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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黎丽 韩静茹:社会分工与民族

更新时间:2019-03-30 00:51:34
作者: 徐黎丽   韩静茹  
也是从事以上社会分工的人在交通条件和工具所限中,地域相对固定、职业相对固定的时期。人们以地上相同资源为基础,共同居住和劳动,与相近相邻区域的人通商、通婚、通识,最终形成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某一类人。如中国的汉人,汉字从水从又,就是指在众多的河流区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随着适合农业生产区域不断扩大,最终使得从珠江到黑龙江流域广大平原上从事农业的人均成为汉人。在蒙古高原上以牧业为生的人,虽然名称从匈奴、鲜卑、回鹘、铁勒、突厥有所变化,但最终蒙古兴起后,都因共同的职业而凝聚成为蒙古,至今蒙古就成为蒙古草原上所有人的共同称谓。印度人、埃及人、巴比伦人、贝都因人都是如此。即在使用地上资源时期,因使用的自然资源均能满足这一区域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需要,于是从生态到人文,具有了与其他人类群体区别的特征,这就是实至名归的民族。

   (三)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消解作用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能动物,通过不断迁徙将地球表面适合人类消费的资源为我所用,但当人类遍布整个地球表面,且随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资源越来越多时,人类就不得不寻找更加多元的资源为人类服务。这些多元的资源,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地下资源,这些地下资源又称底土资源,多为不可再生,其分布范围不仅没有按照人类建立的国家的范围分布,而且加工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产品过程中会对地球表面形成污染,于是越出国家范围建立的跨国工业及商贸公司层出不穷。因发掘和加工地下资源而形成的工业及其内部分工,加上维持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社会分工,使人类职业不断增加。即使有些社会分工因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增加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远远多于消逝的社会分工。空中资源同样如此,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利用到的民用空中资源有航空业和风能发电等为数不多的形式,但航空业从飞机制造、航线、航空公司、航空旅客及货物运输,已形成了巨大的航空产业链分工;风能产生的多种仪器到风能的转化及传输管理,又形成了风能产业链分工。以后随着太空资源的不断开发并从军用向民用转变,更多的空中社会分工也将发展起来。这样因发掘加工地下资源和利用空中资源形成的新社会分工,又会对早期社会分工形成的民族造成影响,或因社会分工的消逝,而对仍存在的民族的影响,则表现为消解。

   消解作用之一,就是来自那些已经消逝的社会分工,并以那些社会分工的名称作为民族身份的民族逐渐退出生产领域。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使用地下、空中资源,从表面来看是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但也是人类为养育更多人口的不得已之举。传统的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及其如影随形的商人一直都存在,只是传统社会分工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工人等后起社会分工,则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由于社会分工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前以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不仅在传统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分化,也在新兴社会分工的发展中消解。社会生活规则也逐渐从以民族为中心向以社会分工为中心转变,如与陌生人见面寒暄后首先要知道的事情,也许就是职业;在社会交往方面,大多以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为中心展开;即使在家庭生活中,社会分工及职业的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高低。民族身份逐渐被挤压到传统社会分工的偏远或交织区域,如森林人、努尔人、布须曼人、肖肖尼人、因纽特人等等。

   消解作用之二,就是强大的社会分工,将民族身份的应用挤压到历史记忆、祖先崇拜、节日庆典等传统文化领域。虽然传统文化的作用在于,当下人类遇到生存挑战时,祖先留下来的知识经验体系可以为化解今天的难题提供参考,可以在我们的文明过度物质化时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指导,但这些传统文化也需要与现代以社会分工为主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即必须满足现代人因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生活的不足,那么在满足现代职业生活外的需要时,民族便以文化的形式表现现代职业人对自己历史、祖先的了解及在职业工作之外业余生活中对文化的追求,如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其发展势头也很好,但将文化作为产业资源,仍然依靠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地球人类的生存需要。

   因此在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人类的职业虽然不如信息化时代那样多元,但却比人类仅仅使用地表资源制造适合人类使用商品的时期要多样。尽管这一时代从新大陆发现到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前只有短短500年左右,但是每一种工业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风能、各种金属矿产,均构成一种社会分工及职业,每一种分工又分离出许多流程或步骤,这些流程或步骤最终也演变为工业的子分工。这些工业分工不仅吸纳了传统农业、牧业或手工业中的富余人口,而且商人中也分离出专门从事工业资源和商品买卖的商人。这些被吸纳到工业各种职业中的人群便离开了以家庭、家族或部落为单位的出生成长地,变成了工人。当然他们在工人的职业中随职场升迁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从此便获得了多重身份。如在家族或部落中有因不同辈分产生的各种称谓,在工作单位则因有具体的工作岗位而获得职业身份。而且越在工作岗位干出业绩来,越在家族中有地位。这样获得工业分工职业的人,就对族群起着分离、蚕食作用。民族对具有工业分工职业的人来说,是根基,是家乡;而工业分工职业是个人成就。尽管在家务农或牧羊也是分工,但因工业职业给家族带来的财富和荣誉更多,工业分工成为分解民族的主要因素。民族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变成基础性社会身份。

