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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熊波: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更新时间:2019-04-19 01:13:19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熊波  

   (二)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

   幼师作为虐童行为主体,其虐童行为的发生还受到反应性行为模式的显著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幼师虐童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个体对外部诱因刺激产生的快速应答性反应。因而,强化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能够起到必要的心理慰藉作用,从而以收益与效率的经济分析思维来实现犯罪防控的政策塑造。在强调儿童权益优位待遇之际,塑造幼师福利模式之多元构建理念能够实现学前教育行业的队伍培育与稳定,亦能从侧面强化儿童权利最大化保障与尊重儿童权利与尊严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具体而言,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其一,设置幼师心理督导机构。在幼儿园等学前教育结构中,由于年龄段以及理解能力的显著差异,再加之幼童的活泼好动的天然性格,致使儿童与幼师间沟通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无意义的交流,久而久之,幼师便充斥着消极的心理态势[27]。因此,幼师心理督导疏通机构不同于其他心理治疗中心,其目标应当是促使幼师在交流的过程中,适应幼童的行为、思维特点,积极融入学前教育的日常接触之中,而不是通过消极的虐童行为排解心理问题。其二,将幼童喜爱作为业绩提升条件。将儿童对幼师喜爱作为预防虐童行为事件的主要手段,加入到业绩提升条件之中,而并非一味地将优秀幼童的学习成绩与技艺竞赛获奖情况作为认定指标。这样一来,可以将福利追求的源泉、动力转换至对幼童的关爱,以实现幼童与教师关系的良性发展。其三,设置正式编制,提高待遇。在幼师管理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可以考虑构建幼师职级制度,设置正式教师编制,以确保幼师行业的合理经济收入,防止频繁的师资流动,稳定高素质幼师队伍。

   (三)责任主体适用条件的界分

   “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刑罚的个别化原则契合了针对性防控的理念价值,其要求刑罚的适用要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以有效惩罚和预防犯罪[28]。鉴于此,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我们应当明晰幼师与幼儿园责任主体在罪责适用方面的同等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本身存在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在责任适用的主体认定条件、单位受罚的种类界分,以及从业禁止制度的细化适用方面,有效发挥其犯罪预防功效。首先,强化行为发生时的双重主体认定。责任主体的认定发挥着积极的制度规范威慑力,幼师虐童事件的发生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在于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单位内部员工的教育行为的疏忽管理;另一方面在于行为发生地点在幼儿园这一封闭性场所内,单位应当负有及时制止所管辖场域内发生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故应把幼儿园和施虐幼师列为双重责任主体。其次,扩充单位受罚的种类。将发生幼师虐童事件的单位等级予以降低,并依据行为发生的次数和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设置不同的惩戒标准,将其运用于法治治理的多个环节。最后,注重从业禁止等制度的适用。在幼师和单位适用从业禁止制度时[29],设置宽严相济的复权期限,并公开虐童事件中相关责任人员与单位的责任适用信息,以发挥社会监督与从业禁止制度的真正实效[30]。

  

   三、结语

  

   多元惩戒手段的运用失衡、幼师不良内心欲望的外界表达、虐童手段方式的隐蔽性,以及不稳定潜在诱因的持续扩增,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幼师虐童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幼师虐童行为防控模式的构建,必须在案件因素的分门别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推进。而幼师虐童现象生发机理的复杂性,表明了防控模式的构建应当注重社会基础和制度规范两方面的调整,以此形成“防控基准区分、福利模式塑造以及责任主体适用条件界分”三位一体化的具体模式。当然,防控模式的实效发挥仍取决于实践中的规范操作,如此,才能有效杜绝幼师虐童现象的发生。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罚退出机制的价值确立与实践运行研究”(17XFX009);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刑法立法方法研究”(16SFB1004);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创新团队资助课题项目。

   作者简介:陈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重庆401120;wsxzcw@163.com);熊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重庆401120;xiongbolawyer@163.com)。

   [1]威廉·A.科萨罗:《童年社会学》,张蓝予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

   [2]数据来源于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G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3日。

