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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 翟国强: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来自法学立场的发言

更新时间:2006-11-03 03:23:37
作者: 林来梵 翟国强  

  

  「内容提要」反思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当下我国尤有意义,在此方面,法学方法论可为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一种有效的借镜;据此而言,吾人要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之中深入反思并戒备科学(至上)主义,并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同时尤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而对于价值判断,吾人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乃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也不能由此就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须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则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科学(至上)主义规范主义价值判断

  

  引言:对一个复杂论题的简化尝试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乃是一个高度繁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几乎可及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1]而作为其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自然也概莫能外。诚然,有关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当下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如在国外,尤其是欧陆部分国家那样迄今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学说史,且在战后德国达到繁荣,乃至涌现了专门的学术流派。但吾人亦应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可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镜,这在当代尤其如是。诚如日本著名法理学家田中成明先生在其《法理学讲义》一书中所言,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科出现了一种关注法学方法的动向,甚至把法律的论证方法视为人文社会学科方法的一个典范。[2]如果审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与当代德国著名的法学家阿列克西之间在理论上的亲缘关系,[3]此言的确应可理解。

  笔者以为,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际,吾人虽不敢说法学方法论已然代表了当代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的方向,但至少可以说,其基本态度以及部分原理,也颇值得我国整个社会学科参酌。而由于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论题的复杂性与深广度远非一篇小文可以穷尽,姑在此也只能基于法学的立场,做有限且简明的提言。

  

  一、反思并戒备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Scientism )[4]一般是指这样一种理念,即主张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假定和方法同样也必须运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5]其中极端化的一种态度,笔者曾经将其称为“科学至上主义”。[6]其倾向于唯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通过该方法产生的知识才属于唯一真理的知识。这在西方科学主义的洪流中未必居于主流地位,但在中国语境下则可能被下意识地纳入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为此对于科学主义,我们就不妨确立如下的态度:既要学习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也要对它保持适当的戒备,同时还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乃至批判。

  在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之中,长期以来,特别是自近代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受到了自然科学的重大影响。由于自然科学在历史上尤其是自启蒙时代以降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研究方法和范式也被其他学科所模仿,中经哲学内部的实证主义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达成的“合谋”,社会学科的研究之中更是大量地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主义在各个学科领域大行其道,[7]法学亦不能置身度外。据哈耶克的考察,其滥觞可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圣西门主义,后经由孔德传至涂尔干,再到作为法学家的狄骥。[8]势之所趋,法学内部遂形成了事实论研究导向的社会学法学、法律心理学等唯自然科学的方法马首是瞻的研究,其具体形态又可分为机械论的自然主义法学、生机论自然主义法学和心理学的自然主义法学。[9]

  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全面渗透,乃是人类知性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时至今日,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本身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就已“捉襟见肘”,而被引入社会学科领域之后,则更是引发了诸种严峻的问题。

  首先以德国的思想史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黑格尔主义的没落,秉承康德哲学的脉络应运而生的新康德主义,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加以严格区分。类似的理论虽然可以追溯至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所提出的从“是”的命题中不能推导出“应当”的命题这一所谓的“休谟法则”,但在德国则形成了强固的、而且影响深巨的方法论形态——方法二元论,其前提就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实存与当为、事实与价值等截然二分开来(“二分法”),由此坚决否认可从事实命题之中直接推断出当为命题,甚至否定价值的可认知性,在此与科学主义达成了一致。而返观英美的思想界,同样可以看到,主客二分论也是沿着方法论与价值论这两个层面发展过来的。自休谟以后,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间是否可分、价值是否可以认知等问题,并在哲学界形成了自然主义、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规约主义、描述主义等诸多流派,但主流观点仍然是持否定说的。[10]诚如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这本名著中指出客观主义为科学虚构了一个按照规律构造的自足自在的世界事实,而掩盖了“事实的先验结构”那样,[11]在西方世界,二分论乃成为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稳固前提。

  事实与价值、或曰实存与当为的关系问题,对法学而言也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关系到整个法的价值秩序、法规范中的当为命题体系是从何得来的根本性问题。正因如此,新康德主义就在德国法学领域中有过极大的影响,历史上的韦伯、耶利内克、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法学巨擘,均属于该阵营的人物,他们或是倾向于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待法的规范(如凯尔森),或是单纯用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待法的现象,将法律价值放逐于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外(如韦伯)。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面对方法二元论的难题,此后的许多法学家亦曾尝试在二者之间进行架桥,比如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就曾在对耶里内克所提出的“事实的规范力”理论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阐发了“事物的本质”理论。[12]而时至今日,科学主义的前提理论更是进一步在西方思想界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如所周知,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曾首先对科学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反思,而在当代,则进一步出现了更加重要的理论,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即是对“主客二分”这样一个人类思考模式所进行的根本冲击,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在认识现象的时候,并不是如科学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不带任何先见或偏见,能够保持客观与中立,相反,主体的认知行为无不受着一种认识兴趣的影响,从而带有涉及价值的特征。[13]在哈氏看来,人类在认识论这个框架里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是不妥的,因为真理的获得并不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蕴涵着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 )。这种哈贝马斯的理论固然并非对“主客二分”以及方法二元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康德主义方法二元论的反思基础上提出了的,[14]但其所代表的理论以及当代西方一系列哲学理论对科学主义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有可能开拓人类新的认识论图景。而就法学界而言,当今的主流学说也不再固守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方法二元论了。[15]

  那么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科学主义的局限性究竟何在呢?

