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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翀炜 孙东波:公地何以“悲剧”

——以普高老寨水资源争夺为中心的人类学讨论

更新时间:2019-04-10 00:10:54
作者: 马翀炜   孙东波  
而现在的私自“引水”和“把水”是在整体性的象征水权式微的情况下进行的。集体性的减弱使不少村民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越来越重,而对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无所顾及。

   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以扩展市场必然会带来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倾向,从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给社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个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对水取用无度的村落,水资源的紧缺是难以避免的。更为尴尬的是,旅游旺季并不是丰水期。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水稻收割之后的梯田里蓄满了水,梯田景观层次分明,游客特别多。这个时候恰好是旱季。村民用水紧张的时候,客栈仍要大量用水。当客栈经营者因为修建了自己的水池和引水设施得以更多地使用村寨生活用水的时候,他们的收益是最多的;而大多数并没有什么收益的村民反而用水是最成问题的。村民和客栈之间的关系就特别紧张。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客栈经营的主要获利者,除了客栈老板,还包括房东。房东往往为了顺利收租,会想方设法保障客栈用水。他们和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那些经营客栈的村民和没有经营客栈的村民之间的关系紧张也同样是不难理解的。经营客栈的村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经济实力的村干部,这样在用水矛盾中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干群关系的紧张。

   波兰尼在肯定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生活繁荣的同时,指出了无序的自由竞争可能带来的灾害,“那些将‘沙土变成黄金’的羊也同样可以将黄金变成沙土。”16以社会秩序错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为普高老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客栈经营者如果充分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那么他们也就应该认识到无序的竞争最终会使客栈经营因为破坏了水资源、破坏了村落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不可能持续。

   事实上,一些客栈经营者和村民试图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部分客栈经营者在水源短缺时主动停业,目标客户的差异使外来经营者与当地经营者经常分享经营方法和客源。一些客栈经营者开始雇佣本村村民,一些客栈经营者开始吸收村民参与合作经营,他们尽量多买村民的农产品,只要价格不是过高的话。村民则邀请外来经营者参与村社活动,如参与村寨性的祭祀活动以及村民的婚丧嫁娶活动。他们联合举办哈尼特色的长街宴招待游客,共同宣传环保意识,等等。但是,普高老寨水资源“公地悲剧”问题并不会因此得到根本的解决。

   现在村民和客栈经营者都开始注意到确定水权的重要性。统一修建水池和供水系统并安装水表都是可能的。但是,水资源的重新产权化要如何进行充满了争议。是否要对外来客栈经营者、经营客栈的本村村民及不经营客栈的村民区别性收费?如果要区别对待,应基于什么原则?此外,短期经营客栈和长期经营客栈的村民,是否要按时段区别性收费这样讨论还没有结果,新建一个公共水池、重新铺设水管的经费尚无着落,至于具体的实施措施以及今后如何管理等问题则未能触及。但至少在这样的讨论中,逐渐式微的象征水权观念被重新激活,许多村民认为他们过去拥有的水权在新的水权分配中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实物水权分配中他们要优于外来客栈经营者。在村民看来,对传统的整体象征水权的尊重是避免普高老寨水资源“公地悲剧”的前提条件。

   面对用水问题,村民表达着不满,倾诉着冤屈,也设想着应该怎么做。他们内部很难统一意见,更不用说还要与外来者协商新的用水方案,最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到政府身上。2010年政府投资在普高老寨集体林中修建了两个较大的水池,铺设了水管,村民用水条件大为改善。但是,这一整套供水设施并没有得到常态化的维护。这个项目是政府投资建设的,为什么要建,怎么建,村民关于这个项目有什么建议等等皆阙如也。正是由于这套设施是通过外部力量嵌入村寨的,在村民的观念中,尽管设施的实物产权是村寨的,但这套设施是政府相关部门建的,其象征产权理应是政府的。虽然设施与每个村民都有关系,但这些设施从根本上讲仅仅就是经济投入的结果,并没有多少社会的关联性,更没有神圣意义的赋予,因此也没有嵌入村寨社会文化之中。参加修建这些设施的村民都是“得了工钱”的,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在为自己或者本村出力。自然而然,“政府水池”“政府水管”是外在于村民的。当这些设施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指望政府部门来维修,而当他们想新建公共水池、铺设水管的时候,他们依然认为这是政府的事。他们向地方政府提出了申请,正等待回音。

   外来经营者则是另一种设想。他们希望如同收电费一样,都按照用水量收水费,水费作为维修管理的基金。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村民拥有象征水权,只是希望和村民一样缴纳使用实物水权的费用。作为外来者,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组织整个村寨来统一修建新水池、铺设新水管,也在等待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