   [3]西南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课题组成员通过在百度、谷歌、雅虎等各类搜索引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无讼网等案例搜索网站以及新华网、中华网、凤凰网、新浪微博、亲贝网等新闻媒体中,输入“幼师虐童事件”“虐待儿童”“儿童伤害”“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等关键词,共收集到768个案件,其中裁判文书共60件,媒体平台的新闻报道共708件。通过课题组成员的针对性的筛选,其中与本文关键词有密切关联性的案件共有264件,即为本文的实证研究的基本素材,下文图表的数据来源亦同。对此,在下文相应数据分析中笔者将不再赘述。在此也感谢课题组成员对案件数据的统计与信息分类工作的付出。

   [4]陈伟、熊波:《儿童监护失职行为的刑法规制——基于互联网媒体报道的907个案件的分析》,《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5]赫然、张荣艳:《中国社会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的新探索》,《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

   [6]陈伟、熊波:《校园暴力低龄化防控的刑法学省思——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切入点》,《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7]内容来源于教育部官网公布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的紧急通知》(国教督办函〔2017〕91号)文件的第2条。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307/201711/t20171124_319933.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10日。

   [8]《刑法修正案(九)》单独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第二款中设置:“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9]张保平:《犯罪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10]需要说明的是,该图显示的虐童案件的各种动机、目的可能会在同种案件中重复出现。因此,表中的案件数总和会超出笔者所统计的264件案件基数(下图3、4均是)。为对案件的不同因素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该案件数所占的比例均为重合的案件总数。就该图而言,该表重合案件数为4件,比例计算基数为268件。此外,图表中的其他虐童动机、目的具体包括:一时冲动、以为小事或者认为能够瞒天过海等。

   [11]李洁:《青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探析——基于人力、社会和心理三项资本角度》,《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

   [12]杨明:《西安4岁男孩没做好操被幼儿园老师锯手腕》,http://edu.people.com.cn/GB/15999055.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13]罗大华:《犯罪心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5页。

   [14]李锡海:《人性与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15]张荆:《冲突、犯罪与秩序建构》,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6]该表中重合案件数为17件,所占比例的计算基数为281件。此外,图中的其他虐童手段、方式具体包括:喝尿、吃鼻屎、下体放不明物体等猥亵行为、喂芥末、捆绑于粪盆或座椅上等。

   [17]该表中重合案件数为51件,总计算基数为315件。

   [18]荣月:《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9]Rober W.Winslow,Sheldon X.Zhang,Criminology:A Global Perspective,Pearson Education,Inc.,2008, p.4.

   [20]James Garbarino,Robison,A.,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Mamit Press,2009, p.65.

   [21]朗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435页。

   [22]2013年 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2014年1月1日执行)第3条规定,重伤、轻伤以及轻微伤均是以原发性损伤,以及组织器官结构造成的物理损害或物理性功能障碍为基准。其伤情认定仅鉴定时应以损伤的后果为主,损伤当时伤情为辅,综合鉴定。因而其亦未能全面考虑未成年心理伤害的程度认定标准和发展历程的潜伏性。

   [23]George B.Vold,Thomas J.Bernard,Theoretical Crimin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253-254.

   [24]陈伟、熊波:《未成年人犯罪不应适用从业禁止》,《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8日,第02版。

   [25]陈伟、熊波:《儿童监护失职行为的刑法规制——基于互联网媒体报道的907个案件的分析》,《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26]Hans Toch,Psychology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Wavelsand Press,1986, p.172.

   [2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28]于君刚:《犯罪、社会化及其预防论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29]目前在刑法理论界,单位是否适用从业禁止制度存在较大争议,但大部分学者支持“单位应适用从业禁止制度”的观点,本文亦持同种观点。参见陈伟、熊波:《未成年人犯罪不应适用从业禁止》,《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8日,第02版。

   [30]熊波:《秉承科学理念构建特定犯罪人信息公开制度》,《检察日报》2018年2月26日,第03版。

   【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院)》【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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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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