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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熊波: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更新时间:2019-04-19 01:13:19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熊波  
因而,此种心理诱导模式也被称之为情绪型动机犯罪[13]。通常而言,外部存在的客观情景诱发行为人内心欲望的外界表达,进而强化虐童举动的做出。但纵使如此,反应性行为模式主要根源是犯罪人主观方面的不良心理素质,如行为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易暴躁或严重暴力倾向。在笔者统计的幼师虐童案件中,一时冲动、以为是小事或者认为能够瞒天过海等因素,在激化犯罪人的不良心理素质的外界表达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案件数及占比分别为62件、约23%,10件、约4%。由此可知,在幼师虐童案件中,反应性行为模式发生的机率远小于意志选择行为模式。在儿童哭闹等复杂、多变的客观情境中,反应性行为模式下的幼师,较难把控内心虐童暴力或非暴力欲望的外界表达。在此过程中,行为人的大脑活动亦往往处于混沌或亢奋状态。

   (三)行为异质因素:手段、方式的隐蔽性,助推虐童事件的激增

   人的行为一般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举止和言语。“犯罪学中的犯罪行为亦是如此,它是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举止和言语的一种客观的外在活动。”[14]因而,当行为人积极构思虐待儿童的计划,且未将其付诸实践之时,不能将其称之为犯罪行为,亦无法对其构思行为(心理活动)的属性和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探寻防控规范路径。幼师虐童行为的社会管控规范,是基于具体虐童手段、方式、状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进行操作和建构的。而虐童行为的潜伏性、隐蔽性和长期性,是导致事件难以被公众所熟知的根本缘由。

   从图3中的幼师虐童案件中惯用手段、方式来看,目前行为人常用的有暴打、威胁、辱骂、扎针、喂药以及其他低俗的猥亵等虐待手段。这足以表明,在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整合所带来的道德伦理观念的退步、家庭结构的变迁、生育理念的调整以及学校教育体制的变革等形势下,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样态[15]。面对现实中幼师虐童事件的错综复杂的行为样态,对其行为特征和表现方式进行翔实论述,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展开防控工作。

   (图略)

   图3幼师虐童案件中惯用手段、方式统计[16](单位:件,%)

   (图略)

   图4幼师虐童案件中被害人的危害结果类型分析[17](单位:件)

   1.虐童手段、方式与结果呈现出隐蔽性,虐童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控制。在传统犯罪学的行为形态研究中,侧重具体的行为表现以及由此延伸的危害结果,且行为与结果往往要求同步展现[18]。对于幼师虐童的隐性或是中性行为,本应由道德教化或是行政规范予以调整,面对幼师虐童行为的异质化,必然要求“将越来越多的犯罪研究延伸至任何一个地方或源自于任何一个地方”[19]。通过对幼师虐童案件中惯用手段、方式的统计可知,例如暴打等诸种显性表现方式的案件数仅为49件,占据17%。而喂药、扎针、辱骂或者采用其他低俗化的猥亵等虐待手段的案件数远高于前者,高达232件,占案件总数的83%。依据行为与结果的互动衔接理论,从上图4的幼师虐童案件的被害人的危害结果类型分析中,可验证幼师虐童的手段与表现方式所呈现出的隐蔽性等特质。行为方式与危害结果的隐性特质,促使行为人愈发猖獗地实施虐童行为。

   2.事件结果呈现过程的潜伏性,致使刑事司法难以介入虐童行为。一方面,幼儿园作为一种半封闭式、自主运营的教育机构,虐童行为的发生场合较为闭塞,其发展过程通常不为人所认知;另一方面,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年人虐待行为时,其反抗能力基本为零;面对幼师虐童行为后的威胁行为,幼童的顺从意识较重,行为危害识别能力较差。上述综合因素导致事件结果呈现出漫长过程的潜伏期。从上图4中可知,重伤所致的明显危害结果的案件数仅为49件、占案件总数的16%。而隐性的危害结果,如轻伤以下、排斥教师、心理阴影以及无心学习等情形,案件数为266件,占案件总数的84%。

