖,乡村领袖的产生的确有了更大难度。不少材料都提到:“由于村长、村副是最苦的差事,‘贴钱费力不讨好’,有时候还得挨打,穷人干不了,只好自愿地让给富人或流氓来干。……在冀西,为了平均挨打起见,有些地方村长是轮流担任的。”村长轮流担任在很多地区已成惯例,中共在观城一区的调查显示,一半的村长任期不足半年,有三个村子甚至每天轮换村长。所以,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压力的加大导致基层自治领袖的出走,而不是科举废除变换了乡绅的地位。恶币淘汰良币的结果,便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恶化趋势:“二十四年冬,河南各行政区各有乡村师资训练所之设立。其目的在实行保教合一。招收青年施以六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毕业后委充儿[几]联保主任兼小学校长。其用意不为不善,但结果完全不然,因待遇太薄(薪金二十元,公费三元),而主持非人。故一般优秀青年与爱国之士均不愿作此无聊事情,投考者多为豪绅子弟或地痞流氓,此等无聊之辈一旦当权,则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了。”这样的材料在民国乡村的描述中常常可以见到,虽然这种恶化的势头或许也被过于夸大了。更大的可能是,民国年间,乡村领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社会在乡村领袖上投注了更多的目光,乡村领袖本身问题愈益严重,这些被共同放大于社会和政治舆论场中,造就了乡村领袖恶质化的印象。

  

   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在加强地方控制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理念亦可视为当时世界性权力分享趋势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控制还是分享方面,国民政府的权力下探都没有获得良好的成果。地方自治缺乏有效、公平的民众表达渠道,民权无法得到伸展,村庄组织结构松散,控制系统多系自发,造成诸多困境:“士绅都勾通土匪,因之县府职权无法行使,有名无实。县里不敢下乡,老百姓不缴粮的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缴),绅士更不缴(有十几年不缴的)。”

  

   随着保甲制等乡村控制体制的推行,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的确有所强化,但地方控制的目标在于提供资源输送的管道,民众在这种管制中不但无法得到公平,乡村的实际控制者还以此为招牌扩大权力,攫取资源、中饱私囊。当时资料写道:“联保主任都是师资训练所毕业,其同学会则附设于中央军校通讯处内,故彼等曾以委员长的学生自居,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乡民无知信以为真。……保甲制度把老绅士淘汰了而代之以新绅士。此辈新绅士的作恶方法与程度较老绅士大有进步。”权力的下探扩大了地方行政的权威,却没有改变既有的运作方式,提供普通民众分享权力的机会,如时人所说的:“区长们并不在那里办自治,主要的职务是派款,村长亦然。”毛泽东后来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

  

   抗战初期,中共进入乡村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乡村重建已成共识却重建无门的局面。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需索,又不断加剧着乡村的困难,河南报告:“由于今年严重的灾荒,三分之二以上的灾区民众,大多数都没有饭吃。单就我们所知道的汜县与西华二地,民众百分之九十就没有饭吃。但是国民党非但没有救济,而且田赋捐税还是照常的派,并且因为抗战的关系,国民党需索的自然要多,而豪绅地主又要从中克扣中饱。因而民众的负担自然是更重。”抗战末期中共的报告写道:“今天开展和抗战开始时不同。那时地方富足,未经战争消耗,群众情绪高涨,干部也多。现在人民穷困,在抗战相持阶段末期,群众复杂,(汗[汉]奸、特务、流氓,抗日阵线模糊,敌伪不分),扩兵也不容易,有很多是杂牌与兵痞。”由此约略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呈现的乡村危机,由于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及地方社会的进一步失序,可谓走到了顶点。吊诡的是,这是一个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呈现的危机。

  

二、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权力下探:军队、党、政权


   代表着中共权力分享的理念,苏维埃时期,中共即开始构建权力下探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战争环境以及苏维埃模式面对乡村落后环境的局限,使得苏维埃时期农村革命的权力下探路径更多依赖控制,即通过土地革命,在乡村社会展开大规模阶级斗争,采取武装进入—建立政权—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模式。这一革命路径依靠武力震慑和政治清洗迅速控制乡村社会,虽然简易直接,却也有忽视乡村社会复杂的实际状况,过多制造敌人、流失政治资源之嫌。苏维埃革命遇挫,原因很多,政治上没有获得持久的实际助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开始后,中共进入地方之初,武装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彭德怀说:“中国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军队常是决定政治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为的论。毛泽东说得更直接:“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正因此,八路军甫一出动,总政治部即下发《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地方动员工作中,应“协助地方党部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和领导,无党的地方部队应负起建立的责任”。毛泽东则具体布置道:“林贺两师原来划定之地区,均应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于一定地区完成一定任务。”据此,已出动到前方的各个部队,“各团每营抽出一个连,到指定地区,同地方党组织游击队一起活动”。军队进入地方后的发展,可从八路军干部日记中窥见一二,王紫峰记载:“十月二十三日,带连、排干部二十一名从阜平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完县寨子村。经过一段工作,建立了完、满、唐、易抗日政权,镇压了汉奸活动,消灭了土匪武装,组织了抗日武装第十团,人数二千余名,外编一个营给了十二团,打了几个不大的仗。”2821个干部,带来的即为几千人的发展。

