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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翀炜 孙东波:公地何以“悲剧”

——以普高老寨水资源争夺为中心的人类学讨论

更新时间:2019-04-10 00:10:54
作者: 马翀炜   孙东波  

   三、行为失范与制度失语的社会原因

  

   波兰尼曾经深刻指出:“就一般而言,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物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是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④换言之,人们在社会中的包括谋求经济利益在内的行动都要遵循一定之规。像普高老寨发生的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私自引水及“把水”之类私占水源的失范行为,从根本上讲,与社会关系出现问题而导致制度失语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普高老寨也如中国诸多村落一样,村落共同体自然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都在发生变化并不再重合。⑤村寨多重边界的不再重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生活在普高老寨的人们的身份不再清晰。进入普高老寨开设客栈的人是否属于村民?租房给外来者的村民与未出租房屋的村民还是一样的村民吗?开设客栈的村民与没有开设客栈的村民的身份有差别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答案却是复杂的。开设客栈的外来者当然不是村民,既然这些外来者不是村民,那他们大量无偿使用村寨内的水依凭的是什么?租房户与非租房户都是村民,而租房户拿到的租金中是否有侵占了本村的集体用水的利益?开设客栈的村民与没有开设客栈的村民是否也存在因用水多寡而带来的实质上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普高老寨村民必须面对的。换言之,正是外来者带来的新的经营模式导致了生活在普高老寨的人们的身份模糊性,由此带来了集体性的松动,从而导致了“公地悲剧”,并引发了许多冲突。

   资源稀缺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常态。寻求帕累托最优的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帕累托最优的达成也从来都要求有一定的社会结构条件。资源配置的优化并非只与所谓经济理性有关,因为“一个完全自私的人类族群,由于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⑥在长期的再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村落不仅形成了一套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从而能够通过劳动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不断创造出文化并凝结出大量的文明成果,其中包括使用资源的制度。在村落形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使人与自然形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而且人们的社会关系、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也得以形成,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村寨既是实体性的存在,也是观念性的存在。⑦

   普高老寨是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形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村寨主义村寨。⑧传统上,在自然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基本重合的村寨中,人们身份的清晰也就意味着责权利都是清晰的。村寨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非常丰富的,村寨主义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是得到充分体现的。

   特定的村寨有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边界。村寨中的人们对土地的拥有是包含了这一边界内的土地、植物、动物以及水的所有权的。在哈尼族社会中,水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的生活用水与共有资源的生产用水两种类型。建寨之初,村民要开挖水井,共同开掘出来的水是属于全村人共有的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的水挑回家中则转变为私人物品的水。20世纪90年代后期,地方政府实施的通水工程已经完成。修建水池、铺设水管的政府通水工程使公共物品的水在通过水管进入村民家后转化为私人物品的水。绝大部分村寨的水井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井水的重要性仅仅在祭祀活动中有所表现。

   村寨共有资源的生产用水被引进梯田则转变为私人物品的水。历史上,村民们寻找水源,挖沟修渠把水引到田里。如果是几个村寨共用一个水源,用“木刻分水”的方法进行分水就非常必要。分多少水是由当时寻找水源、开挖沟渠时出力多少决定的。流入村寨内的水也可能会用“木刻分水”的办法进行分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村寨之间的分水是常态化的,每年年初,共用一个水源的几个村寨必定会到分水口一起查看分水的木刻是否完整如初,如果有破损,就必须按原先的比例重新制作新的木刻。通过层层分水的办法使共有资源的水根据找水源、修建沟渠出力的多少使各自的水权得到确定。村寨之间水的用量的确定是非常严格的。村内虽然也会有分水的木刻,但一般情况下并不使用。当然,在大旱之年,这些木刻也会使用,但不严格。村寨内用水大都还是以协商为主的。当水源很少的时候,白天可能是根据木刻进行分水,等到夜里,那些田里的水不够的人会守在沟边,把水放进自己的田里。当然,夜里来守着放水的人一般会适可而止,很少出现不管其他人的田里是否有水而只是想着把自己田里的水放足的情况。其他村民也认可这样的行为。这与村民认为流进自己村内的水从根本上讲也是属于整个村寨的看法有关,也与他们对水资源、水的产权以及对水的拥有、处置等权力的理解有关。

   在村寨主义村寨内,家庭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家庭的水权部分地是村寨共享的。在村寨主义村寨中,维持村寨社会纽带是非常重要的。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在这类社会中,“第一,如果一个人不顾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有关名誉或慷慨的习俗,他就会自外于社会而成为一个流浪者;第二,从长久而言,所有的社会义务都是互惠的,满足这些义务也最符合个人之给予——获得的利益。”⑨

   传统上形成的文化制度对于维护村寨共同利益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作为同一个寨子的人,要在同一时间过“昂玛突”(祭寨神),祭祀共同的寨神林,也要在同一个时刻过“苦扎扎”(六月节),要一起凑钱买牛,一起在村寨宗教领袖咪古的带领下祭祀磨秋、打秋千、祭祀神灵,要一起分享具有神圣性的牛肉。这些年复一年的村寨性仪式都在周期性地维护村寨的边界,确认村民的身份,确证村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村寨的人总是要按照历史传承下来的规则处理各种关系,对水之类的公共资源的使用就要遵循一定之规。传统上讲,要进入村寨成为村民都必须经过一些相关的仪式。⑩经过入寨仪式的人就为全寨所接受,并且按照村寨的社会文化制度享有村民拥有的所有权利,并承担起维护村寨的各种义务。