   数据显示,幼师虐童行为所致的危害结果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对于幼童而言,其导致的心理伤害和身体伤害都是终身的。正如詹姆斯·家伯利诺所言:“如果将所有主要的社会问题罗列出来,并将他们当成嵌套在一起的俄罗斯套娃,那么教师虐待儿童问题将会是套在最外层的一个套娃——因为这是成长中儿童身上最严重、持久的创伤。”[20]而在刑事立法中,对于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的入罪标准限定为“情节恶劣”,且这一标准设置采取的是行为时主义[21]。这与笔者实证研究后得出的虐童行为的隐蔽性、结果类型的潜伏性和发展性相冲突;再加之,故意伤害罪中的轻伤以上认定,依据的是《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其仅从物理标准进行设置[22],未能针对性细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主体适用上的区别,从而忽视未成年人潜在心理伤害。

   (四)行为主体的特质分析: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扩增潜在犯罪诱因

   幼师虐童的责任承担主体为单位和幼师,单位性质与幼师本身的道德水平也决定幼师虐童事件发生的概率。伯纳德的一体化犯罪冲突理论(integrated crime conflict theory)认为:“个人的行为模式一般是按照与他们的价值认知和利益理解相一致的方式行动的。亦即,通常他们认为是好的、正确的、公平的或者合理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方式行动的。”[23]由此得知,犯罪行为的发生与人的生活阅历、自身体验、知识水平以及客观环境的影响有关。幼师虐童事件的发生亦是受到幼师自身资质与幼儿园的等级水平的双重影响(见图5)。因而,对单位和幼师个人主体的特质性分析,亦可窥探幼师虐童事件的生发机理。从图5中幼师的学历水平、资质要求以及单位的性质区分来看,可以发现幼师虐童事件发生的个体环境特点:

   (图略)

   图5 责任主体的类型化分析(单位:%)

   其一,幼师的学历水平要求普遍较低。从图5中可以得知,媒体报道的264起案件中,幼师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处于专科或专科以下的,占79%,本科以上学历的占21%。其二,幼师队伍以实习或无证幼师为主。在媒体报道的264起案件中,单位所聘用的幼师中无证幼师与实习幼师所占比为58%,而持证证幼师人数占总案件数的42%。其三,幼儿园性质与虐童事件发生无关。从笔者所调研的数据来看,幼师虐童现象在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出现的概率较为平衡,甚至公办幼儿园的幼师虐童事件发生机率略高一筹。此外,还有5%的虐童事件发生在“黑”幼儿园内。

   一般而言,行为人的自控能力受行为危害性的认知程度的影响较大。在通常而言,持证幼师相较于实习幼师、无证幼师,他们经过一系列的专业基础素质的考核和提升,在面对繁杂的诱因之际,其能理性选择个体行为,排除自身面临的诸多异质的社会环境与心理因素的干扰。

   综上所述,幼师虐童事件的生发机理主要在于受到社会、行为与心理等异质因素的综合影响,在社会管控手段效能弱化的情形下,幼师虐童行为无法受到及时有效的规范约束,较低标准适用或者在责任主体之间区分适用,将刺激虐童行为的增加。在行为手段、方式隐蔽的情境下,行为人的内心欲望表达便有了适时进路。继而,幼师虐童事件在多元且异质因素的干扰与引导下相继产生。

  

   二、防控模式:从社会基础到制度规范

  

   基于幼师虐童事件这一社会现象的多元生发机理,预防犯罪应当借助社会、行为、心理等综合理论的指导,使预防犯罪的实践活动符合时代潮流。由于未成年人所处身心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其理应获取最大化的社会尊严与基本的人格保障[24]。幼师虐童事件的频繁发生,主要在于幼童、幼师与幼儿园三方权利与义务的调节失范。面对日益庞大的学前教育群体,从社会基础到制度规范来构建防控模式,消解幼师虐童事件的增长趋势,便具备现实可行性和社会该当性。

