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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龙 王文玉:裁量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更新时间:2019-03-30 00:19:23
作者: 王国龙   王文玉  
通过“法官造法”的方式实现利益的平衡。例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了“目的法学”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提出了“活法”、“自由法的观念”。又如,法国法学家惹尼指出,“国家创制之实在法,绝非法之全部,而是在它之外还存在有‘活生生的法律’,如习惯法、法学家的论述等。……应允许法官在国家法之外,通过‘科学之自由探求修补国家法之不足’。”{12}而英美法系则逐渐摆脱了纯粹的经验主义和法官无限制造法的阶段,如霍姆斯大法官就强调,“法官必须而且确实立法,但他们只是在间隙中这样做;一个普通法法官不能说,我认为对价原则只是一些历史的胡言乱语。”{13}因而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已有国家实在法之遵循以及承认国家法之不足,期待通过法官造法产出有效合理的判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日渐趋同。

   我国古代,法官在裁判中对于生活经验和人情事理的把控尤为重要,司法原情成为基本的司法原则,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情理型司法体制,法官的个人魅力在司法判决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体制下,“个人倾向于根据道德、情理不断追问‘为什么我必须这么做’,而不会无条件服从法律条文。为此,法律也必须加强道德性,把重点转移到根据具体情节和情况反复说理的沟通过程中。”{14}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发展成熟,不同主体诉求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得新型社会纠纷不断涌现,纠纷日渐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的样态。这造成了人们对确定性法律关系的依赖越来越强。“市场的利益关系使得传统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道德伦理话语的司法技术知识几乎失效。”{15}在此背景下,司法的角色期待转移到了对司法技术理性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落实国家法秩序的追求上。然而技术性司法所暴露出来的“秋菊的困惑”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传播呈现出即时性、爆炸性、全民参与性的情境下,单纯的依赖法律内部自洽的逻辑裁断案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在诸如许霆案、王力军案、于欢案、赵春华案和西安开发商举报自己违法案等案件当中,就暴露出了转型时期我国司法权运行逻辑的某些深层次困境。在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司法体制中,不仅需要有知识渊博、领悟与把握深奥的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也需要熟知本土人情,具有丰富司法经验和技术手段的法官。”{16}作为具有“东方经验”特色的审判实践智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种克制的司法实用主义立场正在逐步形成。

   因而,裁判理性不是摆脱法律文本之缰绳的法官造法活动,而是在现有法律和事实基础上对法律适用问题以一种更加审慎和综合的态度予以解读的活动;裁判理性也不是法官审判的独断和肆意,而是法官在法律体系的场域内通过理性、客观、充分的思考以及对裁判理由妥善说明实现法律和社会良性互动的过程。将裁判理性作为指导法官司法实践的理性原则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倡导。其中法官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相一致是裁判理性的直接指向。将“法律的内部理性”和“审判实践的智慧理性”统一于守法主义的观念之中是裁判理性的追求目标。通过法官在个案中理性化的裁量实现法律和事实之间最大程度的弥合,并努力向社会释放出稳定、合理的规则信号,从而凝聚社会的法治共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升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则是通过法官的理性裁量塑造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二、以理性化的裁量重塑司法公信力

   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有三轮:第一轮是彻底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建立人民司法。董必武主导的此轮司法改革为了弥补法律条文的空白,采取了群众路线和政策指导相结合,将直接民主应用于审判之中的路线。在这一路线下,法官的裁量甚至发展到无需参照法律的境地。最终,在文革时期出现了对法律和司法的全面否定,公检法的职能被人民审判所取代。这一时期虽然将法官的裁量交由人民来监督,但并没有达到优化裁量的预期,反而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

   第二轮即为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司法的重建,其重点是要求法官严格依法司法,以树立起法律、法官的权威。但由于社会的急剧发展与转型,立法上宜粗不宜细原则的指导,造成了虽然制度上不承认,但法院造法的现象实则日益严重,判例和司法解释已经有了创制规范、权利以及政策的强大功能。近年来随着社会热点案件层出不穷,法官的裁判时常面临着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各种标准的评判,同时也开始承载着纠纷解决、权利确认、社会控制、发展法律规则、引导社会行为等一系列社会治理职能的期待,法官的自由裁量似乎也面临着民意审判的困境。这样由于法官的裁量和体制之间的冲突,能动司法路径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现实中立法、司法制度的不配套等原因,民众对法官裁量的信任动摇,已经危及到司法整体上的公信力。

   第三轮即为当前我国正在推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新一轮司法改革将法官的自由裁量作为突破口,以“确立法治理念主义司法观、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为主题。正如季卫东所指出的,“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既不是简单的回归,也不是盲目的混合,而应该把基本目标设定为以适当的、有效的方法限制法官行使裁量的任意性……审判裁量的行使和限制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17}当前法官的裁量理性就是以法律上的正确性克制地回应社会的多元化诉求,通过统一适用的司法技术来保持自身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从而应对社会风险、明确司法职能、树立法律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因而通过合理的司法技术的运用以及司法制度的架构,实现守法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司法共识,是实现以理性化的裁量重塑司法公信力命题的有效路径。