   村寨主义使村寨集体负有共同维护沟渠的责任,所有村民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村寨通过道德约束和集体惩戒制度性地规避着“公地悲剧”。明确的村民身份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力享有村寨土地上的水,也有责任去管护这个集体的资源。共同遵守的道德使共同体成员不必执着于平均主义,搭便车也不容易发生。在所谓公地上攫取自己的利益而置其他共同体成员受损状况的“公地悲剧”不可能发生。除了水资源外,村寨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等也不会发生“公地悲剧”。

   普高老寨等哈尼村寨经历过土改,也有过组织合作社以及成立人民公社等实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过程,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尽管“两委”在村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管理作用,但作为社会文化的底层,村寨主义仍然是发挥作用的。这一时期生产、生计方式与传统的方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即使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有村民外出打工,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化,村寨内部的村寨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当梯田旅游开发使外来经营者逐渐进入村寨,出租房屋以及经营客栈等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许多村民接受之后,村寨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村内的人的身份不再一致,原来共同体中的村民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包括维护公共水资源的用水制度在内的各种传统制度逐渐被解构。传统的用水制度自然也就逐渐失语。如新制度经济学家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言,“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11对共有资源的水的抢占,即是传统的有关水的产权的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受到破坏的结果。

  

   四、象征水权与实体水权的分离

  

   最终导致“公地悲剧”发生的行为失范还与村民传统的水权观念及用水制度遭遇现代产权观念的冲击有关。基于历史事实并受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启发,波兰尼深刻认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合”于社会之中的。12这一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下的结论对于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采用人类学整体论的视野,布迪尔也发现,“资本是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类型得以存在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象征资本,它是一个或几个资本组合的呈现方式。它能够彰显资本的特定逻辑。”13受此启发,张小军从经济人类学实质论的产权和资本体系的视角,论证了产权是包括了经济产权、文化产权、社会产权、政治产权和象征产权的复合存在。14为了理解社会的产权结构特征而引入的象征地权概念是极富启发性的。如果说“土地产权除了作为经济资本的实物产权之外,还包括作为象征资本的象征地权”,15那么就普高老寨而言,水权除了作为经济资本的实物水权之外,也同样包括象征资本的象征水权。

   象征水权也无疑是一种认同范畴的水权,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普高老寨土地上的水资源为全体村民所有的集体产权是依靠村寨主义的文化编码而确证的。维护村寨主义的村寨性仪式活动在周而复始地产生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也再生产着村寨集体对村寨边界内的土地、森林以及水的象征权力。象征水权因为是通过村寨集体性的仪式生产,并使其具有归属于村寨集体的整体性,从而是不可分割的。村寨的每一个人因为属于这个共同体而享有象征水权,这也是他们分享可分割的实物水权的合法性基础。

   传统上,象征水权的拥有者是村集体,因此任何具体的实体水权的使用都要遵循象征水权的逻辑,同一村寨的村民在用水问题上不容易产生纠纷。正是作为村寨集体一员的身份是明晰的,维护集体象征水权的责任以及在集体象征水权下分享实物水权就是有保障的。实物水权获得的前提是拥有象征水权。实物水权的合理分配也是对象征水权的维护。

   当这个村寨社会的自然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和经济边界基本一致的时候,象征水权的整体性和实物水权的可分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统一的。当这些边界并不一致时,整体性的象征水权不再稳固,会和实物水权发生分离。当村寨集体内部成员的身份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由村民共同建构的象征水权本身也随着这个集体的分化而使拥有者模糊起来。集体对象征水权的掌控能力下降的结果,就使单纯的作为经济资本的实物水权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至为重要。

   村寨集体性的逐渐式微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体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村民外出打工日渐增多,使村民与村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松动。外来客栈经营者租用村民房地而彼此发生经济关系,他们进入村寨并不以获得村民身份为目的,不和整个村寨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关系。出租房地的这部分村民与外来者建立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他们因与其他村民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了一定的隔阂。当客栈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为一些村民所采用的时候,他们也会与其他村民在具体的生存策略上产生差别。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导致了村寨社会结构内部的分化。随着集体边界的松动,为集体所有的象征水权被忽视,原本是基于象征水权基础上的实物水权便成为了人人可以抢夺的权力,从而造成实体水权的纷争并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

对具体水权进行争夺,具体表现为某一家或几家联合,勘探到一个泉眼后,“圈”起来,独占使用。大多数村民认为,“在过去,只要你勤快,你愿意去水井里挑水用,那些水就是你的。现在,只要你勤快,肯去‘引水’或‘把水’,这水当然就是你的。”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用水紧张是个大问题,但未曾注意到现在的客栈用水量增加太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过去的挑水自用是在象征水权为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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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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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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