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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惠萍 张雨轩: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更新时间:2019-04-04 21:47:40
作者: 谷惠萍   张雨轩  
颂扬木曾义仲传说中妻子的《巴御前》《巴姬》,以及关于镰仓末期保皇名将楠木正成的《楠正成》《大楠公》《楠正成的智谋》等。在此类咏史军歌中,“蒙古袭来”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是贯穿日本近代军歌史的两大常见主题。(30)作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经历、神奇“取胜”的一次大规模异国战争,前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歌颂对象并不出人意料。早在江户后期,史学家、汉学家赖山阳就创作了著名的汉诗《蒙古来》:

   筑海飓气连天黑,蔽海而来者何贼?

   蒙古来,来自北,东西次第期吞食。

   吓得赵家老寡妇,持此来拟男儿国。

   相模太郎胆如瓮,防海将士人各力。

   蒙古来,吾不怖。

   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

   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

   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31)

   赖山阳的汉诗多慷慨激昂,颇有气势,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此诗末句“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足见一斑。“蒙古袭来”时日本上下惊恐之至,曾举国祈祷,但战争以元军出人意料的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胜利在神佛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中世纪,被渲染为“神风”之力。进入江户时代,以北条时宗为代表的武士才在《驭戎慨言》中受到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关注。赖山阳笔下“胆如瓮”的“相模太郎”,正是曾两斩元使的时宗。山阳借口武士手中的“日本刀”无法“膻血”,狂妄地表达了对“东风”的遗恨。这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对“蒙古袭来”进行炒作的开端,也是日本“元寇”文学的萌芽。

   明治维新后,随着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差别消失,明治政府“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效忠藩主的武士改造为效忠国家的军人”(32),国家主义在军歌中反复被提及强调,其代表词汇是“日本精神”的两大文化符号——“日本刀”与“大和魂”。刀剑是武士力量和勇敢的象征,代表着忠诚与荣誉,前诗中已见赖山阳赞颂。本居宣长在《初山踏》中则提出国学研究应祛除汉义,保留“大和魂”。吉田松阴被处决前也曾咏叹:“肉躯纵朽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33)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其所著《武士道》的英文原版以“The soul of Japan”(日本之魂)为副标题。(34)《拔刀队》中便同时出现了此二要素:“可叹自打维新后,日渐凋零日本刀。重振雄风再出世,今日何分敌与我。争先甘做刀下鬼,若是大和男儿魂。”(35)外山正一以勇猛的武士精神为号召,有意将西乡隆盛率领的反政府军与官军之间的近代“武士”之战塑造为近代国家的士兵之战。但国内战争似乎并非宣扬国家主义的好题材,在“何分敌与我”和外山对“敌将”西乡“古今无双大英雄”的赞颂中,“日本刀”与“大和魂”的作用对象模糊不清了。随后的《守卫皇国》(外山正一作词,伊泽修二作曲,1886年)中有所“改观”:

   守卫啊守卫,都来守卫。

   害怕成为别国奴隶的人们,

   好好守卫父母坟墓之国吧!

   为了皇国为了天皇,誓死也不后退。

   前进啊前进都前进吧,竖起皇国之旗。

   前进啊前进都向前进,守卫先祖之国。

   为了皇国为了天皇,誓死也不后退。(36)

   歌词中的敌人应是清朝(37),外山用恐成“别国奴隶”的危机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号召大家为守卫“先祖之国”“皇国”誓死奋战。永井的《元寇》之歌亦在这种国家主义背景中创作完成。其歌词共分4段,每段各8句。与日本多数由知识精英创作的早期军歌类似,主要以汉文写就。但并非《拔刀队》等当时军歌常见的“七五调”(38),而是一首“破格”之作。首句为:

   四百余州举兵,十万余骑之敌。(39)