   具体而言,集中表现为,第一,实现法官裁量的理性化要求法官以守法主义为准则,以精致化的司法技术为方式,保障裁判的可预测性和可期待性。在守法主义的立场上,精致化的司法技术是实现裁量理性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司法技术可以分为适用法令的技术和发展法令的技术两种。适用法律的技术就是法官通过司法三段论、法律解释和推理等方式以实现将案件事实恰当地镶嵌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目的。发展法律的技术指的是法官通过类推适用、对法律目的的解释、对基本司法原则的遵循等方式以实现对法律漏洞的填补和对具体个案正义的关照。从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主要措施来看,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精致化的司法技术:首先,司法技术的展开应当以法律文本为根本性依据。当前司法裁判时常面临着“政治压力、社会舆论压力、个人维权的压力”等多元化诉求的围攻。在能动司法的背景下,法官裁量的风险骤增。因而以法律文本作为司法权运行展开的溢出,实现审判权运行的独立性与自我规范性,凸显法律整体的系统性和权威性,无疑是树立法官裁量公信力的关键所在。虽然时常会有疑难案件对法条主义的裁判模式产生一定的挑战,但应当承认的是,在绝大多数案件当中展开依法裁判,才是法官裁量展开的普遍状态。司法的形式主义始终是司法权运行的主线和核心。司法中如果过多地强调案件的例外性,可能会危及普遍性的司法技术在实现法官裁量合理性和权威性上的内在价值。“守法主义乃是一种经久磨砺的技术性司法立场……遵循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进行审判,法律并不会产生荒谬可笑的问题。”{18}其次,法官应当合理地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体系是以文义解释为核心,以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等为补充。如何合理运用司法解释以实现对法律的合理裁剪,往往取决于司法解释技术的发达程度和法官的审判经验。统一司法解释方法的建构,能够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肆意性,推进法官裁量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学界的理论探讨和法官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推动以统一的司法解释技术应对类型化案件的有效途径。最后,法官在裁量中可以适当援引“司法原则、民俗习惯、惯例”等法律渊源,使得统一架构的法律体系能够和当地的风俗人情相统一,优化裁量结果的可接受性。在司法治理成为现代国家治理重要方式的背景下,法官的裁量在解决“通过学习西方架构起来的法律体系如何更好地和我国社会相兼容”的问题上,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法官应当合理运用法律的“平衡技术、续造技术、漏洞补充技术”等将当地的习惯、惯例与习俗运用于裁量之中,从而有效缓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现代法治社会和传统礼俗社会之间的张力困境。

   第二,通过“司法公开、程序建构、类案检索”等制度建设推动法官裁判说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果说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法律的适用则是一项说理的艺术。”{19}司法判决的说理是法官裁量理性最直观的表现,适当的释法说理能够提升判决的既判力以及司法的认同感。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指出,法官的裁判文书应当从“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四个方面展开释法说理工作,并将释法说理的质量作为评判裁判文书质量的重要标准。强化裁判的说理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努力:

   首先,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实现司法信息的对称,从而统一话语体系,强化说理的针对性。在司法判决公开已经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推进形成裁判的相关文书的公开。例如,我们需要努力推进法院的副卷公开,法官对证据采纳的理由和对辩诉双方意见采纳与否等也需要努力做到公开。由于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对法官裁判的思维轨迹无从知晓,这就容易造成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公众和法官之间话语体系的错位,甚至出现“法官面对当事人说理而当事人却给法官讲‘法’”的司法舆论困境。在法官办案网络化和节点化均已经成为大趋势的情形下,可以通过相关文书公开平台的建设和对接,有效推进形成裁判的相关文书的公开,进而实现信息的对称和话语体系的统一。司法公开的建设,同时也会为法官准确把握社会关注和诉求,实现裁量对社会正义诉求的良性回应提供帮助。其次,充分运用制度和程序的建构,将整个司法过程视为一个评价整体,确保法院审级制度的有序开展,使司法能够从整体上回应社会要求,降低法官裁量的风险以及司法信任危机的发生。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的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了二审、再审等司法程序予以改判或纠正。在二审、重审或者再审中,法院往往会对先前判决和社会正义之间错位的原因展开法律、政策分析,从而进一步查证案件事实、展开充分的司法论证、细致的权衡裁量,重新弥合法律与事实的间隙,满足公众的正义期待。正当的程序以及合理的审级制度的展开,从整体上架构起了司法公正的外在保障,从而能够通过阳光、透明、积极的回应式的司法姿态赢得民众的信任。最后,法官可以借助智慧法院建设中的类案检索制度建设,通过类案的对比以及对先前法官说理段落的借鉴,更好地实现判决说理的针对性。于德水案的判决之所以理法兼备,令人信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之前发生的许霆案的充分讨论为法官的说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智慧法院的建设中,类案检索系统的开发为强化法官裁判说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辅助和契机。通过类案检索可以准确发掘案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说理内容的不足,从而优化裁判的说理功能。

   此外,人们对于强化法官裁判的说理性往往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强化法官的说理就是强化法官运用道德教化、伦理常情等来推进说理工作的开展。适度的道德论证对于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无疑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通过法官专业化的法理论证才是实现通过裁判说理来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在司法和社会的互动中,法律适用的主导性和排他性是司法论证区别于文化论证、历史论证、宗教论证,确立司法权威,实现司法自治的必然要求。通过司法判决的法理论证,塑造民众以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为基础的守法主义美德,是良性司法的基本特征。

第三,破除司法全能主义的观念,树立有限理性的司法认知论,通过推进法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以回应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需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官往往承载着“青天”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期待。好法官往往不仅具有精通法律、执法不阿的职业素养,还承载着清正廉明、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智慧超群等“超人性”和“神话性”的品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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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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