  

   军队的介入,保证了党和政权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所谓“把架子尽量的支开”,“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这是讲求效率的中共充分发挥军政工作优势的关键一着。一二○师“到晋西北后,在部队中,抽出中下级干部约三百人组织十三个工作团分发晋西北各县工作,协助地方党进行政权改造、组织地方武装扩兵等工作。……从行署专员、县长、区长,最大多数是党员,中心区村长亦多系党员”。1938年,王恩茂率部到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任务中有一条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群众团体(牺盟、农会),恢复政权,成立区公所”。到达后布置的具体任务包括半个月内“每个主村建立一个支部”。可以说,抗战初期,军队在中共发展中起着绝对的核心作用,“以部队为主配合以少数政权工作人员,对外以政权名义出现,对内以工作组方式统一组织所有力量,部队同志负责军事布置,政权同志负责工作布置,但这里一般情况军事布置服从于工作需要,情况稍有变化,即工作布置服从于军事的需要”。

  

   军队建党、建政声势浩大,许多地区呼啦啦就成立了一大片地方组织:“由地方党或部队的民运工作同志公开的在各乡村召集群众大会,号召参加。……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二百村的组织,还未建立区的领导机关,致使各村群众组织各自为政(如清丰中心区),这当然是一个偏向,不过真的是把一个村一个村组织起来了。”形势的迅猛发展,造成干部的巨大需求,大有让军队党不堪负荷之势:“地方工作要军队派干部,政权工作也要军队派干部,开展敌占区工作要军队派干部,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也要军队派干部,做生产工作,做生意,也有军队派干部。尤其是须要的是连排干部,这些干部派出去的最多,也消耗的最大。”

  

   武装带动的发展出现特殊的局面——干部培养跟不上地盘发展,以此,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成为急需。邢台县的报告讲到培养干部的各种办法:“路罗区多从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确定和考查对象,或分配以任务,最后由熟关系谈话发展之。宋庄区亦采取在改善贫农生活中,成立雇工小组中,选择对象,进行谈话,启发其阶级意识……浆水区曾让中心支部同志帮助动员他村斗争时,利用自己社会关系进行发展。还有一种比较‘机械化’的方法,是召开农会积极分子训练班,由农会在各村挑选好的成分积极分子受训。”为满足干部需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除了武装支持下的进入外,抗战时期,中共进入乡村社会还有一个独特的路径,即尽力利用、改造原有乡村运作体系,维持控制区域的运转,战时统一战线的逻辑和环境则给中共提供了更灵活运用乡村社会旧有力量的空间。彭真说得很明白:“以当时的主观力量,要在短期间迅速打开局面,必须运用同时也应该运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去发动群众。……每到一村即先找村长,分配他以某种动员工作,限令他召集全村人民开会,而由我们的干部去讲话。……我们所需要于他的,只是利用他来召集全村群众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委会。”对此,黄敬后来有一个评判:“这种方式对不对呢?对的,先定下,放个定钱先把合法地位占下。这时地主把持群众团体,先给他把持去,可是你是我的部下,我取得了合法地位。你有了接近群众的形式,才有可能改造他。”由于是事后的总结,彭真和黄敬的说法或许过于强调了中共对乡村原有体系刻意利用的一面,更大的可能是,中共既有利用原有体系迅速进入乡村的想法,也有联合各阶层民众共同对付外敌的初心,而且,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和乡村社会包括上层社会达成共识也并不是那么困难。

  

在抗战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通常不以鲜明的革命者姿态出现,而是表现得更为慎重,更加小心翼翼,展现出积极调适者的特征。战争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灾难,日本人的入侵使地方社会完全失控,混乱的状况,对于一般有产阶级打击特别严重,造成其与中共合作的基础。中共分析战时一般地主的心理说:“土匪扰乱使他们不仅在财产上受到重大的消耗,有时在生命上也感受威胁,加之敌人搜刮掠夺,他们经历了无数的酸甜苦辣,十分需要社会秩序之安定。恰巧我们开创时期作的就是戡平匪乱,安定秩序,因此他们对我甚表赞同,愿意和我们一块抗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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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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