   “四百州”为南宋时的行政区划体系,后日本常借以称呼中国全土。1590年,丰臣秀吉在致朝鲜国王的文书中声称要“一超〔朝〕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40)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频频使用此词,如甲午战争开战不久他在《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一文中提出:“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直冲其大本营,蹂躏四百余州。”(41)另一方面,日本则长期用“六十余州”指代其国土。据《大辞林》的解释,“六十余州”是“对畿内、七道的六十六国及壹岐、对马的总称。日本全国之意”。(42)这是日本基于律令制设置的全国行政区划,从奈良到江户时代经历了漫长的使用期。如军记物语《太平记》中有“六十余州的大小神明”(43)等说法,歌川广重(1797-1858)描绘日本各地名胜的浮世绘名作也被称为“六十余州名所图绘”。《元寇》歌词以“四百余州举兵”始,其背后是长久以来日本人脑海中“六十余州”的自称,暗含着中国和日本间“大国”与“小国”的鲜明对比。于是,泱泱大国入侵,大军压境小国的紧张场景在歌曲开篇就被营造出来。随后是“此般国难临头时,正值弘安四年夏季”。日本陷入“国难”之境,“弘安四年”的那场空前危机迅速浮现于日本人眼前。第二段歌词更加生动,聚焦于蒙古人的形象:

   多多良海滩边之戎夷,就是那群蒙古军势,

   傲慢无礼的家伙们哟,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

   歌词仿佛电影画面一般,“国难”的长镜头缓缓推进,携十万之势的“蒙古军队”从多多良海滩登陆日本。多多良海滩,指面向福冈博多湾的海滨。有多多良川流入博多湾,其南面是挂有“敌国降服”的箱崎宫和拥有“弘安之役”防御设施“元寇防垒”遗迹的千代松原。箱崎宫供奉的是日本的护国之神和战神——八幡神,与“蒙古袭来”渊源颇深。镰仓时代宣扬八幡信仰的宗教文学《八幡愚童训》甲本记载,箱崎宫中曾飞奔出30余神秘的“白衣人”,把蒙古人“击退”。(44)军歌《元寇》并未选取元军人数不到3万、武士节节败退、获胜原因暧昧不明(45)的“文永之役”,而是把元军人数众多、曾陷入局部僵持战、台风助力的“弘安之役”作为主题,既有大军压境的强烈危机感,也暗含着由供奉战神的神社箱崎宫和武士修筑的海边防垒双重“护国”的理念。“戎夷”一词则表明日本视元朝统治者蒙古人为蛮夷的“小中华”观念。1268年,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国书送达日本,日本朝廷草拟的回书中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46),语气高傲,但幕府仍扣而未发。“弘安之役”中元军被台风袭击后大量被俘,日本“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47)即原南宋汉人被充做奴隶外,其他“戎夷”全部被杀。明清交替后,日本“不承认清朝是中华正统,而认为自己才是‘小中华’或华夷体系中心”。(48)永井的“戎夷”一词,开篇即埋下以元喻清的伏笔。

   对蒙古人“傲慢无礼”的描写从何而来呢?镰仓末期,蒙古人是“白蒙古、黑蒙古”的异类(49),室町时期的《百合若大臣》插图中甚至状如鬼怪。(50)明治军歌《元寇》已经不再简单渲染蒙古人的外表,转而突出其傲慢的态度。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国书末句是:“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51)日本十分反感,扣下回书。忽必烈久不见回音继续几次派人沟通,日本均置之不理,“文永之役”后还两次违反外交礼节斩杀元使,一开始就放弃了和平沟通的镰仓幕府无疑是“傲慢无礼”的。永井的创作截取忽必烈来牒的只言片语,概括为“傲慢无礼”之态;并利用“戎夷”激起日本人的愤慨,由此引出下一句——“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作者寥寥数词,就勾勒出了一幅令日本人热血贲张、愤慨不已的图景,为下文进一步的精神动员做好了铺垫。歌词随后是:

