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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汉:“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种国家强弱观

更新时间:2019-04-10 00:15:31
作者: 曹正汉  
我们称之为“国家共同体”,即由疆域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区分至少在顾炎武那一代学者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2在这里,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统治者的政权,“亡国”即是政权的瓦解和更替,所谓“易姓改号”;“天下”则与国家共同体相近,“亡天下”意味着国家共同体(即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包括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瓦解、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等,以至于天下大乱,暴力横行,弱肉强食。

   其次,“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命题的基础上,依赖于这两个理论命题能否成立。第一个命题是,在政权与国家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此强彼弱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种类型是,强大的政权阻碍了国家共同体的发展,使国家共同体长期处于脆弱状态,形成所谓“强政权、弱国家”。第二个命题是,“强政权、弱国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国家,可能因政权的强大而兴盛一时,但是,强大的政权将逐渐导致国家衰落,并且,随着政权更替,国家也可能走向瓦解。

   接下来,本文将把“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置于国家建构的分析框架之中,尝试论述上述两个命题的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

  

   三、国家建设的两个维度: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

  

   为了论述上述两个命题,我们需要从国家建设的两个维度入手,分析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指出,“强政权、弱国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国家,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冲突所导致的一种结果。

   芬纳(Samuel E. Finer)在讨论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时,区分了国家组织建设(state-building)与国民共同体建设(nation-building)这两个维度(Finer, 1975)。13芬纳认为,中世纪以来,西欧主要国家逐渐具有了五个特征:第一,有明确的疆域,在其疆域内,所有人都承认中央政府是共同的最高统治机构;第二,政府由专职人员组成;第三,国家主权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第四,所有国民组成一个自我认同的国民共同体;第五,在这个国民共同体中,每一位国民都感觉到他们须共担责任,同时也共享国家收益。芬纳把前三个特征归属于国家组织建设,后两个特征归属于国民共同体建设,并把具备这五个特征的国家称为“国民国家”(nation-state)(Finer, 1975;芬纳,2014:4-5)。因此,芬纳认为,国家组织建设和国民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两者的齐头并进和逐渐融合,才形成了现代西欧的“国民国家”。

   不过,芬纳对国家组织建设与国民共同体建设之区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两者之间虽有分别,却有一个重叠的部分。“国家”(state)在组织上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执掌国家政权(或曰统治权)的统治者及统治集团;一是政府机构,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它们负责制定和执行统治集团所要求的政策,承担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然而,这后一个部分——政府机构,也是国民共同体所必需的:没有服务于国民共同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民共同体本身也不复存在。因此,国家组织建设与国民共同体建设都包含政府机构的建设。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重叠之处,国家组织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就不能构成分析国家建设的两个独立维度。第二,国民共同体(nation)是一个起源于西欧的现代概念,不适合描述中国历史上与之相近的“天下”的特征。因此,在本文中,为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设和王朝兴衰,笔者对芬纳的分析框架作了以下两点修正。

   第一,引入“国家共同体”概念,替代具有现代涵义的“国民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是指“中国”疆域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即许倬云所论述的“中国共同体”(许倬云,2015:2-8,206-207)。谷川道雄曾用“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讨论中国历史上国家的构成。他指出,“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以民众的安定生活为基础的大共同体”(谷川道雄,2011:13),“国家共同体是指旨在维护民众的安宁与福利的一种大型共同体世界。王朝是为了实现这种世界而存在的,担负国家共同体运营的人(君主及其官僚集团),必须是具备相应道德人格和能力的人物”(谷川道雄,2013:333)。

   第二,与国家共同体相对的,不是“国家”的组织结构之全部,而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统治者及其政权。

   因此,笔者把“国家”分解为两个维度——政权与国家共同体;相应地,国家建设也分成两个维度——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笔者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是由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特别是由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力量强弱决定的。当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政府机构建设既属于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也属于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一部分,区别仅在于政府机构受哪一方控制,服务于哪一方的需要。

   (一)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不仅指统治者在一片疆域内建立统治权的行动,也包括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维护和强化统治权的行动。具体而言,政权建设包括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首先,政权建设是指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在疆域内向一个中心集中,建立中央政府及其官僚系统;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又进一步向统治者集中,形成以统治者为核心,并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国家组织系统。其次,政权建设也是中央权力向各地区和民间社会延伸,建立对各地区的统治,以及实现对民间社会和个人的管理与控制。

