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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年)

更新时间:2006-11-03 03:11:01
作者: 李丹慧 (进入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由此,中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为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过去评述较多的是,赫鲁晓夫搞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从而破坏了中苏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三个阶段对1954至1960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这七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敌对的时期。

  

  (一)

  

  第一阶段,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如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采取种种行动,积极配合中国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一再主张接纳中国参加大国之间的国际会议,并终于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使中国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担负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2]

  另一方面,苏联党和政府还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苏中双边关系。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态度和他首次访华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情。1954年初,中国向苏联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项目的请求,以及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周年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意向。据此,赫鲁晓夫着手重新审理每一个援华工程项目,对于苏共领导层有人提出的实施这些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努力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目前正处于苏中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样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进一步发展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启程访华之前又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此行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他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如果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克服其几百年落后状态这一重要时期,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3]面对一些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不作原则性让步,坚持让主席团成员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最终统一了苏共领导层的思想。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这期间,他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基地归还中国,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为中国提供5.2亿(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83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4]此后不久(1955年4月),中苏双方在1954年10月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苏方并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原子能研究机构,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另外,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期间还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苏方可以考虑放弃1950年2月苏中双方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该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的精神,建议予以废除。中国复照表示同意。至此,苏联正式放弃了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应该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华新方针和新措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和积极的意义。这次赫鲁晓夫以扩大援华为目的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一反斯大林时代由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的惯例,其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华关系的平等姿态,表明苏联承认中国是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平等伙伴,以及新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大国地位。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迫使中国签订的中苏条约《补充协定》实质上是想长期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把中国的东北、新疆作为两个势力范围;在建立中苏合营公司时,断然拒绝中国方面为利于掌握控制权而多占一点股份的提议;以一般物资援华,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签订橡胶协议时,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朝鲜战争中瞻前顾后,出尔反尔,尽由中国人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则躲在幕后作壁上观,如此等等。特别是斯大林在历史上就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使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而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苏联采取的极为苛刻的做法和不平等的方针,更令毛泽东感到是处于一种忍气吞声的屈辱地位,憋了“一肚子气”,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5]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长久压抑心中的充当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6]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他在1954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时专门提到,在中苏签署的有关文件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以示对此事的重视。[7]两个星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在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时作了长篇题词,热情赞扬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

  [8]作为对赫鲁晓夫新方针的有效回报,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从1954至1955年间,中国在苏联与东欧七国政府缔结华沙条约、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与美英法签订对奥和约、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发表和平宣言等诸项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此外,中国政府还响应赫鲁晓夫改善苏南关系的决定,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保持与苏联外交政策步调一致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甚至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9]毛泽东认为苏联具有“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10]因此对苏联的经验抱着高度信任和真诚请教的态度。1955年4月6日毛泽东致函赫鲁晓夫,送上全国党代表会议刚刚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和陈云同志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请求”苏方“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自然”“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并向赫鲁晓夫表示歉意说:“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11]当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领导中国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对于苏联的经验,更是依赖和重视。尤其是在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当党内一些同志根据苏联曾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犯过急躁冒进错误的教训,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速度等问题提出正确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短期内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可能的”。[12]总之,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毛泽东得以在较斯大林时期所处地位更为有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奋喜悦,直接促成了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日趋密切,以达鼎盛。而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作为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强国和邻国,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13];其四,赫鲁晓夫执政发轫,刚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毛泽东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这也从主观上为中苏共渡“蜜月”提供了保证。如此种种,决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14]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

  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14]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

  

  (二)

  

  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即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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