   “公地悲剧”正在发生着,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客栈经营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有钱的村民想方设法购买其他村民的宅基地建房,无权购买宅基地和住房的外来客栈经营者则继续在本村和周边村寨租房,以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相应地,集体林地里继续上演着私自引水和私自“把水”的故事。

  

   五、讨论

  

   传统上,普高老寨由于村寨的各种边界是重合的,实物水权是遵循象征水权的逻辑运行的。象征资本是实物资本的合法性前提,实物资本是象征资本得以存在的现实条件。社会文化构建了象征水权,也成为实物水权的合法性基础。当两种水权分离之后,就可能造成各种问题,包括“公地悲剧”。当普高老寨的村寨集体性开始松动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象征水权与实物水权分离,尤其是象征水权的式微是这一“公地悲剧”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如果忽视社会整体性,就可能形成霍布斯的“利维坦”即强权控制的政治方式,或者是亚当·斯密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彻底私有化的经济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可能导致社会的紧张,后者则是在解构传统文化的意义,且这两种解决方式并非总是有效。

   重构社会秩序,防止经济主导社会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形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村寨主义,本身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外来客栈经营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村民,使共同使用共有资源的人成为相互认同的新的村社集体成员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存在的。然而,完全恢复过去那种能够使村民紧密合作的村寨主义已经不再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外出打工行动已经使相当多的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功者要么迁居城镇,要么主要经营旅游业而与村寨的关系逐渐疏离,在旅游业发展中获利的部分村民也不可能放弃新的生计方式,村民内部关系的变化也是不可逆的。

   重构新的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是必须的,如科斯(Ronald Coase)所指出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一样,17重构社会规则和秩序都是需要成本的。传统的村寨主义的树立和维护是需要成本的,象征水权需要通过年复一年村寨集体性的仪式活动来确立。每户村民在仪式中的支出和时间付出等就是维系社会、建立社会规范、保有文化价值观念的成本。在一个人员身份都已经变得复杂的社会中,不同利益诉求者在寻求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时候,谈判、协商等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要建构一个新的更加包容并且具有实质性平等的新的用水制度,这个制度还不能只是简单地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市场的规制就是必须的。而社会本身无法规制市场,这重任只能落在有权规制市场的政府身上。如何采取一些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建构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社会关系,解决村寨内部新近产生的各种问题,从而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则是又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公地何以“悲剧”?“公地悲剧”与产权问题紧密相关。就产权问题,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曾经坦言,“‘产权’这一概念常令经济学家莫测高深,甚至时而不知所云,似乎对这一概念的解释非法学家莫属。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习气又使经济学家欲罢不能,而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两类学者对产权的内涵各取所需,却能各得其所。”18“公地悲剧”问题也是法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会关注的问题。人类学坚持社会的实体性必须由社会整体性加以说明的学科精神,更应该对产权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

   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就会发现,假若一项资源或财产是为共同体所拥有的,那么共同的依据必然与社会制度规范有关,没有制度规范就不可能宣称或者实际拥有。“公地悲剧”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问题的结果。公共的事物总是社会的事物,没有共同的文化价值,没有社会伦理关系而只有纯粹的个人经济理性,公共的事物是难以想象的,“公地悲剧”也就会是一个假问题。因此,“公地悲剧”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社会矛盾问题。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约束及文化约束开始松动的时候,“公地悲剧”才可能出现。混淆“公地悲剧”和无主地悲剧,就可能忽视真正的公地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无法理解“公地悲剧”发生的真实原因,也就不可能从社会、文化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文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流动站云南省定向资助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哈尼梯田水资源利用研究”及红河学院博士科研启动专项项目“红河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农耕文化技术的保护”(项目号:XJ16B1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Dec. 13, 1968), pp. 1243 -1248.

   ②阳晓伟、庞磊、闭明雄:《哈丁之前的“公地悲剧”思想》,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8页。

   ④[美]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⑤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⑥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

   ⑦马翀炜、覃丽赢:《回归村落:保护与利用传统村落的出路》,载《旅游学刊》2017年第2期。

   ⑧马翀炜:《村寨主义的实证及意义——哈尼族的个案研究》,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⑨[美]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第97页。

   ⑩马翀炜:《村寨主义的实证及意义——哈尼族的个案研究》。

   11[美]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97页。

   12[美]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13P. Bourdieu &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119.

   14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5张小军:《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6[美]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第83页。

   17 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20页。

   18[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作者简介】 马翀炜: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Ma Chongw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University)

   孙东波:红河学院人文学院(Sun Dongbo, College of Humanities, Hong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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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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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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