   (一)防控基准区分模式的设置

   针对幼童、幼师与幼儿园三方主体本身存在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合理设置防控基准区分模式,是在社会有限资源的衔接运作体系中,具体落实儿童权利最大化保障与尊重儿童权利与尊严等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理性实践。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操作:

   1.伤害标准:设置兼顾物理、心理的双重标准。物理伤害的结果作为客观的证据材料,符合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的“证据确实、充分”要求,便于准确定罪量刑。然而,在幼童特殊体质条件下,单一、固定的物理标准往往忽视伤害结果形态的渐变性和伤害程度的隐蔽性。因而,“心理标准”的准确合理认定,无疑是伤害结果区分认定的实质公平正义之体现。对于幼师虐童事件,无论是虐待还是猥亵,幼童的心理损伤往往会比物理伤害更大、更持久、更难愈合[25]。如果社会管控手段将幼童的心理伤害因素边缘化,亦或完全忽视,则潜藏的心理创伤或者心理问题将在幼童成长后期爆发出来。

   笔者认为,应当从结果因素和行为因素两方面来降低伤害结果评价的标准适用。亦即采用兼顾物理、心理的双重标准,积极筑构多维度的幼童权益维护网。立足结果因素考量,适时更新《人体损伤鉴定标准》的情节认定,设置单独的章节、条款,将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因素纳入《人体损伤鉴定标准》之中。譬如,将心理矫正机构的恢复期限或心理伤害鉴定医疗机构的评定意见,作为心理伤害的具体情形考察,亦可将其作为社会规范制度防控手段启用的基本情节认定。基于行为影响因素的权衡,将虐待行为发生场合的公共化与否、行为发生次数与行为习性,作为心理伤害标准适用的提升情形。

   2.幼师标准:侧重全面考察幼师的心理承受能力。美国犯罪学家玛格丽特·沃伦认为:“犯罪行为作为一种置换性敌意的外在表现,其发生极为可能是获得在其他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和欲望的替代性满足的一种手段。”[26]幼儿园的学前教育环境不同于义务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幼师资格标准应不同于其他教师行业,幼师标准的资质条件应当在较高学历的基本前提下,侧重全面考察幼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学前教育环境。

   笔者认为,在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引领下,扩充幼师队伍具备必要性和现实性。在顺应入园幼童规模渐趋扩大的形势下,应当保持幼师队伍质量与数量的同步发展。对此,发展师范院校的幼师教育专业,可以缓解学历普遍偏低所致的幼师自身自控能力较低的情形。此外,幼师入职前的心理承受能力测试亦应当纳为入园资格的必备条件,并模拟极端仿生的嘈杂教育环境,以评测幼师的心理应变能力。

   3.单位标准:公开机构安全防护体系的运行过程。由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课程并未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计划,因而其运行存在着部分商业经营性质,政府管控相对空缺。因而,为防止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单位在盲目逐利过程中,丧失基本的规则认同感与责任感,构建一套权衡利益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运行机制,是规范学前教育行业的可行进路,亦是学前教育单位标准设置的考量因素。

   基于此,笔者认为,幼儿园安全防护体系的公开、透明运行,可以从静态安全防护设备置配、动态运行安全报告制度以及群众参与观摩教学等方面实现。具言之,一是,静态安全防护设备置配是对幼师越轨行为的外在约束。譬如,配置无死角的监控设备,以消解虐童行为的隐蔽性。二是,定期向教育主管部门或社会公开单位动态运行安全报告,并且此报告需经园长、家长、幼师三方的签字认同,进而促使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单位在经营过程中,维系基本的规则认同感与聘任优秀幼师的责任感。三是,突破单位半封闭式的自主经营模式,实行强制性的群众参与观摩教学流程。诸如,设置幼师教学开放日,邀请部分家长或教育督察人员亲身体验并实时掌握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整体过程,从静态的安全防护到动态的教育安全监督,实现幼童学前教育的权益最大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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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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