  首先,科学主义立场的基本问题在于企图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类所有行为单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的角度加以简单的、机械的说明。[16]但自然科学领域所适用的那种方法,在社会学科领域却未必是完全有效的,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完全无效的。比如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本身,就可能与研究主体的人之间产生相互的影响,社会学中的“霍桑效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7]这种认识主体与对象之间、认识主体之间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超出对象之外而获得“客观的”结论,几乎也是一种天真的“科幻”。

  其次,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本身,也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比如,就道德、正义感而言,如果可以还原到神经元这个层面上来论证其神经学基础,似乎可以认为科学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还是具有边界与局限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还原主义的,也无法告诉我们就一个具体的“当下个案”人类应该如何做出决定才是正义的。为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只能适合于现象界,而对价值与信仰问题则无能为力;社会科学要避免科学主义的后果,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与日常生活挂钩。

  再次,虽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科学也不是完全有益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例证表明,其许多研究其实对人类并无实际用处,反而引发潜在的、或不必要的危机,[18]比如生化武器、克隆人等研究即如此,导致所谓的“科学无禁区”乃等于痴人说梦。这其实涉及非常重要的规范问题,本身又非科学所能解决。

  最后,科学主义更严重的危险在于:它本身往往容易伴随着傲慢与偏见,容易借助科学真理的名义形成“话语霸权”,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独断,甚至将一种必然需要不断证伪的判断强加于其他意志或价值的主体。历史上的许多社会悲剧,就是假借科学结论的名义走向价值绝对主义的极端,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或压制所造成的。

  有鉴于此,我们对科学主义就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而不可盲从科学,迷信科学。这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尤其重要。例如,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盛行的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其实也可谓是科学主义影响的结果,而对于其所产生的流弊,如今,经济学、社会学领域之中也出现了规范主义意义上的反思与研究。[19]而返观法学,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自近代以后,法学也曾长期被界定为是研究有关法的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本质观在当下我国法学界还依然颇为盛行,但谁都无法否认,法学,特别是其主体部分的法教义学,其实主要是一门“理解的学问”,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蕴含着价值导向的思考,这是科学方法所无法完全解决的。[20]为此,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反思科学主义,撤出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的极端道路。而那种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将科学主义加以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那种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真理、只有科学才是有用的、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只有科学才是符合理性的、只有科学才是先进的,但凡不是科学的就应当加以完全反对的态度,则尤其应当值得我们反思与批判。

  当然,值得说明的是:科学本身也有其优异之处,其最大的优异之处就在于科学的结论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可操作性与实效性。为此我们不可完全否定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完全否认科学的方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但应该看到,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科学主义也有其局限性,科学至上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中国更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与传统语境。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迷恋,就曾几乎达到了意乱情迷、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将其奉为“德菩萨”、“赛菩萨”。[21]然而在西方学界对科学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业已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反思与批判之后的今天,那种对“科学”片面盲从、顶礼膜拜的方法与态度,也应该值得我们有所反思与戒备了。

  

  二、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

  

  人类社会虽然拥有一定的物质构造,但主要是由各种规范组织起来的,而各种性质的规范也是文明社会赖以存立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几乎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无法回避社会的规范现象。而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的需求,实际上也是靠单纯的科学实所无法满足得了的;人类社会所涌现的现象,科学主义也是不能完全说明与解决得了的。

  科学主义往往标榜“科学无禁区”,但其在方法论上无论如何也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规范性问题,为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也只能自动地撤出了这个领域。众所周知,近代的科学革命曾经彻底解构了人类古典的“目的论”式的宇宙观,完成了“世界的除魅”,但其本身却无法给我们提供生命的价值目标与终极意义。[22]因为科学只能为我们揭示出赤裸裸的因果事实和逻辑关系,却无法为规范问题直接提供指引答案;科学导向的研究纵使可以指示我们能够作什么乃至某些情况下我们想要做什么,[23]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我们应当做什么或什么才是被允许的结论。再拿克隆人的问题来说:科学最终可以将人类成功地加以复制,但其本身却无法回答应不应该复制、应该如何解决复制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上的规范性问题。又如,通过科学的方法,“桑塔费学派”力图揭示人类正义感的生物学基础,[24]但在具体的个案之中,在我们所不断面对的周遭世界里所发生的具体个案之中,它还是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才是正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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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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