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大病、重病预防能力。以医疗救助制度为基础，城乡居民医保(新农合)为主干，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为两翼，社会慈善救助为补充。实现医疗救助、新农合、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制度的有机衔接，协同互补。[18]第二，开展“慢性病签约服务”。对患有慢性疾病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实行签约管理，建立贫困人口健康卡，由县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各派出一名全科医生，配合村卫生室的村医与相应的农村贫困家庭进行签约，为签约家庭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慢病随访管理、健康咨询和中医干预等综合服务。第三，科学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全面推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并将分级转诊中各级医疗机构的“权”和“责”以制度形式规范化管理。第四，畅通医疗扶贫绿色通道。在县内各类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设立“健康扶贫绿色通道”，设立“健康扶贫病房”及“健康扶贫结算窗口”，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群看病过程中有导医接待和引领、有医生诊疗、有护士护理，形成病人、医生、护士的1+1+1的一站式服务模式。第五，建立“精准医疗服务”制度。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共三人，通常包括一位全科医生、一位护士、一位预防保健人员组成一个服务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为1—2个自然村(总人口在500人及以下)提供24小时电话、上门服务在内的连续的健康管理。具体服务内容不仅包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还包括必要时提供转诊服务，帮助患者转到合适的医院或科室就医并积极协助诊治；一旦患者病情稳定，指导患者转回乡镇卫生院或家中进行后续观察和康复治疗。第六，优化药品供应机制。地方卫计委和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应从政策上规制，投入上倾斜，鼓励支持药品批发企业向民族贫困地区配送质优价廉的药品，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同时要加大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建设，确保从省—州(市)—县—乡—村逐级药品供应保障，满足贫困人群的用药的量与质需求。

　　 (五)民族传统医学保护与利用路径

　　 民族医学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民族文化特点的疾病信仰与治疗实践[19]，健康扶贫中应充分吸纳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和文化要素。第一，各西部民族省份应利用健康扶贫资金加强民族医药重点专科专病建设，提高民族医药诊疗的规范程度，尽快制定有关办法，将民族“土医生”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应当重视民族土医人才储备，加快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保证民族医药后继有人；对部分健在的民族土医生的经验、秘方要及时抢救、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加强藏族、苗族、傣族、彝族、回族等民族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配方的筛选工作，并加大对珍贵稀有药材的保护和培育；县、乡两级医保报销医药目录应积极纳入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中医药和民族药，为民族地区提供优质的传统医药服务。第二，民族医药的诊疗技术和单方验方大都源于生活和医疗实践，是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重视民族医药的文献保护工作尤为重要。相关部门应尽快将诊疗技术、单验方整理编著成书保存，文献中必须认定并标注所有人的真实信息，确保药品验方持有者的知识产权不被剽窃和侵害。第三，地方卫计和民政部门应在尊重少数民族传统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采用参与式方法，用生动的图片、影片、话剧等方式，加强现代科学“生命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积极地引导和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树立科学的“生老病死”观。让他们了解并接纳“生老病死”是人类发展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而民族自身的宗教信仰文化与科学就医二者之间也绝对不是相互对立的，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医学二者可以各自在“心理治疗”和“生理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民族贫困地区的群众科学合理地看待疾病，并根据病情理性选择就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