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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 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

更新时间:2006-11-04 13:07:27
作者: 任远   邬民乐  

  

  内容摘要: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作者简介:任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邬民乐,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第一波“民工潮”到现在,乡城之间的人口流动进入新的阶段,表现出新的特征。农民工不再是暂时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林彭,2004).然而,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流动人口不具有市民身份。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与城市体系对这一群体客观的排斥,事实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当前,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并尽快着手解决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从不断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我国健康的人口城市化的角度出发,还是就其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人口压力,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而言,我们都应该让愿意在城市居住和发展的外来人口定居下来,并使其能最终融入城市社会。

  

  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界定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研究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环境(例如,芝加哥城).西方对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按其基本取向,可以梳理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李明欢,2000).“同化论”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3个阶段,对移民来说,学习、适应、接受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弃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进而才能实现同化和融合。而“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在当前的人口管理体制下,伴随着户籍变动的居住空间变动称为人口迁移。居住在城市,不论常住还是暂住,如果没有本地户籍,仍被界定为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从开始进入城市,到其中的部分人口逐步在城市沉淀下来,在城市定居、生活和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城市移民,是我们所界定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这一概念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突出问题和独特问题,反映了人口从城市的外来者到完成人口迁移进入城市体系的过程。

  传统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研究关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一个地区迁入另一个地区的过程。对这个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沉淀与融合的研究,并非非常系统和深入。近年来,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已经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重视。朱力(2002)认为融合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田凯(1995)提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朱力(2002)认为这3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

  

  2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研究将主要通过文献综述,尝试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和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

  2.1 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1988)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波特斯提出,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此后,桑德斯与倪讨论了美国移民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他们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麦西等根据历史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赵延东等,2002).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的重要作用。

  在“关系资源”极为丰富的华人社会,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移民的意义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为研究华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实证研究手段。周敏等(2004)的研究说明,纽约唐人街的早期移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比较薄弱,但社会资本带动和促进了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赵定东等(2004)在考察中哈移民后,发现移民最初进入接受国大多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而作为补充资源的社会关系能够促进或者加快移民在“异国”的适应进程。王春光(1999)在研究巴黎的“温州城”后指出,作为非精英移民和流动人口,温州人主要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乡土性社会关系资源,在流入地(或国家)最边缘的经济层面,确立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以达到最有效的融入效果。所以,并非如同化理论所认为,乡土社会网络是非精英移民融入的障碍,相反却是一些非精英移民借以融入的优势性条件。项飚(2000)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对北京“浙江村”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到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从而为研究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彭庆恩(1996)对农民工中“包工头”的个案访谈,详细分析了这些人进城之后是如何有意识地构筑起一张张“关系网络”,并利用这些关系网络来获得并巩固自己“包工头”地位。他认为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个人所拥有的“关系资本”,其作用要超过人力资本等其他结构性因素。赵延东(2002)也提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其作用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连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可能要依靠其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认为,城市农民工是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渠敬东,2001).

  李汉林(2002)分析了农民工群体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具有“强关系”的特点,指出同质群体成员是构成农民工之间强关系纽带的基础;信任,尤其是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纽带关系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渠敬东(2001)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大量的调查显示,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中,乡土社会网络起着重要作用。赵树凯1995年的调查显示,在537个有同村人在本地务工的被调查者中,63.3%的说他(她)和同村人经常见面,16.5%的人说“偶尔见面”,20.2%的说“很少见面”。农民进入城市带来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城市农民工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仍然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曹子玮,2003;李培林,1996).李培林(1996)进而提出,流动民工在社会位置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节约成本,相对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

  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使刚进城的农民工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在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换句话说,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也就是与城市社会结成网络,来获得新的信息、机会和资源,以及必要的社会支持。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而建立一整套新的关系体系,可以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赵延东等(2002)认为,相对与农民工进城前的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作用更大。曹子玮(2003)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社会网的动力除了原有的、在农村存在的初级关系网络无法提供农民工预期的资源外,动力还来自市场失灵和组织低效,从而社会网成为农民工获取城市资源的主要途径。通过实证分析和个案访谈,曹子玮(2003)的定量研究表明,有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其在城市的收益有明显差异。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的收益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同时,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的规模越大,网络内物质资源越倾向于流向网络中心的农民工。然而,社会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居民的冷漠、加上分割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居住格局,使得流动农民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非常困难,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也难以改变。

  概括地说,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是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主要特点(王毅杰等,2004).郭星华等(2004)的研究表明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实际上是在逐渐增大。因此,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改善农民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是促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刘传江等,2004).

  2.2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

  社会排斥最初应用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现在也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城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社会排斥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融合的反义词。

  城市外来人口首先受到制度维度上的社会排斥,主要是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学术界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在城市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流动人口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二元化的城市制度生存环境根源于城市的二元化户籍状况。城市相关制度被人为地贴上了“户口”的标签,使得原本应当与户籍无关的制度却与户籍的性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已经超越其本身单纯的人口登记和统计的功能,成为上述城市制度的“母体”,并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 )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户籍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城市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也有学者认为把农民工身份定为“准市民”或“准农民”比较准确(朱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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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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