   在西欧历史上,政权建设是国王克服封建社会的离心势力,逐渐削夺地方领主的权力,驯服地方贵族的过程,也是国王组建常备军和中央政府,在王国内集中统治权和实施直接统治的过程(埃利亚斯,2013:317-340;Ertman, 1997;Lachmann, 2010)。在封建王国时期,国王通过土地分封的方式统治国家,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分散于地方领主手中,这种统治结构蕴含着强大的离心势力,逐渐瓦解国王的统治权。西欧各国国王在推进政权建设上,主要是同这种分离势力做斗争。14到16世纪或17世纪,西欧主要国家的国王们逐渐具备了克服分离势力的能力,在其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中央政权。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国王和封建领主们为了争夺霸权或保住地位都受埃利亚斯所说的“垄断机制”的制约,而不得不投入到激烈的相互竞争之中(埃利亚斯,2013:324-330)。此种竞争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过程,然而,或迟或早,都导向相似的结果:权力逐渐集中于国王和中央政府手中。在此种竞争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加强了国王的政权建设的力量,这就是通货膨胀。在中世纪晚期,货币经济逐渐替代自然经济,货币流通量大增,导致物价持续上涨。15通货膨胀打击了以固定地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贵族和骑士,大多数贵族和骑士因此陷入生活困境,被迫加入国王的官僚系统和军队,帮助国王扩大和加强统治权。与此同时,货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却有利于国王征税,国王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因此有能力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在与地方贵族的竞争中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埃利亚斯,2013:238-241)。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权建设与中世纪西欧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推进程度上,大大超越了西欧各国。许田波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权建设称为“自强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其突出代表是秦国(许田波,2009:25,37,73-75)。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主持秦国的“自强型改革”,借鉴魏国经验建立郡县两级行政体制,实现了国君对全国各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此基础上,把行政层级往下延伸到乡和里,官僚系统得以穿透社会而直接控制分散的乡村民众。此外,秦国还建立户籍制、连坐制、告密制,摧毁民众的社会联结纽带,使民众处于孤立状态,国君无须动用武力就能控制广大民众(许田波,2009:36,73-75)。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这种政权建设方式推广到全中国,建立统一的郡县制国家。

   不过,自秦之后,政权建设的方式与西欧国家有明显差别。秦之后,每一个新王朝的政权建设的开端都是“打天下”。此时,旧王朝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国家陷入混战之中,谁能成为新政权的主人,依赖于谁在战争中最终战胜所有的竞争对手。政权建设的第一阶段,是经过数年、数十年的厮杀最终出现一支最强大的武装集团,打败了主要的竞争对手,所谓“天下初定”。此后,政权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得胜一方的领导人开始称帝、定都、建国号,着手建立中央政府。此时,中央政府未必能统治全国,可能仍有部分地方武装尚未臣服,各个地区也需要重建地方政府。因此,政权建设的第三阶段是平定地方武装,划分地方行政区,按郡县制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政府。至此,新的政权才算是稳定地建立起来了,开始统治整个国家。第四阶段是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对统治者而言,第四阶段的政权建设是一项既持久又艰巨的工作,包括建立征税系统和政府专营系统,向民间社会汲取资源;建立官方意识形态,控制民众思想;建立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如户籍制、乡里制、保甲制),管理和控制民众的行为;建立察举制或科举制,吸纳民间精英;建立监察系统,加强对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的控制等。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王朝的终结和新一轮“打天下”的开端。

   如果我们忽略中国历史上“打天下”的过程,从“天下初定”之后讨论政权建设,那么,无论是西欧历史上的封建王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权建设的主要推动者都是统治者及其追随者,而且,其推进方向也是相似的。统治者推动政权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其统治权,提高其对国家的控制力和统治能力,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汲取资源,贯彻其统治意志,以及应对内部和外部威胁。

   当然,从政权建设所达到的程度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欧国家。如英国中世纪后期,由于存在着比较强大的地方贵族阶层和地方自治传统,国王的政权建设遇到了地方贵族的制约和阻挠。为了推进政权建设,国王被迫寻求与地方贵族、乡绅和城市市民等阶层合作,由此带来法治、议会制度和政治参与制度的兴起。其结果是,政权建设不能按照国王的意志充分展开,反而导致政权逐渐转移到议会手中,促成了国家共同体的逐渐发展和强大,并最终控制了政权(Brewer, 1989; Downing, 1992; Ertman, 1997)。

   与此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兴起都要经历残酷的“打天下”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和地方社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无力与新建立的王朝相抗衡。因此,统治者在推进政权建设上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其统治的核心区域,通常能够把政权建设推进到极端程度,建立起完整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包括建立由统治者控制的,遍布全国各地区的官僚系统,以及由官僚系统直接控制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所谓“天下之势一矣”(曹正汉,2017)。其结果是,政权一枝独大,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犹如“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

   (二)国家共同体建设

   1. 国家共同体的联结纽带

“国家共同体建设”是指在国家疆域内,把分散的个人和地区联结成具有一定内聚力的政治共同体之过程,此种过程既体现为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逐渐增强,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的联结纽带逐渐强化和多元化。芬纳列出了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的主要联结纽带,包括统治者的纽带(指通过共同的统治者及其官僚系统把各地区民众联结起来)、地缘纽带(即共同生活的疆域或地域)、文化纽带(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民族纽带(共同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代表机构的纽带(代表各地区民众的议会机构)(芬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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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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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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