   此番要为了国家,去测试日本刀的锋利。

   在“国难”来临时,武士们俨然以“为了国家”的名义,纷纷拿起“日本刀”奔赴战场。实际上,由于日本作为内向封闭的岛国未与其他国家接壤,“蒙古袭来”前国内多个封建势力并存、混战,人们并未意识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存在,众多武士参战的动力只是论功行赏。但永井将元军压境的危机渲染为“国难”场景,巧妙地唤醒了日本人的集体记忆,自然而然地提出“为国”而战。第三段出现“纵死亦为护国之鬼”,进一步号召大家为“护国”不惜生命。结尾处再借由“身为国家仇敌的,那十余万蒙古军势”,将“蒙古军”定位为“国家仇敌”。如此,永井先以“国难”引出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和危机意识,随后以“为了国家”和“护国”之说进行逐层递进,最后用“国家仇敌”的溃败作为歌词结束,这一情节设置可谓水到渠成、情景交融。“历史的真髓是感性。作为模拟体验有实际感受的时候,历史才有了生命”。(52)永井通过回顾、重构历史激发听众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艺术上“出色地”实现了弘扬国家主义的创作效果,也同汤地以彰显“国权”重要性为目的的“建碑运动”理念相一致。

   在歌词语境中的敌人元朝背后,同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的影子若隐若现。二者成为歌词的明暗两条线索,作者借古喻今的真实意图逐渐显现出来。永井借助“国难”与“戎夷”的引导,在历史上对元朝的“护国”之战与甲午战争前的清朝之间建立起高度的精神联系,其对外侵略的正当性说辞即将显现。

  

   四、《元寇》从“护国”到侵略的双重语境

  

   激发起士兵的危机意识和愤慨之情后,永井开始了精神动员的具体进程。首先围绕武士道展开。明治中期,日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恢复和再造武士道。武士对“主君”——封建藩主的种种以服从为宗旨的“武士准则”被天皇制国家所利用,随着征兵制的推行变成对军民洗脑的重要素材。继开篇的“国难”景象后,永井写道:

   毋论情势多恐怖,有我镰仓男儿在此。

   挟正义武断之名,一声吼示诸举世。

   “镰仓男儿”正是“蒙古袭来”中镰仓幕府的最高领导者——北条时宗。拒回忽必烈国书、两斩元使、下令修筑海边防御工事“元寇防垒”的,都是这位当时的武士首领。时宗执政时年仅18岁,在“弘安之役”后34岁死去,可以说其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抵抗元军上。在强大外敌来袭这一“恐怖”的情势之下,永井祭出时宗这一代表性的武士形象,既是所谓“国难”之解药,也是希望为士兵们树立英勇抗敌的榜样。鉴于歌词中对清朝的隐喻,时宗的“正义”之说也暗含了侵略中国的合理性。随后是对武士基本道德“忠义”的赞颂:

   携忠义之精神前进,而锻炼我们的技艺。

   如此“忠义”用于何人?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规定:“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我国军队世代由天皇统帅”。(53)由此,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的“忠义”被改造为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天皇的“忠义”。杀气随后而来:“此番要为了国家,去测试日本刀的锋利。”纵然死去,“大和魂则名垂青史矣”。对比《蒙古来》可知,同题材创作中“日本刀”一词再次出现并非偶然,表明永井直接继承了赖山阳弘扬武士的创作思想。山阳所谓“胆如瓮”的“相模太郎”与永井笔下的“镰仓男儿”也是同一人——北条时宗。《元寇》首句跨海而来的“国难”画面和对敌人的“夷狄”之称,也分别是对《蒙古来》首句“弊海而来”及“贼”之称谓的继承和扩展。

   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只求乘风破浪去迎击。

   以此粗犷猛夫之身,不讨取仇敌绝不归阵。

上文号召武士主动“乘风破浪”、誓死迎击的表述,恍然间令人产生“仇敌”究竟是元朝还是清朝的疑惑。随后一句很快给出了答案,“讨取仇敌”一词的日语为“仇を討ち”,又称“敌讨”,向敌人复仇之意,是武士道“忠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因主君或家人有难,向敌人复仇的故事在日本俯拾皆是。著名的《忠臣藏》《曾我物语》等都极力渲染、赞颂武士们敢于复仇的“忠义”之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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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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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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