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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苏秉琦:“为历史而考古”的学科缔造人

更新时间:2019-04-12 00:27:35
作者: 孙庆伟  
看到中国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秉琦明确提出学科的发展要顺应时代需求,特别强调了考古学的当代使命就是为了“振兴中华”。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的大会上,他说:“亟待解决的是如何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两者也有相通的一面。这就是,在整个社会转变时期的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的问题。这就是社会需要。”

   他后来又对这个“再认识、再评价”的必要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

   从考古材料出发,苏秉琦归纳出中国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裂变、撞击和熔合。对于自己的这一发现,苏秉琦认为意义重大,因为其“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绝,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

   至此,苏秉琦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从此以后,“振兴中华”成了苏秉琦每次谈话必提的词语,并以此对学科的年轻人寄予深切希望:

   从五十年代中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两者怎样才能结合得更好。五十年代提出的 “见物不见人 ”的那个 “人”字实际上包括的既是古人又是今人,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的。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近代中国考古学经历过半个世纪的迂回曲折,到此才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暮年的苏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国史前史”大业当中,而他对学科使命的理解也臻于化境。“考古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这是它的从业者的天职。”一九九四年,八十五岁高龄的苏秉琦在回顾自己一生学术道路的时候,由衷地发出了“六十年圆一梦”的感慨——把考古学建设成了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

   苏秉琦的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这两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巨变,正是将自己有限的学术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需求中去,才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丰富和升华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塑造和确立了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苏秉琦的一生,成就了自我,也缔造了学科。

   当今的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考古学科何去何从,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正如张忠培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教授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

   (《苏秉琦文集》,苏秉琦著,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著,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版)

   来源:《读书》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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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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