   (四)资源传输和商品消费时代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瓦解作用

   21世纪以来,虽然传统和现代社会分工因满足人类不同需要而并存,但由于制造各种人类所需商品在以信息为标志的高科技支撑下持续发展,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从依靠资源逐渐转移到依靠资源传输和产品消费方面。如在资源传输方面,石油输出则是指石油资源缺乏的国家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传输石油资源。中东因石油资源丰富而成为许多国家传输石油的集中地。由于石油输出可以依靠海路油轮,也可以依靠陆地管道或油罐车,因此就出现了运输石油的分工与职业。在中国的边境地区,也因运输资源出现了“养车人”这种社会分工。如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西部多个口岸,就存在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在甘其毛都口岸,养车人大多以家庭一家族成员或亲戚朋友组成公司,小公司最少有2—3辆运煤车,大公司最多有10辆以上运煤车,司机一般为内蒙古人,也有少量中国内地司机,专门从事从蒙古国拉煤生意。在策克口岸,拥有运煤车的人家聚集在两三个大公司中统一培训语言、集中管理。(38)尽管经营形式不一,但“养车人”则是他们的共同分工。可以说,因为资源变成产品需要具有高科技支撑的加工厂,因此资源传输就成为以这种资源为中心的社会分工及职业。等到资源变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后,又涉及产品消费和产品运输,由此就产生了运输到实体店或直接从产地通过网络定购、通过快递直接传输到消费者的手中的信息产业分工,其中与民众消费接触最多的分工与职业就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因为普通民众看不到资源变成产品的资源发掘、资源运输、资源加工过程,只看到产品本身,而恰好快递员是送终端产品到消费者本人那里的人,因此这种分工与职业,就为广大消费者所熟悉,也能够成为这个靠信息生存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分工。

   虽然仍是以资源为中心,只是人类的劳动从资源制造成产品转向资源运输或产品运输方面,这是人类早期社会由人类本身的迁徙向现代人类社会的资源与产品向人类居住区域流动所决定。但它的出现,却进一步瓦解着民族身份。其瓦解方式如下:

   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全球或国家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使社会分工与职业都毫不例外地卷入市场后,民族再次被传统社会分工和新兴社会分工混杂的市场所瓦解。因为这个市场可以是实体存在的市场,如小到乡镇的农贸市场,中到国家边境区域的跨国贸易市场,大到国际贸易体系;也可以是虚拟的全球化的网络产品市场,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我们人类虽仍有家庭和亲属制度维持的民族形态,但我们维持生活的各种产品却更加社会化。我们维持生活的社会分工及职业不会是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锄头,也不是从先辈手中传下来的放牛鞭,而是在学习了多年的科技和传统文化知识之后去市场博弈,最终在不断妥协中找到维持生计的分工和职业。这样随着家庭成员社会分工多样化,家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分离,使得本来就已经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更加碎片化。

   因此,资源传输和商品输出时代,是以现代社会分工及职业为主的时代,也是当今人类分工最多元化的时代。因为依靠地上、地下、空中资源而维持的传统社会分工,仍在满足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需要而存在,只是一些分工中的子分工因机器代替人工而逐渐消失,比如幹毡人、麦客等等。民族虽然在某些传统职业上仍有优势,但同时也因传统社会分工的资源减少或科技掌握不够而被逐渐边缘。新兴社会分工一般都是以科技、信息为基础的分工,且年龄结构上更适合掌握科技和信息的年轻人。即使某种分工中某些民族成员比例较高,也在市场、社会、科技和信息的巨大影响下,只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内,才以民族的身份发挥某一场域和时段的作用。在家庭或家族生活中,因社会生活越来越占据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时间得不到保障,核心家庭的人类家庭生活与扩大家庭的联系更得不到保障。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民族又在现代职业竞争中失去了优势,民族在以分工职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支离破碎。民族只是人们追根溯源时想到的人类源头,是研究者用来解读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样品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只是祖宗的祠堂和儿孙的血脉。即民族就是用历史记忆和现实碎片堆积起来的虚拟或半虚拟共同体。

   总之,由于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自然资源及其产品消费,那么从发现、挖掘、加工到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各种产品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对人类本身繁衍发展至关重要。但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在不同标志性资源的时代不同,有建构、细化、分解和瓦解作用,即总体上的双刃剑作用。

  

   三、从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双刃剑作用再反思民族

   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之所以能够产生双刃剑作用,是因为社会分工决定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在的物质需求是否能够满足。人类使用什么样的身份能促进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这种身份就可以存在,否则只能重组或放弃。即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分工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方面,虽然民族身份对社会分工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由于人类繁衍与生存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的根基,因此民族身份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发挥最大作用时,也就是其民族身份最兴盛的时期;当民族身份逐渐不能充分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代替民族的其他身份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作用时,民族作为辅助身份促进这一作用发挥时,民族身份仍然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多元组成部分存在;最终当民族身份不能在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时中,民族身份逐渐被其他更为适应人类生产力关系的共同体身份所代替时,民族身份就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向基础性社会身份转变。

那么,我们就从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长河中来反思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体。采集狩猎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的成长期,其生物性和文化性均在成长过程中,其中生物性成长高于文化性,民族的生物性发展依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断外扩,并结成有利于人类的更大群体在社会分工中生存与发展;种植驯养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巩固时期,同样具有生物性与文化性,但其文化性逐渐高于生物性,文化性通过人类在利用地球表面不同生态区域的资源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分工及其职业得到体现,并成为体现使用不同资源并形成社会分工的人类不同共同体的称谓,这是民族身份使用最大化时期。因为与生物性相比,人类的文化性在人类获取自然资源并加工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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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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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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